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又綠江南岸”，綠色從來都是春天不可或缺的顏色，春天萬物復甦，生機勃勃，所以綠色也成了頑強生命力的象徵。但在中國陶瓷的顏色釉隊伍中，綠釉可能是最低調的一個。

清康熙 孔雀綠秞弦紋尊

綠色瓷器自漢代延綿至清末，雖然從未站上“C”位，卻也不曾缺席一朝一代。如同藍天下青山間的一泓碧水，不見風浪，不會乾涸。

也許，華夏祖先看待綠色的目光，註定了綠釉平淡無奇的命運。但正是這種沒有審美加成、沒有皇權促進的沿革史，為我們呈現了一段更加真實的民間手工業發展歷程，進而映射出封建皇權對瓷業促進與禁錮的一體兩面。

一、誕生之初尷尬的文化象徵

從光學的角度綠色是最容易被看到的顏色，當它經過水晶體時，幾乎剛好落在視網膜上，所以令我們眼部舒適。所以為了護眼有人會把電子產品的背景調成綠色，看近處久了眼睛痠痛，也會起身看看眼處的綠樹。

有沒有感到很舒適？

綠色看起來如此舒適，但是當上升到審美象徵的層面時，卻並不怎麼受人待見。

《說文》：綠，帛青黃色也。其註釋寫道：東方閒色為綠。綠色青黃也。

一句話說明了綠色的“閒色”地位。春秋時期孔子出於對“禮”的維護，將紅、黃、青、白、黑定為正色，斥責雜色。如：

惡紫之奪朱…白當正白，黑當正黑…

孟子也說：

樹五色，施五彩，列文章，養目之道也。

在浸潤了千年儒家文化的華夏文明當中，正五色有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象徵意義。

當陶瓷器取代青銅器成為祭祀重頭戲的時候，具有五種正色的陶瓷自然被歷代帝王所重視。從而正色為貴，閒色為賤的規矩被廣泛推廣起來，並從上至下達成某種共識。

《長安十二時辰》復原古代官員服飾

比如唐代，綠袍是下級官員的朝服。白居易《憶微之》：分手各拋滄海畔，折腰俱老綠衫中。

又比如元代，《元典章》規定：娼妓家長並親屬男子，裹青頭巾。元人不懂正色閒色的規矩，但蒙古佔領的是漢地，民間避諱青色，以其閒色代替，稱“綠頭巾”。

明代，洪武三年下詔曰：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這也許就是如今令人尷尬的“綠帽子”的由來。

二、漢唐綠釉的地下生活

漢朝從來不是瓷器的時代，昂貴的金屬製品和華美的漆器才是上流社會的寵兒。上古輝煌一時的百越古窯，還在經歷秦時強行融入中原文明的陣痛，直到東漢末年才緩過神兒來，由原始瓷器蛻變為真正的瓷器。

但燒造簡單，價格低廉的陶器還是有它的一席之地。漢代的瓦當讓後世無數金石學家著迷，漢綠釉則是陪葬明器的主力軍，一個在天空，一個在地底，都與人間拉開了距離。

漢綠釉以鉛為基礎，銅為呈色劑。鉛釉在高溫下的流動性和高折射率，使其呈現出表面光滑平整，釉質清澈透明的玻璃質感，再配以飽滿的銅綠，讓人們第一次在陶器上見到了純正的顏色之美。在此之前，頑固的土黃色是原始瓷器揮之不去的夢魘。

漢綠釉輔首罐

鉛釉的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早在公元前2600年，世界上第一種人工染料“埃及藍”就在地中海邊生。而漢綠釉出現在武帝時期，有人因此認為，此時對西域的開拓，讓鉛釉技術從埃及進入中國。還有人認為，殷商時代的先民已經掌握了鉛的冶煉，西漢時也有成熟的鉛鋇玻璃技術（即琉璃），所以鉛釉應是華夏文明自身孕育的成果。

在此我們不做學術討論，無論其來源如何，漢綠釉都以明麗的色彩和適宜的價格，成為陪葬明器的首選。漢代厚葬成風，人們相信死後可以榮升天堂，所以亭臺樓閣、案桌灶臺、穀倉家畜、僕人歌姬無所不有，希冀著將今生的繁華帶入來世，卻在陰差陽錯中定格了2000年前的繁華歲月。

其實，綠色算不上漢代工匠的主動追求。只是因為當時僅有銅與鐵兩種金屬呈色劑，分別對應綠與黃。但去除鐵中的雜質非常困難，直到唐末才真正解決，所以黃釉的髮色質量往往不盡人意。綠釉就這樣坐上了漢代陶瓷的頭把交椅。

