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變法維新，人們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產生了“六君子”的戊戌變法，實際上想以出售疆土換取經費的戊戌變法，還沒真正開始就結束了，如果他們真的成功了，是非功過還真難以評說。而在古代真正發生過的，對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四位變法名臣，下場似乎也都不太好。這四位變法名臣幾乎個個結局悲慘？他們的下場為什麼令人扼腕嘆息？我們細看史料就會發現，他們似乎都得罪了同一種人，即使生前能逃過一劫，最後也免不了被編出了一些段子，找出了一些“罪證”。

如果他們九泉之下有知，也會恨不能扇自己兩幾耳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我何不和光同塵？

這裡我們先要解釋一下和光同塵並不是同流合汙，而是《道德經》中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和光同塵後來的意思大致是不露鋒芒，而咱們今天要說的這四位古代變法名臣，就是鋒芒太露，以至於身敗名裂或者幾乎身敗名裂，而其中結局最慘的，就是開創有效變法先河的商鞅了。

商鞅，又名衛鞅、公孫鞅，原屬衛國王族，卻跑到秦國去幫助秦孝公變法圖強，而且也讓秦國從“（他）誰也打不過”變成了“誰也打不過（他）”，但是商鞅本人的下場是“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還有史料說商鞅“俱五刑而死”，墨、劓、刖、宮、大辟，也就是刺字、割鼻子、挖膝蓋骨、變太監、砍腦袋。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賞軍功禁私鬥重農抑商”，“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其核心是把公子王孫乃至平民奴隸都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結果觸犯了以太子為代表的的公子王孫士大夫的既得利益，雖然變法十年秦國國富民強（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但是商鞅還是沒逃脫身死族滅的悲劇下場。

在商鞅之後，兩漢交替之間，又出了一位變法名臣，而且這位名臣後來還成了“名王”或者叫“名帝”，他自然就是有“穿越者”之稱的王莽。王莽改制的核心內容，可以用八句話概括：一、土地國有，私人不許買賣；二、平均地權，每家分一百畝；三、廢除奴隸制，嚴禁人口買賣；四、強制勞動，不許遊手好閒；五、鹽、鐵、酒專賣；六、朝廷為百姓提供貼息貸款；七、計劃經濟，朝廷管控物價；八、除了農民之外，全面徵收所得稅。

王莽改制，不能說不超前，但問題可能也就出現在了超前上：歷代帝王都是從農民徵稅以養活官僚士大夫，王莽反其道而行之，剝奪了大地主的土地，還不許他們買賣奴婢，所以不管姓不姓劉，幾乎所有有話語權的既得利益者都反對王莽：“商人杜吳殺莽，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傳莽首詣更始（劉玄），懸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漢書卷九十九》）”三百年後的西晉武庫失火，“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晉書列傳第六》）”王莽最後跟劉邦的劍孔子的鞋同歸於盡（灰燼），也算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比起商鞅王莽身首異處骨肉分離，另外兩位變法者的下場還算是好的，起碼在宋高宗趙構當皇帝之前，王安石的風評和待遇還不錯：“贈太傅，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但是趙構那個軟骨頭一筆抹去了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所有功績：“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宋史王安石傳》）”

而趙構之所以看王安石不順眼，實際是金人看王安石不順眼：如果趙構按照王安石的思路來，沒準兒就可以跟金人掰一掰手腕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王安石變法的幾點舉措中找到答案。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其強兵的舉措就是全民皆兵的“保甲法”、淘汰冗員改變“並不知將將不知兵”狀況的“裁兵法”“將兵法”、加強騎兵建設的“保馬法”、研發先進裝備的“軍器監法”，此外還有抑制豪強地主兼併土地並透過瞞報而偷稅漏稅的“方田均稅法”、禁止官員大戶高利貸盤剝百姓的“市易法”、減輕農民負擔的“免役法”。這些新法無一例外地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乃至皇帝的利益——讓武將掌控軍隊，皇帝睡不著覺，斷了官員士族的財路，文官集團也怨聲載道。

王安石變法在有皇帝的時代，是必然的夭折的：他動了宋朝皇帝視若命根子的兵權，又影響了皇親國戚的收入。所以文人們編出了不少段子來惡搞王安石：說他從來不洗澡滿身臭氣，說別人釣魚的時候，他在一旁偷吃魚餌，而且把一盤子魚餌都給吃光了。

王安石變法的利弊，爭論千年也沒有一個蓋棺定論，這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任何朝代都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朝代皇帝的兵權都是禁臠，任何朝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是要維護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既得利益的，而這些人恰恰是掌握著話語權的。明朝的張居正，就是想跟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叫板，結果自己死後差點被挖墳掘墓，子孫後代被關在一個小院子裡，餓死了好幾個。

關於張居正變法，史料中是找不到明確記載的，因為“張居正改革”，在正史中是要歸功於皇帝的，名字叫“萬曆新政”——其實張居正變法改革的時候，萬曆皇帝當時還在流鼻涕。張居正變法的大多數規矩，基本都延續了下來，也在事實上為大明王朝續了命，但是有一條几乎是隨著張居正去世就馬上被廢除了：這就是考成法。

很多人詬病考成法，說這是大官壓小官小官壓差役差役欺百姓的濫觴，但實際上考成法是對各級官員的綜合考核，賦稅徵收完成情況只是其中一項，而且也不是漫天要價給老百姓增加負擔，只是讓官員們按時足量完成而已——其指標是按照最低標準制定的。但是官員們自從蕭規曹隨之後，就以“無為”為本，道家可以無為修身養性，但是官員無為，實際就是拿著俸祿不幹活。大家都當木雕泥塑熬資歷，越不幹活、越不會幹活的官員越受歡迎，還美其名曰“不擾民”。

如果官員們的本職工作，也就是“安民”“教民”“利民”的事情也不幹，那就純屬寄生蟲了。但是士子們十年寒窗苦讀，就是為了當上官之後作威作福只拿錢不幹活，張居正反其道而行之——所有的官員都上了發條帶上緊箍咒，不幹活或者不會幹活就得丟官罷職，這簡直就是掘了文人士大夫的祖墳，張居正沒有被掘墓鞭屍，還要感謝他原先的助手申時行的一念之仁。

雖然有老朋友申時行罩著，但是張居正的身後名和家人命運都令人唏噓：“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明史列傳第一百一》）”

我們看這古代四位變法名臣，有的死於非命，有的爭議不斷，而他們變法改革有一個共同特點：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由官員、文人、富貴者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下面的話不能說了，請讀者諸君研判：這四位改革家之所以結局淒涼無一人能全身而退，除了得罪既得利益集團，還得罪了誰？利國利民不利官，是不是他們變法失敗、身死族滅、名聲掃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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