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陽貨篇

17。25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詮釋】

傳統上，人們以為此章是孔子告誡世人要修身就必須要去讒遠色。不過，對該章的理解歷來有頗多爭議。其中“女子”一詞引起了許多不同的理解，不少人又以之為孔子“輕視婦女”的鐵證。

孔子的一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引發了人們這麼多的思考，恐怕是孔子始料不及的。更為嚴重的是，此語不僅被視為孔子歧視婦女的有力證據，也直接影響到對孔子思想的整體認知。尤其近代以來，它被有的人認為是歷來婦女地位低下的開端，是“男尊女卑”觀念的始作俑者。

隨著儒學與傳統文化的復興，諸多學者力圖從新的角度對這句話進行解釋，有許多“正解”、“新解”、“辯證”、“我讀”之類出現。

毫無疑問，在經典詮釋中，應堅持經典溯源的方式，以經典解釋經典：回到孔子所傳承的文化和生活的那個時代，方能探得孔子“女子難養”說的真實含義。

值得注意或者必須注意的是，在文化觀上，孔子自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孔子所“述”者何？典籍中說得十分清楚，《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時代，齊國就有人說：“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家語·本姓解》）孔子遵循堯、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顯然，堯、舜、文、武等古代先王對孔子影響很大。堯、舜時代較遠，周代制度就是“損益”前代而來，朱子解釋說：“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論語集註》）因此，孔子應當更加推崇文、武、周公之制。由此我們想到，孔子崇尚“文武之政”，熟知周代文獻，那麼，有關孔子的一些“拿捏不準”的言論與爭議，可以結合周代典籍中的言說進行理解，這或許是一個十分切實合理的途徑。

孔子晚年曾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孔子對被後人視為“儒家元聖”的周公可謂魂牽夢繞，由此我們想到，孔子的言論應該與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周公言論屬於相同的“話語系統”，那麼將人們理解有爭議的孔子“語錄”與周初思想家結合比對研究，應該是一條十分合理的途徑。

事實上，孔子時代，周初的歷史文獻大量存在，《禮記·中庸》記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這使孔子得以瞭解與效法“周政”。在閱讀周代相關歷史文獻時，我們欣喜地發現，周初存在的一個觀念對於理解孔子“女子難養”說頗具啟發意義，這就是“小人難保”。我們相信這是解決這一聚訟不已的學術公案、開啟孔子此語之謎的鑰匙。

《尚書·康誥》記周公告誡康叔之語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大畏蓒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當時，周公剛剛平定管叔、蔡叔與殷人勾結的叛亂，《康誥》就是這種背景下對被封於衛地的康叔的囑告之辭。這裡，“小人”指百姓、小民。孫星衍疏引《釋詁》雲：“保，康，安也……小民不易安也。”小民不易安，應當在治理時保持一顆敬畏之心，因為“天威之明，惟誠是輔”，在民情中可以得到應驗。欲安其民，就應當重視他們，就要盡心盡誠，而不能苟安逸樂。總之，因為“小人難保”，就應當重視“小人”。

在《逸周書·和寤解》中同樣有“小人難保”之語。該篇記周武王的話說：“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這裡的“小人”同樣指小民、百姓。依《周書序》，本篇是周武王將滅商時，在商郊“明德於眾”之作。武王要求眾人重視小民，不能與小民爭利。尤其重要的是，這裡說因為“小人難保”，故應“惟事惟敬”。小民很難護養，就要事事施之以敬，這正是周人傳統的“敬德保民”思想的體現。

在先秦文獻典籍中，“小人”一詞比比皆是，均與“君子”對舉。例如《詩經·角弓》中說：“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尚書·無逸》中有“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君主重視“小人”，說明小人階層並非毫無地位。與《論語》同時代的《左傳》、《國語》等典籍中，“小人”也大都作地位低下之人解，如《左傳》襄公九年有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又如《國語·魯語上》曰：“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新公佈的清華簡《保訓》篇中有“昔舜久作小人，親耕於歷丘”之語，舜當初所做的“小人”也是此義。郭店楚墓竹簡有“刑不隸（逮）於君子，禮不隸（逮）於小人”，這就是《孔子家語·五刑解》和《禮記·曲禮》中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小人”是商、周社會中從事農業等體力勞作、地位較低的平民，包括一般庶民、鄙夫、野人，是王、侯、卿、大夫、士之外的普通百姓，是相對於為政者、大人、君子的身份地位的統稱。

查《說文解字》，其中明言：“保，養也。”是則“小人難保”就是“小人難養”。不難理解，孔子強調“小人難養”，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針對各層各級“養民”者（即所謂統治或管理者）而說的。

