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有這樣一個朝代，它歷時289年，共有皇帝20位，其中9人為宦官所擁立，2人慘死於宦官之手。這就是唐朝，一個高光與至暗同樣令人糾結的時代。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愈演愈烈，長安也成了權力鬥爭的跑馬場，宦官集團於此時登場，與李唐皇權既相愛又相殺，在矛盾中艱難維護著唐廷的權威。他們長期把持著以神策軍為首的禁軍，成為唐廷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任命宰相、廢立皇帝如家常便飯，這對唐廷而言並非良性常態。宦官們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李唐皇權，但同時也以寄生姿態吸食著李唐皇權的血液，用以維繫自身利益。

在長達上百年的時間裡，宦官集團憑藉與神策軍的深度繫結，影響甚至控制著皇權。歷史上，神策軍由強盛到衰亡直接影響了宦官集團的命運。換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將這個過程形容為宦官興衰的寄生史。

神策軍在設立之初，不過是一支規模兩千人左右的邊軍，駐紮在青藏高原洮水南岸。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神策軍與河西眾多邊軍一同奉調，趕赴關中勤王。兵馬使衛伯玉驍勇善戰，這支邊軍很快就在眾多勤王軍中嶄露頭角，但僅僅如此，距離它成為禁軍還差著十萬八千里的距離。直到宦官魚朝恩做了監軍，神策軍的地位才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

乾元二年，唐軍相州大敗以後，衛伯玉率神策軍駐紮陝州，和陝州節度使郭英乂共同鎮守此地。同年十月，衛伯玉大敗賊軍李歸仁部，因功升右羽林大將軍、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闕下以後，唐肅宗又下詔遷為神策軍節度使。隨著主將的升遷，神策軍也由一支小規模邊軍升格為中原藩鎮。

神策軍之所以能夠如此之快又幸運的嶄露頭角，除了主將衛伯玉的驍勇以外，監軍魚朝恩實際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關於這一點，史料上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魚朝恩身為唐肅宗的親信宦官，其主要任務就是為肅宗抓軍權。神策軍以其強大的野戰能力得到肅宗主僕的關注，提高其地位僅僅是第一步。很快，衛伯玉和郭英乂先後因功升遷，被調離陝州。魚朝恩就此接管了神策軍，並將原陝州節度使的軍隊併入其中。

唐肅宗死後，吐蕃大舉進犯關中，中央禁軍不堪一擊，長安危如累卵，唐代宗倉皇出逃，直奔陝州。魚朝恩統帥的神策軍護駕有功，至吐蕃撤軍以後，便隨代宗一同進入長安。如此，神策軍距離成為禁軍又更近了一步。兩年後，吐蕃軍再度進犯長安，神策軍以其出眾的野戰能力再度令代宗印象深刻。代宗有感於此，正式將其升格為中央禁軍。由此，神策軍的首領魚朝恩也繼李輔國、程元振之後，成為把持朝政，權傾天下的宦官。

神策軍的發跡看似很偶然，僅僅是宦官魚朝恩做監軍以後，為它帶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但其主要原因在於，安史之亂以後，唐肅宗父子對武將有著本能的不信任，所以作為家奴的宦官便成了重用物件，魚朝恩作為肅宗、代宗的親信，其掌握的神策軍自然會得到皇帝更多的信任，最終憑藉強大的野戰能力成為禁軍，也就順理成章了。

神策軍升格為禁軍以後，魚朝恩也水漲船高成了權傾朝野的宦官，甚至連唐代宗都頗為忌憚。當代宗感受到魚朝恩的潛在威脅以後，很快便聯合宰相元載將其殺掉，神策軍也不再由宦官執掌。代宗、德宗父子很清楚，依靠宦官維護朝廷權威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在誅殺魚朝恩以後，直至德宗執政前期，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代宗父子都有意識的疏遠宦官。

