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梁啟超遊歷至鎮江焦山定慧寺，面對書法宛轉遒逸、如仙鶴振翅般的南朝齊梁時期的《瘞鶴銘》，不禁思緒萬千。76歲的高僧鶴洲見梁啟超鍾愛此碑，就把用日本雁皮紙零拓法拓成的《瘞鶴銘》相贈。

梁啟超在“瘞鶴銘跋”題道：“凡碑版皆尊舊拓，獨《瘞鶴銘》不然。水拓本當俟窮潮落，刮剔沙泥，偃臥仰拓，雖有良工，不易運技。今佳本在人間者，即若星鳳矣。鶴洲拓技如神，其本極可寶貴。”

梁啟超更將鶴洲所贈《瘞鶴銘》拓本定為“出水後第一精本”。

《瘞鶴銘》講的是一位叫華陽真逸的隱士某個壬辰年在松江得到一隻仙鶴，攜鶴雲遊四方。又到了某個甲午年時，仙鶴死於鎮江，主人哀傷之餘，遂用黃緞裹鶴而葬，並作哀辭銘祝，刻於葬所焦山西崖之上。然而《瘞鶴銘》的故事並未由此結束。

在幾百年後的一個風雨交加之日，《瘞鶴銘》被雷擊後一部分的銘石墜落長江，直到北宋慶曆年間，郡守錢彥遠從江中發現了一塊殘石，遂命人運至山上，築“寶墨亭”儲存。

此後，焦山寶墨亭裡的《瘞鶴銘》吸引了無數的文人雅士前來觀摩，賦詩讚美，隨著拓本的廣泛流傳更使《瘞鶴銘》名聲大震。

《瘞鶴銘》的銘文順序從左到右閱讀，文章優雅，文風飄逸，書體為楷書，卻帶有隸書和行書的意趣；文字大小不拘，自由舒張，格調高雅，故而倍受歷代文人書家推崇。“大字無過瘞鶴銘”是北宋著名書家黃庭堅對《瘞鶴銘》的書法藝術作的高度評價。董其昌稱“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之媚”。清代龔自珍更賦詩讚曰：“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肄山陰肄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與。”“二王只合為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可見古人對《瘞鶴銘》書法的崇拜程度。它既是書家習字的重要範本，也是金石考據家關注最多的刻石。

由於《瘞鶴銘》只書撰寫者的字號不書姓名，只書干支不書朝代，而且沒有完整的文章內容留下，宋代以來眾多文人學者對其撰書者、製作年代、文章內容、書法風格等方面的論說頗多卻無定論。大家主要依據文內“上皇山樵”“華陽真逸”和“壬辰”“甲午”等支離的文辭和其它內容傳遞出的資訊進行推斷，於是眾說紛紜，便有了王羲之、陶弘景、顏真卿、顧況、皮日休、王瓚以及鎮江無名氏所撰書等多種說法，其中又以陶弘景所撰書於粱天監年間者為主流，另外，隨著梁天監年刻制的兩個石井欄銘文的發現，也似乎旁證了《瘞鶴銘》書於南朝梁期間的說法。

但不管《瘞鶴銘》是誰撰誰書，筆者以為，我們所看到的《瘞鶴銘》文已非原作者的書跡，而是經過了刻石匠人加工而成的文字，文字中融入了刻石匠人對書法的理解和審美觀。所以《瘞鶴銘》與《天監井欄銘》書法的類似性，一方面反映了銘文書法的時代風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朝時鎮江地區刻石工匠的流派風格，二者歸一，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對《瘞鶴銘》的斷代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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