原來，這裡的“小人”並不是指我們慣常意識中的那些“道德低下的人”！在《論語》文字中，“小人”當然有與“道德高尚的君子”相對的意義，但其中有很多卻是指的“平民”、“普通百姓”。如《論語·子路》記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就不是對弟子的道德譴責。

孔子思想與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脈相承，由周初文獻我們知道，孔子說“小人難養”不僅不含有輕視“小人”的意思，反而反映出他對這一群體的重視，那麼，孔子說“女子難養”應該也不是輕視女子了。

在孔子的表述中，無論“女子”還是“小人”，其所謂“難養”，具體在於“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也就是說，“女子”、“小人”具有自身的特點，對他們既不可“近”，也不可“遠”，因為把握不當，容易造成“不孫”或者“怨”這樣的消極後果。

所謂不可“近”、不可“遠”，是一個需要具體掌握好的分寸、尺度。所謂“不孫”，就是不馴順；“怨”則是埋怨，怨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作為普通民眾的小民，一般不容易領會“君子”的意圖，在與君子相處時往往會茫然、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君子對待民眾就應當注意不“近”、不“遠”。《孔子家語·好生》記：“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認為，君子用心指使耳目，把道義作為勇的基礎；小人用耳目指使心，把不馴順當做勇敢。所以說君子被屏退也不抱怨，讓他帶頭也能做好表率，使別人能跟著他做。在《論語·陽貨》“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這一章之前，就有子貢所說“惡勇而無禮者”的話。所謂“勇而無禮”，就是“不遜以為勇”。君子可以“退之而不怨”，而對待小人，如果“退之”，就難免出現“怨”，這其實就是“遠之則怨”。

在《孔子家語·好生》篇中，還有曾子的類似表述。曾子說：“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小人既然確實有這種不知“遠”、“近”的茫然與狹隘，君子應如何措手處理？曾子認為，既不能過分親近，也不能過分莊重而顯得疏遠，過分親近就會簡慢，過分莊重就不能親近。所以，君子般的親近足以結交朋友並彼此歡悅，君子般的莊重足以成禮。孔子非常讚賞曾子的言論，認為君子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時，就要不“狎甚”、不“莊甚”，以“禮”約之，以保持好的關係。這其實正是孔子言說“小人難養”的本意所在。

對“小人”如此，對待“女子”自然也是一樣。在《論語》本章中，“女子”與“小人”是被繫結的並列主語。梁漱溟先生說得好，孔子的那些話，包含了他“對於人類心理的認識”，“孔子學說原是從他對人類心理的一種認識而來”（《梁漱溟先生論儒佛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孔子熟知歷史知識，瞭解民性。他一定認識到，商周時期女子社會地位較低，受教育程度遠遠不及男子。在經過他整理的《尚書》中，就有商紂王妃妲己“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的說法。春秋時期的家庭結構更是男主外、女主內，女子很少參與公共社會活動。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她們受到歷史條件的種種侷限，因而大多數女性缺少文化教育，極少有社會交往，難有志向抱負，視野不能開闊。歷史上對《論語》的註解，也多從女子性別特徵著眼，遂有所謂女子“其意淺促”、“無正性”、“志不在義”、“惟酒食之議”之類的理解。其實，孔子說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是他對女性心理情感依賴傾向的認知，究其原因，既有文化教育問題，又有心理性格素質問題。

不難理解，孔子此語是從政治管理的角度對“養”者即君子所說的，這是春秋社會歷史事實的反映。孔子特別強調要了解“民性”、“民情”，《孔子家語·入官》記孔子說：“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其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這其實就是一個“度”的問題。對於“女子”與“小人”，都要注意“政均”，不能“近”，也不可“遠”，以更好地讓他們恭敬、不怨。朱熹也是這樣理解的，他認為是“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就政治管理而言，孔子此言是說對待“女子”與“小人”都應當心存一份敬畏和戒懼。周初武王、周公說“小人難保”絲毫沒有輕蔑“小人”之意，那麼，我們也可以確定，尊崇和效法周政的孔子言“女子難養”，也同樣不會帶有任何輕蔑、歧視的意味。孔子的意思是，不論為人處世，還是為政治國，都必須處理好與“女子”、“小人”的關係，對於為政者而言，這更是必須慎思的問題。對“女子”和“小人”，需要注意如何與他們相處或役使他們，要取得他們的擁護、理解與支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他們過於親近，他們就難免簡慢而不馴順；如果疏遠了他們，他們就往往會產生怨憤。孔子此語，也體現了他對“女子”和“小人”的重視、關注和深切體察。

本文選自《論語詮解》楊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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