漢武帝—《歷代帝王圖》唐閻立本作

漢人尚黃，武帝定其為帝王服色，影響了後世整個封建王朝。此外，漢初流行過一陣紅色，劉邦還為此編了個“赤帝斬白蛇”的蹩腳故事，綠色從來不是他們的首選。好在綠釉孜孜不倦的表達著昂揚的生命力，讓其終於在地下世界找到了用武之地。

草木枯榮，如同輪迴一世，讓人類豔羨著、祈禱著自己也具備這種能力。綠色自然成為了這種期盼的最佳載體，委身於潮溼陰暗的墓穴，守護著主人遙不可及的來世夢境。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陶與瓷的選擇

西漢末年，地處浙閩的越窯在動盪中接納了大量的北方匠人，逐漸恢復了上古時的鼎盛，並於東漢末年完成了原始瓷器到瓷器的過渡。另一邊，漢綠釉則受其影響，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瓷器相比陶器，有著明顯的強度優勢，釉與胎的結合更加緊密，防滲效能也更好。此外，瓷器甫一登場，就以與生俱來的青色打動了隱逸山林的魏晉高士，明媚的綠釉突然顯得那麼直白淺薄。更重要的是，兵荒馬亂的大分裂時代，讓厚葬成為奢望。失去了地下的舞臺，綠釉變得無處安放。

白釉綠彩長頸瓶

1971年，北齊驃騎大將軍範粹之墓在河南安陽被發現，出土了數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瓷器，如白釉四系罐，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白瓷；還有相比漢黃釉有了質的飛躍的黃釉胡舞扁瓶。而消失了300年的綠釉，也在這裡悄然現身，卻是羞羞答答。範粹墓出土白釉綠彩長頸瓶，只被工匠刷上了幾筆綠色，不敢全器呈現，卻也明確宣告了綠色即將回歸。

三、盛唐之時，花開兩處

大唐的盛世，不僅承於筆墨、載於史書，也深刻的印入陶瓷的發展歷程。一方面，“南青北白”統領江山，奪走了皇室與文人的目光；另一方面，藍、黃、紅、黑也一一粉墨登場，於民間各展身姿。綠色也不例外。

唐代國力強盛，人民生活富足，漢代的厚葬之風跳過魏晉，重新盛行起來。雖然陪葬明器從漢綠釉換成了更加精彩的唐三彩，但綠色依然是當仁不讓的主色調。

唐三彩 貼花卉紋鳳首執壺

更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在北方出土的綠釉實用器，標誌著綠色終於從地下來到地上，從幕後走到臺前。呼和浩特出土唐代綠釉長頸瓶，帶著明顯的西域風情。也許正是外來文化的衝擊，讓唐人拋棄了對綠色的偏見，這也解釋了為何綠釉多在帝國北方現身。安史之亂前的唐朝北土，既是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匯聚之所。而帝國南方則一直是越窯青瓷的天下，文人士大夫們固執的延承著漢人的審美傳統，陶醉於青色茶器中的嫋嫋茶香。

總之，綠釉在唐代雖不盛行，也不少見。但走出潮溼陰冷的墓穴，對於綠色而言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從此，人們看待綠色不僅僅只是縹緲的來世夢境，開始用現實的眼光重新審視其審美價值。

四、大宋的綠定與綠磁州

趙匡胤見慣了五代十國時的興衰起落，深知“創業”不易，守成更難。於是宋初樸素之風大盛，白瓷當道。宋朝中期，隨著經濟發展，百姓富足，文人雅士的精緻生活成為社會主流，綠色終於找到了展現天賦的最佳舞臺。

炎炎夏日中，瓷枕是最清涼的臥榻之器，綠瓷枕則更加讓人腦後生風。

北宋張耒有詩讚曰：鞏人作瓷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發冷泥丸驚。瓷枕又高又硬，古人真的是用來睡覺的嗎？不會真的是“屍枕”吧？

綠瓷枕在北宋的燒造十分廣泛，河南鞏窯，河北定窯、磁州窯，江西吉州窯…遍佈天南海北。其中質量最高者，當屬河北的兩個窯口。雖然定窯以白瓷聞名，磁州以黑花傳世，但他們並未放棄延承於唐代的北方綠釉傳統，並大膽的將之前專屬地下的綠色施於枕上。宋人自有宋人的哲學，自有宋人的意趣。

