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波特和波茲曼認為，“嵌入”過程（包括磨平）是日常謠言傳播中的典型模式。為了支援這個論斷，他們以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在美國緬因州發生的一件事所引起的謠言作為例證，這件事原本是，一位前來度假的中國教師詢問旅遊景點的方向。

在很短時間內，一則經過同化後的謠言在當地社群內流傳：“一個日本間諜爬上山頂來拍攝該區域照片。”奧爾波特和波茲曼指出，

這個故事依據人們內心的主導圖式（即日本人的間諜原型）被磨平與削尖了。

奧爾波特和波茲曼還指出，他們的ST研究結果與對幾何形狀的格式塔記憶研究以及投射測驗研究的結果非常相似（為了實現同化的效果，記憶與投射也類似地被磨平與削尖），以此支援“嵌入”過程的普遍性。

然而，在ST、格式塔記憶以及投射測驗研究中都觀察到磨平這一論點，只能說明各類研究的結果相似，並不能說明ST研究結果可以被推廣到所有（或部分）日常謠言情節中。此外，也有研究者批評ST研究不符合世俗現實（即實驗室經驗與日常經驗在很多關鍵方面並不匹配；，

因而更偏向於磨平的出現。對於ST研究的問題，研究者至少已提出了三個主要爭論點，我們將在這裡呈現並批判性地審視它們。

第一，巴克納（Buckner，1965）提出，ST研究中的資訊失真大多是由於記憶限制而產生的：“在奧爾波特和波茲曼的實驗中，詞語被磨平是因為人們難以回憶20個左右新的且具體的資訊專案。”奧爾波特和波茲曼注意到，ST研究的受試者收到保持資訊準確的指示，因此更傾向於不傳播那些他們不確定的描述。

實驗室條件下的ST研究受試者同樣沒有提問、挑戰或者探究的機會，因此容易編碼失敗。可是，隨後的實驗室ST研究允許受試者在各個傳播節點進行討論（即ST+互動），這時資訊失真減少，

但是磨平依然存在；也就是說，謠言陳述變得更短且更易於掌握。這種“ST+互動”的情況更加符合現實，因此比純粹的實驗室ST程式具有更強的可推廣性。

第二，與現實生活中的謠言參與者相比，ST參與者的情感投入要少得多（因此也就沒有動機去推測；）。不過，雖然運用了吸引人的謠言的ST實驗室研究確實發現了更高的傳播準確性（見第7章），但磨平依然發生了。

第三，特納（R。H。Turner，1964）強調，ST不能容納日常謠言的虛構階段。虛構指人們創造假設來解釋模糊情境，通常在這個階段後，謠言就會如“滾雪球”般擴充套件。在實驗室ST研究與現場研究中，研究者散佈了已經形成的謠言，因而沒有提供必需的模糊情境，排除了虛構的可能性。重要情境中的模糊性會指向虛構的發生。例如，公開的股市收購謠言似乎“來自市場專業人士對於不尋常的公司交易活動的解釋”。

“很少有謠言先於不尋常的股價和成交量變化產生。通常，市場觀察者尋求解釋這些不尋常的變化。由此，謠言便產生了。”

因此，根據特納的危機模型：危機發生時，人們尋求相關資訊；②當缺乏相關資訊或者正式信源不被信任時，人們會感到沮喪，進而從非正式渠道搜尋資訊；③如果沒有可獲得的資訊，人們便會進行“肯定性推測”，也就是說，人們會根據擁有的證據線索和理解框架進行推測。虛構便在這一階段產生。

有證據支援特納的觀點。大多數報告了磨平的現場研究都包含散佈已形成的謠言，這些研究中似乎不包含模糊而重要的情境。其中一項研究自我標記為“一個社群中的傳播實驗”。在249個家庭中，

17%的家庭被告知“金盾咖啡——黃金般的品質”這一廣告標語。之後，研究者向社群投送了3000份傳單，聲稱每個家庭都將被採訪，而那些知道咖啡廣告標語的家庭將被贈予免費咖啡。在資訊被傳播兩次之後，磨平（還有削尖和同化）便發生了。

第二個例子是這樣的：戴維斯和奧康納在一個學術部門中散佈資訊，說戴維斯的妻子懷孕了。這個資訊中包含了許多細節（例如，醫生的名字、孩子可能的名字），這些細節資訊都被磨平了。第三個例子中，研究者散佈了關於“明年可能向學生收取T恤的費用”的謠言。重點在於，與威脅安全、健康、工作或幸福的情境相比，這些例子的情境中包含的咖啡廣告標語、嬰兒出生通告、學生買T恤的花費似乎模糊性低得多，人們的投入程度也低得多。

然而，這種反對（即ST將虛構排除在外）假定了現實生活中的謠言情節都是高度互動和協作的；反對者忽視了一些現實生活中的謠言在傳播模式上與ST相似的可能性。在一些現場觀察性情境中，明顯因傳播方式與ST相似而發生了磨平。

斯坎倫（Scanlon，1977）追蹤了一則災難情境中的謠言的傳播序列鏈。雖然他發現了清晰的證據證明謠言添加了一些細節——正如我們對於COL情境的預測，但他也發現了一些顯示磨平（一些細節在傳播中丟失）的證據。此外，在卡普洛（Caplow，1947）的現場研究中，大多數謠言傾向於“簡化”）。卡普洛指出，大多數謠言包含三句陳述，許多謠言包含一句或兩句陳述，很少有謠言包含三句以上的陳述。

這些簡化是磨平的一種形式。再者，恩克巴（Nkpa，1977）報告了一個戰時的不實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被磨平——“奈及利亞北部將軍戈翁因為他的表現使奈及利亞統治者感到不滿而被殺害”這個充滿細節的故事後來變成了“我聽說戈翁在卡杜納［3］死了”。結果再次說明，謠言的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一些磨平現象，這可能僅僅是因為一定比例的謠言是連續傳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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