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國家林業部與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聯合舉辦一期為期40天的文學講習班，我所在的重慶木材綜合工廠是全國最大的木材綜合加工企業之一，為此也分配到一個名額。

當時規定參加學習人員的條件是40歲以下，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在省級報刊發表過文學作品。工廠裡包括我有兩三個同志符合這個條件。工廠宣傳部確定了工廠人事處的一個同志參加。該同志年齡比我大幾歲，水平也確實在我之上，也和我是好朋友。其實，我學寫東西還是他鼓勵我的。

但是，我非常想去，還跑到宣傳部長的家裡去找她爭取名額的。她雖然和我一批從農村調到工廠也和我一個車間工作過，人也非常之熟，但始終表示名額有限無能為力。

怎麼辦呢？我想到了四川省林業廳工會李繼唐主席。雖然我們不認識，但過去我在四川省林業職工徵文比賽中獲獎時，他在給我從成都帶來獎勵的一床緞子被面的同時，還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了我許多鼓勵（後來，他還邀請我作四川省林業職工演講比賽的評委）。那時候，不知道他的電話，打電話也不像現在這麼方便。我決定給他寫一封信。

為了信及時到達成都，我將信寫好後，貼好郵票，晚上跑到茄子溪火車站去等十一點過去成都的慢車。列車來了以後，我問車窗裡的乘客你是到成都嗎？他答是。我說我有急事情請你到成都後將這封信投到郵箱裡。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又到郵局給林業部宣傳司發了一封電報“請多給重慶木材綜合工廠一個學習名額”。為了節約字也節約個人的錢，電報最後沒有落款。後來在北京開會時，時任林業部宣傳司宣傳處的王光亞處長還表揚我們工廠對學習很支援，主動要求增加一個名額。原來部裡將我發的電報誤為工廠發的電報了。

幾天後，工廠宣傳部一個同志（榮耀勤）下班時碰見我話裡有話的對我說小何你不要為學習的事情揹包袱。又是幾天過去了，我收到了李繼唐主席的來信。他說已經給林業部打電話說了同意增加一個名額，剛才也給你們廠宣傳部打了電話，請他們安排你去學習。原來那個同志（榮耀勤）之所以話裡有話是他在旁邊聽見了李主席給我廠宣傳部長打電話的。那幾天我雖然內心無比喜悅，但還是沉住氣，沒有喜形於色。又過了幾天，宣傳部長叫我去。她說我們給你爭取了一個名額，但是現在只有一份表你拿去影印一份填好給我們報林業部。我謝了她。當然到今天也沒有向她說明我背後搞的鬼。那次學習，聆聽了幾十個著名作家講課，真的是受益匪淺。回來後的一九八九年我參加重慶市“三慶杯”作文大賽獲得一等獎。

約5年後，王處長的先生（中國某某公司總經理，副部長級別）來重慶檢查德國引進的某專案我去接他。幾次都想講一講這件王處長幫忙這件往事，話到嘴邊都忍住了。前面 “都是方言惹的禍”一文中提到了王處長。

約10多年前，我參加一位老同志80歲生日，與那位宣傳部長（後來她是黨委書記）夫妻同桌。幾次都想講一講這件往事，話到嘴邊都忍住了。她各方面口碑都很好，我經常與老婆聊起過去同事時都是一致稱讚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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