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要解釋清楚，有很多角度。如果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來說，從三代至唐，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唐代之後的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表面來看，是唐朝之前的大臣，是可以和皇帝坐而論道的。而唐朝之後的大臣，只能站著跟皇帝彙報工作。士大夫的精神，也從一諾千金的“諾”，變成了包衣奴才的“喳”。

（先秦貴族的擔當）

自從產生了農耕文明以來，中原王朝一直在與北方的遊牧部落進行著戰爭。與其說這是生存權的戰爭，不如說這是農耕文明將自己從夷狄腥膻中用鮮血強行隔離開來的民族自覺意識。在最早的記錄中，商朝曾經一次出兵13000人，還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帶隊，攻打北方的遊牧民族。

到了周王朝時，周公在商王朝的內服、外服的基礎上，發展完善了分封制度。中華大地第一次以周文明作為母版，開始了大殖民時期。在周王朝的軍事支援下，經過300年的努力，各個封國的國君逐漸同化了野人。孔子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是商人的後裔。

在這個過程中，各地的封國紛紛向外擴充套件勢力，將東夷、西戎、南蠻、北胡都趕到邊緣地帶。在宗法制度下，這個封國國君也開枝散葉，形成了更多的城邦國家。所以，在西周時期，諸侯國一般不用連片的顏色來表示，而是一個一個的城邑。

（西周分封：都是一個個分散的據點）

這些遊牧民族本來住的四分五裂的，在各個周王朝和各個諸侯國的努力下，都被趕到了一起，人口更加集中了，而且深受諸夏國家的壓迫，有著共同的敵人，心裡一直想著復仇。很快，在生存權受到威脅時，他們形成了部落聯盟。在諸夏國家之外，東南西北分佈著數量眾多的遊牧民族，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虎視眈眈。

更為不利的是，當這些遊牧民族遠走漠北後，他們發現有一條草原通道，可以直達更加遙遠的西方。當時的西方的科技水平是要超過中原的，士兵們使用起鐵製兵器和馬拉戰車參與戰爭。中國和西方對於鐵器的冶煉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技術流派，直到西漢時，中國的冶鐵業才達到西方的水平。西方的亞述帝國、赫梯帝國進行征服戰爭時，遊牧民族會將這些文明成果，透過圖蘭低地，再傳入漠北。這就使得在軍事能力方面，漠北遊牧民族由於有科技外援，並不弱於諸夏國家。

鎬京在兩次地震後，國力大損，城牆毀壞，尚未來得及休整，犬戎（匈奴部落聯盟的前身）攻破了鎬京，西周王朝一戰亡國，王室不得不東遷。此後的100年間，黃河流域成為了遊牧民族的跑馬場。陸渾戎甚至把牧場放在洛陽的邊上，翟人、狄人紛紛進入中原。中華文明面臨夭折的危險。

諸夏國家秩序崩毀，各自為戰，打的很吃力。這時，齊桓公站了出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集合眾國之力，歷經100多年奮戰，才將這些遊牧民族重新趕回邊關，築城守衛。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春秋五霸。

在反抗外族的戰爭中，諸夏國家形成了華夷之辨，產生民族認同。透過戰爭的勝利，將華夏文化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文明高地，以至於邊緣地區的吳楚越秦等也紛紛認祖歸宗，參與諸夏國傢俱樂部。同時，由於頻繁的戰爭動員，諸侯國的國土面積不再侷限於一個一個的城邑，而是連成了一片。因此在春秋時期的封國，就已經用區域顏色來表示了。

諸夏國家能夠擊敗這些遊牧民族，並不是靠兵革之利，而是先進的政治制度，優秀的組織能力。單兵作戰素質和軍事科技能力，實際上游牧民族並不弱於農耕民族，因此這一階段的少數民族其實並不好打，要不後來的趙武靈王也不會推廣“胡服騎射”。不僅僅是因為諸夏國家的競爭壓力，更是因為北方遊牧民族的搶掠讓趙國面臨失血而死的困境，因此，銳意改革的趙武靈王被梁啟超稱為“黃帝之後第一人”。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此時的諸夏國家，還有著周王朝封建的全部特徵，即封建主擁有領地裡的幾乎所有權利。領地裡的人民，被他們視為財富，他們可以驅使人民去從事徭役、兵役。

在分裂圖存的情形下，政權不得已強化國家機器，師出有名。民間社會在亡國亂命的恐懼下，也能夠接受苛政。相對而言，中央更易察覺小面積國土內的區域性異常，能夠較好地處理國家徵發和民眾接受程度的矛盾。

其實國王們解決問題也非常簡單，因為當時的封建制是歸屬關係，國王只需要把任務和指標下達給封建主，向封建主施壓。封建主最大限度地呼叫依附自己的基層力量。因此，國民矛盾聚焦點不在國王，而在封建主身上。也因為封建主有自己的勢力和領地，所以先秦時期，經常可以看到封建主與國王的對話，很是不卑不亢。

如晏子不死君難。

因為封建主有足夠的資源離開國王也能獨立存在，所以封建主才會有如此的風骨。有這樣計程車大夫精神，才是真正的把天下事當成自己的事的貴族精神。因此，在面臨外族威脅時，正是這些人挺身而出，為大義而戰，全民皆兵，才能保住華夏文明不滅。

（秦趙燕諸侯尚能擊敗少數民族）

這種情況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突然改變了。因為秦始皇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秦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零分封。為了實現皇帝的絕對權力，杜絕地方勢力對中央威權的反彈，秦始皇不僅不封宗室諸侯，他連皇后和太子都不立。

