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只看各自宣稱的目標，咱們會以為儒、道、法是一樣的：

儒家“至聖先師”孔子理想中的世界，是團結、友愛、和諧的大同世界，“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道家創始人老子希望看到這樣一幅場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同樣是一幅和諧、安寧的幸福場景；

最讓人意外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理想，彷彿跟孔子、老子一模一樣：“其治國也……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疆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無死亡系虜之患。”看似宅心仁厚、悲天憫人，彷彿洋溢著菩薩心腸。

看似追求相同的外表下，卻是截然不同、天差地別的核心。

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可以濃縮為倆字：道德。但這其實並不是孔子的原創。

早在華夏文明誕生的上古時期，道德已經在國家政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第一部歷史、政治典籍《尚書》（意即“上古之書”）中，就結合周代及以前的傳說、史料，處處凸顯道德在政治及社會生活中不可取代的意義。比如神話傳說中的堯、舜、禹憑藉高尚的品德，不僅建立起蓋世功勳，也為後代帝王立下萬世儀則；作為反面事例，夏、商兩朝由於帝王荒淫無道，最終喪失天命、丟掉天下。

周朝建立後，統治者充分意識到道德對維護政權長治久安的重大意義，被尊為儒學奠基人的周公，就經常引用先代經驗教訓，教導周成王、眾大臣以先聖為榜樣，勤修道德；整個統治階層也逐漸形成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治國方略，並在此基礎上穩固、完善了宗法制，建立起一套秩序分明、等級森嚴的統治秩序。

到了春秋晚期，周王朝幾乎徹底失去了對諸侯的掌控，戰爭頻繁、社會動盪。經過分析與思考，孔子認為，混亂的根源在於宗法制度的崩潰；如果所有人都重拾周禮、君臣各安其位，實現貴賤有等、上下有序，那麼天下將再度穩定，百姓安居樂業。

可見，相對於依靠政治手段，孔子更重視道德、禮制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假如統治者能做到以德治國，定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至於儒家的道德核心，可以歸結為仁；因此，以德治國的要點就是施行仁政。

什麼叫仁？首先，“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親及疏，把對親人的愛擴充套件為對同類的愛，最終將實現“天下可運於掌。”

另外，“克己復禮為仁”，剋制慾望、讓自己的言行符合禮制，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儒家的以德治國，本質上是強調內在自我修養、外在行為規範的一體性，要求帝王、各級官員提升自我修養與行為規範，《禮記》甚至擬定了“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套政治哲學，為實現大同世界這一完美理想提供了行為原則。

同樣是為了解決社會混亂，道家卻提出了另一種思路：無為。

在他們看來，社會出現混亂的根源，在於人民擁有了太多的心機和慾望；想要無憂無慮，就要無知無慾。那怎麼實現“無慾”？“無為”即可。

老子說：“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慾望不僅是個人的敵人，也是人世間一切罪惡的源頭。因此，治國者應該“少私寡慾”，引導人們“無智無慾”，這樣遲早就能達到天下大治，即所謂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不過，並不是說不能有任何慾望，正常人都可以可以有慾望，但是不能貪慾、縱慾。

道家無為的理念，理論基礎來自“道”。“道”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是自然執行的，它無虛妄、無偏執、無妄為、無思念，也就是本性“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家主張的“無為而治”，就是透過自然的無為達到“治”的狀態。這裡所說的“自然”，指的是未加人力干涉的初始狀態，它尊重人的本性，實現遠勝於人為的奇效；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只要不超出本性的行為，可以統統視為“無為”。

但從本質上而言，道家的主張帶有消極、避世的色彩，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而莊子則聲稱“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社會進步、主張迴歸自然。

至於法家，在我們心目中早已形成了“刻薄寡恩”的印象，但實際上這一流派跟儒、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

我們知道，那些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曾經師從儒學大家。吳起先後跟隨曾子、“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學習；韓非子、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

與此同時，他們也與道家頗有淵源，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這種看似矛盾的關聯，實際上體現出儒、道、法之間產生區別的根源——為了實現同樣的目的，但因主張不同的方法，才形成了流派之分。

先與儒家比較。儒、法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為了穩固統治、強化君權。但在具體方式上，前者主張透過道德教化，由內至外地讓各階層接受、認可自己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麼樣的身份，就該有什麼樣的行為，不僭越、不違禮，各司其職、各得其所；

雖然也聲稱要救亂去禍，但相對於兼顧了老百姓的儒家，法家則純粹是為君主服務的；法家也主張教化，但它的教化並不是儒家倡導的德教，而是簡單、粗暴又直接的嚴刑峻法。透過獎、懲，逼迫人們遵照君主的意志行動，不觸犯刑法，個個老老實實、循規蹈矩，自然能實現“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的理想境界。

戲劇的是，孔子夢寐以求的“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狀態，經歷商鞅變法的秦國真的實現了。

假但法家也許忽略了一個要點：假如在位的是明君，上述邏輯看似毫無問題；但如果是個昏君、暴君身居廟堂呢？歷史上這類例子不要太多。

再看看與道家的關聯。

韓非子也講究“道”。《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韓非強調，君主應效法天地的無私，一切依道法而為。

但顯然，他所說的道，不是規律、本性，而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也是我們更為熟悉的“術”，顧名思義，指的是各種駕馭大臣、百姓的刑罰、謀略、手段與權術。所以才有了“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的說法。

更為諷刺的是，法家還繼承了道家的“無為”、反對進步的主張，可惜卻完全變了型。在他們看來，想要無為、消除慾望，最好的方式莫過於用刑罰打壓，“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完全走向了儒家的對立面。

至於說儒、道、法誰的影響力最大，其實很難界定。

在封建歷史上，歷代統治者幾乎都大張旗鼓地標榜自己要學習堯、舜、禹，成為胸懷天下、愛惜子民的有德之君；你要是不仁義、不尊奉孔子，壓根就得不到儒生、士人的支援，位子就別想坐得穩；

然而在實際行動中，嚴刑峻法、帝王權術卻大行其道，甚至連那些出身孔門的君主、官員對此也樂此不疲。最為典型的，莫過於三國時奉行仁義的劉備、諸葛，在奪取益州後，他們痛斥劉璋的寬容、闇弱，在蜀地推行嚴刑峻法，讓這裡成了他們北伐的大型物資、人員基地；

但道家思想，也是深入我們文明骨髓中的。在政治層面，一旦到了休要休養生息的時期，統治者往往會選擇無為而治、垂拱而治；在生活與文化領域，道家的影響力更是無微不至、頑強延續了數千年。

如果非要分個子醜寅某的話，也許就是：入世為儒、出世為道、治世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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