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世界漢學家，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曾受教於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

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

史景遷，這個中文名是中國史學家房兆楹為他取的，意為治史就要敬仰司馬遷。

史景遷在自己的客廳搞了個以“中國”為主題的文學派對，他跨越時空，邀請了馬可波羅、利瑪竇、卡夫卡、尼克松及斯諾等48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朋友。前來的每一位朋友，都用自己不同渠道瞭解到的中國，侃侃而談，據理力爭。

他們用自己的知識疆界，談論著中國的風俗人情、建築、制度，以及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等。時間跨度之大，涉獵範圍之廣，涵蓋內容之多是極其罕見的。

一波談論過後，客廳天花板上飄蕩著的，除了尼古丁的味道，還有西方人對中國的幻想、洞察與偏見。

這便是史景遷著作的《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

這不只是關於中國的書，更是一本關於中西文化相遇、碰撞和互動的書。

史景遷把13世紀到20世紀西方人口中新奇多樣的中國，按時間軸梳理在這本書中，透過這面“西洋鏡”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作為他者的中國的一次追尋，還鏡映出西方當下的社會問題。

書中出現最多的中國歷史是蒙古可汗時期，蒙古騎兵的鐵蹄對西方的征服陰影從未消除，它對西方強大的影響力超越了中國任何時期，本書取名為《大汗之國》就是最好的力證。

雖然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失客觀，“窺探”多於“瞭解”，但仍有可鑑之處。

我們需要明白，西方傳教士盛讚中國人美好的道德品質，是出於對本國社會風氣的擔憂。馬克·吐溫描述海阿松在美國所遭受到的種種歧視，實則是抨擊當時美國存在的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

西方人無論用什麼論調來談論中國，其實都與談論者彼時所處的社會時代密不可分。因此，當西方人談論中國時，更多的是在談論他們自身。

史景遷在書的末尾寫道：“關鍵在於耳朵，只聽想聽內容的耳朵。中國從來都無需為了迎合西方而去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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