秦始皇的政府徵辟了大量的職業官僚，充任地方守吏。但是這種行政職權上的隸屬關係，很難保證地方的忠誠度。由於沒有了中間的封建主階級作為緩衝，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咸陽。秦始皇很勤政，每天都批閱奏章，可能他短命也與超負荷的工作有關。秦始皇有30多年的威權可以鎮壓不服，但是他的繼任者怎麼能夠駕馭得了這種頭重腳輕的政權呢？

所以，秦始皇死後，很快天下大亂，中原勢力衰弱，公元前215年被蒙恬驅趕到塞北草原的匈奴人捲土重來。

（秦始皇設計的制度是徹底零分封）

漢朝以一個經歷了失敗的政治試驗而變得千瘡百孔的帝國去應戰如日中天的匈奴，差點被匈奴打死。後來冒頓單于總是希望漢高祖再發兵北伐，以當時的匈奴實力，是可以擊敗漢朝的。漢朝韜光養晦了70年，才在漢武帝時發起了反擊。

漢朝延續了周王朝的分封政策，由此還釀成了漢景時期的“七國之亂”。不過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大行中央集權，但是地方豪強依然存在。皇權雖然強大，依然需要藉助士大夫階層來進行管理。

漢代執行的察舉制逐漸又形成了世家大族。

這些人的利益在地方，自然有守土的積極性和對自己所影響區域內的軍事能力的調動權。比如劉琨孤身一人在河北抵抗遊牧民族，當時的北方還有數量相當多的塢堡，都是地方豪強自發組織起來的救亡活動。

因此，世家大族實際上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承擔了先秦時代的封建主的角色。當然，這些世家大族最後也腐敗墮落了，因此出現了衣冠南渡。

（淝水之戰：世家大族的閃光點）

隋唐時，這些世家大族依然佔據著高位，阻礙了社會政治的發展。這時出現了科舉制，使得皇帝發現了一條可以徹底擺脫“中間階層”，可是具體的地方政務必須要有人處理。因此雖然皇帝狠心殺了一波又一波的地方豪強，很快又因為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原因，再次形成了高門貴族。

隋煬帝急功近利，太希望儘快見到科舉制的紅利，被這些即將被拋棄的高們貴族反殺了。唐太宗吸取了隋煬帝的教訓，用起了軟刀子。到了武則天時期，高們貴族終於被拿下，可是隨著皇權向地方延伸的同時，地方的武備逐漸被削弱。這導致了武則天時期邊疆戰事頻繁，丟失了很多土地，少數民族勢力死灰復燃。到了唐睿宗時，開始設定了節度使作為封疆大吏。

（天寶十節度）

節度使制度的發展，使得地方上的軍政勢力逐漸超過中央皇權，由此釀成了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轉衰。到了後期，唐王朝全國幾乎都是節度使，皇帝成了擺設。

地方勢力對中央皇權的極大威脅，被五代十國演繹的淋漓盡致。宋朝建國後，開啟了另外一套政治模式——秦始皇中央集權2。0版本。

宋朝皇帝犧牲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設定了相當複雜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政府內部互相掣肘。同時，盡最大可能的吸收地方資源，強幹弱枝。

與秦始皇的二世而亡命運不同的是，宋朝有了“科舉制”的法寶，它源源不斷地位宋朝輸送了大量的職業官僚。這些天子門生多數是寒門子弟，天生的政治資源就是皇帝，從此“學的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成了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文武殊途，自宋代始。在邊疆地區，也形成了流官治理，戍卒輪番守衛的模式，守土有責，成為了職業。因此，戰鬥意志大不如前。

宋朝的制度，已經有後世“三權分立”的影子了，但是宋朝的中央政府徵發大面積的兵役面臨的風險卻很高。因為職業官僚換個主子一樣幹，宋朝皇帝卻要承擔所有的矛盾。所以，民間又有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諺語，皇權真正有了孤家寡人，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逐漸過渡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了。

少數民族此時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他們完成了從部落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雖然中原王朝的政治演進依然比少數民族先進了一個時代，但是封建制的少數民族迸發出的戰鬥慾望與中原王朝講究穩定的“三權分立”的戰鬥意志完全不可相提並論。

少數民族是搶到了就是自己家的，可以傳承下去；中原王朝則是是打一份工的職業心態。在民族主義尚未興起前，中央王朝的“天下觀”沒有足夠的凝聚力來將國力轉變成戰鬥力。而且這“天下觀”還萌發於國破家亡之際，已悔之晚矣。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王朝只好努力攀升科技樹，希望能夠透過科技代差形成對國家化的搶劫組織的優勢。可是，科技的發展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宋代，沒有趕上工業革命。以後的明朝亦如是。

所以，唐朝之後的少數民族越來越難打，是因為歷代皇帝都在不遺餘力地“去除中間商賺差價”，要形成一家一姓的鐵桶江山。最後，皇權在漫長的博弈過程勝利了，地方上的活力卻被壓制了。這種政治的最大優點是穩定，不會有內亂，缺點是頭重腳輕，地方武備空虛。

宋朝的超前的政治制度，本該塑造一個更加強大的文明（穩定和持續的輸出火力和影響力是建立龐大帝國的必要條件，如大英帝國），卻因為沒有趕上科技爆炸，被落後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制度的蒙元所組織起來的毀滅性力量完全扭轉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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