但是，一次意外很快就改變了唐德宗的想法。“涇原兵變”將德宗狼狽的趕出長安，地方邊將、禁軍將領、朝廷大臣各懷鬼胎、落井下石。忠心耿耿跟隨在德宗身邊跑路的，卻只有竇文場、霍仙鳴等宦官。一年後，唐廷平定叛亂，德宗再也不信任武將，徹底將神策軍的兵權交給宦官。從此以後，宦官執掌神策軍就成了定例。比起魚朝恩時期，宦官集團對神策軍的掌控已經變得制度化。

不過，唐德宗也並非無條件信任宦官，他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部，分置左右護軍中尉，左右中尉均由宦官擔任。德宗這麼做，實際上還是希望能夠在宦官內部做一些制衡，不至於一家獨大。只是這種辦法的作用有限，神策軍在事實上成了宦官的爪牙。

神策軍的高光時刻出現在唐憲宗朝。憲宗是個意欲有所作為的皇帝，即位之初便平定了西川節度使劉闢的叛亂，此後又對淮西節度使之子吳元濟用兵……一連串的軍事行動都取得勝利，天下藩鎮大為震動。唐廷的權威自安史之亂以後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唐憲宗對藩鎮用兵，所依賴的就是神策軍。

這一時期，由於唐憲宗比較強勢，掌權的宦官都是他一手提拔，所以宦官們相對比較安分。但是，等到憲宗晚年，宦官集團內部因為立太子出現齟齬，以王守澄為首的一派保太子，以吐突成璀為首的一派則主張擁立澧王李惲。但憲宗不喜歡太子，甚至有廢太子的打算，這為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王守澄、陳弘志等人於大明宮中和殿將病重的憲宗殺死。太子李恆得以即位，是為唐穆宗。

宦官王守澄不但弒君，還曾三次參與廢立皇帝，這為宦官進一步侵蝕皇權開了極壞的惡例。他之所以有底氣敢於明目張膽的弒君，並在弒君以後堂而皇之的隱瞞皇帝死因，所憑藉的也是神策軍。

如果說，憲宗死前，宦官參與政治鬥爭，好像家奴各為其主的爭產大戰，那麼在其死後，則有了鵲巢鳩佔的趨勢。宦官集團對皇權步步蠶食，更像寄生在宿主身上的寄生物，不斷吸取血液和養分，以奪取更多的利益。寶曆二年，唐憲宗的孫子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等人弒殺，無論宗室或大臣，都對此敢怒不敢言，皇權已經被宦官踐踏的千瘡百孔。

最終殺掉弒君者的還是宦官！宦官劉克明弒君之後，打算擁立絳王李悟，併除掉兩次擁立皇帝的王守澄。但王守澄經營神策軍多年，豈是根基淺薄的劉克明所能比？果然，王守澄聯合神策軍左中尉梁守謙先發制人，殺掉了劉克明、絳王等人，並擁立唐文宗即位。

其時，宦官把持左右中尉和兩樞密使，合稱“四貴”。左右中衛統管北衙諸軍，兩樞密使負責接收奏章以及傳達皇帝的命令，在實際上分割中書門下的大部分權力。而當時中書門下的長官即等同於宰相，換言之，“四貴”不但掌握軍權，還侵奪了宰相事權。

“四貴”於唐文宗時代跋扈到極點，就連文宗本人都在這些“家奴”面前忍氣吞聲。大和二年，舉人劉賁在對策中當庭指責宦官。

“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閽寺專廢立之權……”

然而，士子捨命慷慨激昂，大臣卻不敢言，就連文宗都沉默不語。可嘆劉賁在宦官的誣陷下獲罪，鬱鬱而終。

唐文宗不敢當面表達對宦官的不滿，卻在私下裡聯絡大臣，打算除掉在朝廷上盤根錯節的“四貴”之首——王守澄。但王守澄經歷了無數次政治鬥爭，文宗的第一次反擊毫無懸念的以失敗告終。文宗痛定思痛，悟出了那個時代的終極真理。幹掉宦官的只能是宦官。於是，他聯絡宦官仇士良，以其為左中尉，利用二人的矛盾架空王守澄。失去兵權的王守澄成了沒牙的老虎，一代權閹終於走到生命盡頭。