北宋金 磁州窯綠釉剔花牡丹紋瓶

此外，磁州窯將白底黑花作品再罩一層透明綠釉，稱之為“綠磁州”，工藝繁複，成本高昂，顯然是為高階市場設計，美學效果卻並不突出，於元代草草收場。

靖康之恥，宋室南渡，有綠釉傳統的北方窯口落入金人之手。但金朝的自身民族文化發育並不充分，就迅速陷入了強勢的漢文化包圍圈，除了完顏阿骨打一番“以白立國”的表態外，對其他顏色並無追求，也就放任了綠釉的自生自滅。於是宋綠與金綠一脈相承，幾無區別。

五、精彩的遼代綠釉

提起遼國，大多數人可能只會想起金庸筆下的喬峰。其實，遼國文化非常精彩，介於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形成獨特的漁獵風貌：隨水草，就畋牧，車帳為家。

可見，“水草”是契丹人賴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綠釉在遼國的超然地位。而漁獵民族天然重商的特性，令其手工業水平並不輸於南邊文采昌盛的大宋王朝。

遼瓷最有特色的是皮囊壺、雞冠壺等仿皮具器型，以堅硬的瓷器表現皮革的柔軟，並恰到好處的呈現出皮囊裝水後飽滿的弧度，讓人拍案叫絕。遼人立國後，原來“車帳為家”的生活逐漸遠去，瓷器進入生活。

遼 綠釉皮囊壺

但綠色與皮革，仍然伴隨著當年的金戈鐵馬深深烙印在遼人的血脈。

大遼幾乎是史上最重視綠色的時代。契丹人從白山黑水之間走出，進而席捲大半個中國。即便後世對他們頗多不屑，以至元人所修的《遼史》以錯誤百出著稱，即便皇族帝陵也被損毀殆盡，但他們還是頑強的將綠釉留存世間。一千年前，遼人成就了綠釉；一千年後，綠釉為遼人正名。這就是文物的魅力。

六、孔雀于飛

也許你會認為見慣了“風吹草低”的蒙古人喜歡綠色，其實並非如此。成吉思汗自稱藍天的使者，還有大汗忽必烈帳中的那5000名職業觀星人，都說明他們從不曾低頭凝望土地，藍天白雲承載了他們的全部目光。

好在，一種叫做“孔雀綠”的色彩在元代悄然成長。在今人看來，這顯然是一種藍色，然而古人認為它是綠，而且是最綠的色彩，所謂“春來江水綠如藍”，就是此意。

孔雀綠與藍釉一樣，來自遙遠的中東。大唐末期，這種讓人迷惑的色彩跟隨阿拉伯商人的點點白帆，在東南沿海踏上了青瓷的國度，經過五代十國的動盪歲月，最終在山西紮根，當時人們稱它為“琺華”。

但是，宋代“汝官哥鈞定”的強勢，如何能讓琺華抬頭。直到金人到來，孔雀綠才開始大規模燒造，常見於佛道兩家的神仙塑像之上。元代，孔雀綠飛躍秦嶺長江，來到了忽必烈設立的景德鎮浮樑磁局，這裡有被蒙古鐵蹄擄來的伊斯蘭瓷匠。在古老的東方帝國裡兜兜轉轉之後，孔雀綠最終還是回到了故人之手，從而真正展現出應有的魅力。

著名的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1671件中國古代陶瓷中，有一件元代孔雀綠大罐，上面方方正正的“內府供用”四字，證明了其出身景德鎮的皇家御用身份。這種與藍色幾無差別的“綠”，很容易讓今人迷惑，卻恰恰打動了滿眼長空的蒙古統治者。孔雀綠也因此成為元代僅有的“綠色”表達，躋身景德鎮傳統釉色之列，一直綿延至今。

大維德基金會 孔雀綠“內府供用”大罐

至此，誕生於中亞的一抹曖昧色彩，附身孔雀之上，飛到了遙遠的贛北小城，融入了華夏美學的參天大樹。這段傳奇足以令後世讚歎。

七：修成正果

入明，綠釉的表現變得慘不忍睹。瓷業鼎盛的永宣、成弘時代，甜白釉、牛血紅、寶石藍、雞油黃，這些單色釉史上聲名赫赫的珍品，震撼了後世。而綠釉卻被人遺忘，直到嘉靖時期才重新現身，稱“瓜皮綠”，蔥翠有餘，沉穩不足，缺乏成為一代名品的企圖心。

