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流派百家齊鳴。縱觀歷史，我們發現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對我國古代的思想影響最大。儒家與法家涇渭分明，儒家強調仁政，而法家強調法治，兩者看起來水火不容，針鋒相對。

然而，翻閱歷史，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戰國末年，法家思想的大佬李斯和韓非子竟然都是儒家思想代表荀子的學生。那麼，就奇怪了：為何師從儒家大佬荀子的韓非子和李斯，沒有成為儒家大佬，反而最後卻成了法家大佬呢？

這一切的根源要從韓非子的老師荀子說起，荀子是先秦時期儒家思想最後的代表人物。現實的殘酷，曾經給孔子和孟子等一些人好好地上了一課。儒家的思想到了荀子的時候，發生了“變異”，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荀子“性惡”論的提出。儒家的孟子等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他們天真的認為主要用仁政，就可以感化世人，建立一個完美的世界。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事實證明人性是靠不住的，不符合現實。於是乎，荀子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

為此，荀子“離經叛道”，提出了禮法並舉、王霸統一，禮高於法，禮為法之大本的思想。也就是說他老人家認為禮和法可以相互為用，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刑罰。以禮義為本，則法治就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了。荀子的此觀點的提出，開創了儒法合流的先河。

韓非子和李斯作為荀子的學生，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老師荀子這種禮法並舉的思想的影響。但是荀子還只是一個理論家，而韓非子和李斯二人可是要出仕做官的，在戰國的那個亂世，七國的國君們要的是法治，要的是像商鞅一樣，能夠讓秦國富強的人，而荀子的禮法並舉，是個雞肋。於是乎，韓非子和荀子完全拋棄了荀子的禮制，在各國推銷實用的法治。最後，韓非子和李斯華麗轉身，用實踐向世人證明他們自己是法家代表。

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思想從孔子的“仁”到孟子的”義“，再到荀子的”禮“，是越來越重視現實的功用以及可操作性，看起來與法家的思想越來越接近。而荀子的韓非子和李斯在老師荀子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成了法家集大成者。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更加雞賊，他們採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思想來治理國家。笑裡藏刀，誰不老實，就打到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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