讓唐文宗想不到的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新任左中尉仇士良和右中尉魚弘志繼續專橫跋扈。無奈之下，文宗打算故技重施，剷除仇、魚二人。可惜訊息提前走漏，參與除閹的大臣六百餘人被“清洗”。這次失敗的政變史稱“甘露之變”。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病重，仇、魚二人再度聯手，廢掉文宗太子，改立李瀍為皇太弟。兩天後，文宗病死，皇太弟登基，是為唐武宗。

皇帝在重用宦官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漸漸反受其害。但比起宦官的危害，大臣和藩鎮的危害則更甚。這些擁有名望、地位和兵權的文臣武將一旦發動政變，勢必將取而代之。而宦官們由於特殊的原因在唐廷內部好似無本之木，雖然能夠權傾朝野，卻永遠無法像文臣武將一樣取李唐而代之。這也是宦官們發動過無數次宮變，卻每次都要立一位李氏子孫為帝的主要原因。

李唐皇權就是依靠寄生在病弱身軀上的宦官們，侵奪了相權，打壓了強藩，但同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在這種“寄生”與“共生”的艱難處境中，勉力維持，又延續了一百多年。

在把持“四貴”的上百年間，宦官們雖然生理有缺陷，但同樣希望以家族血脈和姻親維繫權力的世代更替。由此，那個時代特有的畸形產物，宦官世家誕生了。世族由漢末發展至唐朝，始終是國家政治生活中重要政治力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等大族子弟仍舊壟斷著朝廷要職。“四貴”為了延續政治利益，便在形式上效仿世家模式，以養子制度為手段培養接班人。

大批幼童淨身進宮，拜在高階宦官門下為養子。若干年後，出類拔萃者會被著意培養，成為養父政治上的延續，繼而形成特異的宦官世家。其中，此類“世家”以楊延祚家族最具代表性。

楊延祚作為代宗時期的功臣，曾官置太中大夫、內飛龍廄判官。此人雖然無法和程元振、魚朝恩等權宦相比，可秩級仍算得上高階宦官。到了楊氏第二代的楊志廉，則更進一步，以開府儀同三司任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已經列於“四貴”，位極人臣。此後楊氏的第三代和第五代仍舊為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氏一門竟顯赫數十年。

像楊氏一門的宦官世家在中晚唐不止一例，他們以養子為手段延續家族影響力。但這種延續隨著神策軍的消亡也迅速衰敗，與唐王朝一同被埋葬在歷史的塵埃當中。

當時間到了僖宗朝，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黃巢叛軍轉戰大半個中國，摧枯拉朽一樣毀滅了唐朝中央與藩鎮之間的微妙平衡。長安的陷落，神策軍的土崩瓦解，讓宦官集團在一夕之間成了無本之木。而且，隨著舊體系的崩塌，李克用、朱全忠等新藩鎮崛起，唐廷徹底權威掃地。失去神策軍的宦官集團成為沒牙的老虎，為了繼續保持權勢，就只得投靠強藩，成為強藩在唐廷的代理人。宦官集團與李唐皇權的“寄生”、“共生”狀態隨之終結，唐王朝在一片廢墟中走向了生命的盡頭。

前文說過，唐朝是一個政治上很不穩定的朝代，即便在強盛的前期，政變、兵變也不從沒斷過。而造成唐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只是無數叛亂中的一次，與此前所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叛軍鐵騎踏破洛陽城牆，攻進都城長安。究其根源，其肇因在於制度上的不完善，天下安危全靠皇帝個人的能力與權威維繫穩定。“安史之亂”以後，皇帝大都不信任武將，以肅宗、德宗為例，任用宦官掌握兵權，成了他們無奈的選擇。然而，宦官掌握兵權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分割了武將的兵權，侵奪了宰相的事權，卻弄巧成拙，使得宦官尾大不掉，反噬了皇權。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這種頭疼醫頭的辦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到唐朝滅亡半個世紀以後，北宋的開國皇帝設計了一整套疊床架屋的制度，徹底將權力裝進籠子。自此以後，兵亂罕有發生。然而，矯枉過正又帶來了新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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