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代開始，中國的醫療行業出現了一個大轉折。倒不是水平有了突飛猛進，而是從此，一定要是熟讀儒家經典的醫生，才會被承認水平高。“所謂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大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

這件事說起來還是跟科舉制有關。考中了有官做，大大刺激了民間識字讀書的學習慾望，但實際上真能考中的人畢竟有限。於是，社會上也就囤積了大量多餘的讀書人，去庫存壓力很大。

這時候，去當醫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有了小時候跟四書五經較勁的經歷，臨床是否更高明固然難說，但閱讀醫家典籍，總是很大的優勢。民間諺語說：“秀才學醫，籠中捉雞”，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醫生們多半還是不甘心，對考試不能忘懷。明清有不少醫生留下“醫案”，記錄自己開過的藥方，也記錄自己給病人治病的經過和心路歷程。就在這類書裡，醫生常常會講類似這樣的故事：自己科舉本來是有希望高中的，但就是在迎考複習的關鍵時刻，有重病人找上門來。出於醫者仁心，他不得不殫精竭慮替人家治好了病，因此放棄了備考，這才名落孫山。

李時珍是不是也有類似心理呢？沒有這方面的記錄。但他對儒學和科舉的態度，顯然是複雜的。他讀書的天分不低，14歲中秀才這事，幾乎接近神童級的表現——現代人容易低估考中秀才的難度，實際上，明代平均每個縣，活著的秀才攏共才300個左右，考中的難度，至少不低於今天上個“985”。

23歲的李時珍放棄了科舉之路，大概是一種計算過成本與收益之後的理性選擇，談不上對科舉制的否定。最明顯的證據是，在培養兒孫的時候，李時珍沒讓他們都走自己的路，還是敦促他們在考場上打拼。最後，這些孩子大多也取得了秀才身份，李時珍的長子李建中更是在殘酷的考場裡殺出一條血路，中了舉人，當了知縣。

這件事對李時珍意義重大。《本草綱目》最早約於1593年在南京刻成，這就是所謂“金陵本”。一開啟這個版本，就可以看見作者介紹說，“四川蓬溪縣知縣蘄州李時珍”。李時珍並沒有做過這個官，這是把兒子的頭銜安在老子頭上。顯然，有個縣太爺身份，賣書也方便些。

這種終究還是要推崇官場成功的心理，在中國自然一點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今天喜歡強調李時珍和腐敗官場相對立的學者，往往同時也喜歡誇張體制對李時珍的認可度。

李時珍在太醫院不到一年，很可能是得不到認可被排擠走的，不少學者卻相信他做過正六品的太醫院院判。還有書稱李時珍的兒子把《本草綱目》進獻給朝廷後，得到皇帝的高度評價，實際上只是“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這麼一個簡單批示而已，書皮都不見得開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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