好在，綠釉雖然錯過了永宣盛世與弘治中興，卻最終等來了中國封建王朝最後的盛世。

康熙爺的第二任督窯官郎廷極，世人皆知其郎窯紅名滿天下，卻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孿生的“郎窯綠”，也是同樣的“脫口垂足郎不流”，只是作為呈色劑的銅在高溫下的氧化程度不同，就得到了一紅一綠兩個截然相反的釉色，造物之神奇莫過如此。只不過紅色作為中國民族的“圖騰色”，自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關注，郎窯綠則悄然隱入同胞兄弟的耀眼光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郎窯綠梅瓶

康熙後期，綠釉終於迎來曙光，湖水綠嫋嫋登場。而當景德鎮御窯落在了審美高絕、酷愛單色釉的四爺手中時，秋葵綠、松石綠、蔥心綠、魚子綠……呈井噴之勢，綠釉家族終於揚眉吐氣，如同早春三月的西子湖，盡情展現著濃淡相宜的綠色風情。

康熙 湖水綠釉暗花杯及盞託

縱觀顏色釉的歷史，無論是徽宗的青、永樂的白，還是宣德的紅、弘治的黃，一到雍正手中，立刻分出濃淡、分出層次，變得眼花繚亂起來。不得不佩服四爺高絕的審美，總能在巨大的調色盤中找到最美的色彩，卻又恰到好處的抽走了漢文化審美中的哲學高度，只在美學領域恣意馳騁，展現了一個胸懷天下的精明帝王應有的手段和氣度。

雍正朝一眾綠釉中，最精彩的是蔥心綠。下圖故宮博物院藏蔥心綠綬帶雙耳瓶，輕巧的在綠色中加入一抹粉白，立即給人風光霽月之感。原來的濃豔與明媚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清淡柔美的內心感受。雍正爺精準拿捏了漢文化的審美命脈，至此，綠釉才算真正入了文人墨客的法眼，修成了正果。

雍正蔥心綠綬帶雙耳瓶

雍正時色彩的登峰造極，讓乾隆陷入了無可突破的尷尬境地，轉而追求造型之奇。完全背離了顏色釉以色彩取勝的初衷。所以我一向認為，中國顏色釉的歷史，結束於雍正一朝。起於青萍之末，終於巔峰之時，這也許已是最好的結局。

八：綠兮衣兮，實獲我心

從漢武到雍正，綠釉1900年的歲月，一頭一尾連線了兩個偉大帝王，中間則是一段攻苦食啖的艱難歷程。雖然顏色釉中從沒有誰能夠一帆風順，但也總有各自的高光時刻。像綠釉這樣全程不被漢家王朝待見，也是隻此一家。

現代人很難理解為什麼大自然中最常見的色彩，卻被人為的賦予了卑賤的含義。所謂眾色從五色出，藍與黃融合得到綠，是如今人盡皆知的道理。古人在色彩的調配中發現了這一客觀現象，並由此認為“混合”導致“卑賤”。其本質是維護“上尊下卑”的階級觀，進而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

漢綠釉的誕生，本來就有些陰差陽錯，人們將它安排在地下，讓代表生機的綠色陪伴逝者的安眠。好在，破土而出一向是綠色的強項。宋元明三朝，綠釉小心翼翼的尋找著自己的舞臺，不管是潛入夏日宋人的臥房，還是跋涉於白山黑水，亦或是附身“孔雀”之上，終於在又一個馬背民族的朝代中修成正果。

雍正秋葵綠釉印花盤

簡單總結綠釉的一生，你會發現在清朝之前，其生存幾乎完全依靠根植於民間的土壤。是民窯的匠人們不斷嘗試著綠色的表達，支撐著沒有上層社會關注的綠釉勉強延續著香火。最終依靠康熙父子的盛世明君之心，登堂入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瓷業作為最重要的手工業之一，連線著廟堂與江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方的態度主導著審美的方向，一方面使得中國陶瓷藝術因皇家的投入登峰造極，另一方面也扼殺了那些不符合“上尊下卑”觀念的陶瓷之美。

其實在“五色”之說尚未成型的春秋時期，綠色的意象非常豐富。《詩經·邶風·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裡…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幾多悼念亡妻的悽婉之思。毫無疑問，綠色是美的。這一點，上古的祖先們知道，馳騁於塞外的牧人知道，“潛邸”裡的四爺知道。他們知道綠色代表生命，知道綠色中有柔情，知道“春風又綠江南岸”、“春來江水綠如藍”。是他們讓顏色釉的隊伍中多了一抹低調的綠色，並讓其在最後的時光一展身姿。雖匆匆，卻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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