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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鄭曦，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光中先生指導的2010級博士研究生

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2003年溫州中學百年校慶之時，那時我在臺下仰望先生，腦海裡蹦出的第一個詞就是“高山仰止”。後來有幸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大一時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報考先生的博士，可以說我懷有追隨先生的願望由來已久。2010年，經過初試、複試、面試，這一夙願終於實現，也使我有了與這位刑訴泰斗零距離接觸的機會。

2010年適逢刑訴界為先生籌備八十大壽慶典，蒙先生器重，我承擔了《陳光中法學文選》第一卷的編輯工作，在這次工作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師對待學術近乎“嚴苛”的態度。在“文選”的編輯過程中，先生十餘次召集我們就“文選”的文章選擇、內容增減和學術規範問題進行探討。先生對於“文選”的學術水平要求設立了極高的標準，凡是先生覺得未能達到這一標準的論文，一律被拒之門外。我曾戲言“我等做加法，先生做減法”，而先生則回答“文章在精不在多”。我所編輯的第一卷涉及較多先生早期發表的文章，尤其是有一些涉及我國古代司法制度的論文，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古籍材料和古體字，編輯工作一開始進行得較為艱難。我每遇到難以處理之處時，便向先生請教，先生總是悉心地給我提供指導，並一再叮囑要確保每個古籍材料和古體字的準確性。最終在先生的嚴格督導下，“文選”終於以極高的質量面世，在法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2011年11月，法制日報和新京報關於浙江吳大全冤案的報道引起了先生的關注，在瞭解到吳大全受到了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的情況後，先生憤慨難平，立刻建議我就該案件寫一篇案件評論。在我的初稿寫成後，先生提出了許多修改建議。先生語重心長地告誡我：

“社會科學是一門科學，不像詩歌，能夠一氣呵成，社會科學的好文章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改出來的。”

尤其在瞭解到報紙對案件的報道中部分內容偏離事實後，先生當即給我打電話，讓我刪除所引用的不準確報道內容，以確保評論基礎的精確性。有一日先生在他的辦公室中與我就文章的內容進行了反覆的談論，甚至親自對我的一些文字進行修改潤色，這樣一直持續到十一點多，直到文章的內容和文字都使人基本滿意時，先生才回家休息。在先生的指導下，我對文章進行了多達近十次的修改，最終文章順利發表。

在學術研究方面，先生是一絲不苟的，但在平日裡，先生卻極易相處。先生年輕時是業餘乒乓球高手，如今年歲雖高但對球類運動的興趣絲毫未減，閒暇時只要有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排球比賽，先生都看得津津有味，也常常為中國隊的失利而唏噓感慨。先生常常樂呵呵地給我們講他的人生經歷，即使是談及文革中被下放的艱難歲月時，也很難從先生口中聽到怨天尤人的話，聽到更多的是諸如在廣西大學自制香菸以自足和忍痛戒菸之類的趣事，無怪乎人們常說先生是“天生樂天派”。對於學生們，先生則慈愛有加，無論是工作、學習還是家庭問題，先生都時常過問，甚至也關心學生們的“個人問題”。於是同門兄弟姐妹在戀愛談到特定階段時，常會帶著“另一半”到先生家拜訪，請先生“審查把關”。

在八十大壽的慶典上，先生曾賦詩一首感懷明志：“

風雨陽光八十秋，未敢辜負少年頭。伏生九旬傳經學，法治前行終生求。

”會後，先生對我笑言：“如今我和你一樣，也是八零後了。”轉眼十二年過去了，但每次想到此情此景，我總是不禁一邊嘴角掛著笑意，一邊在心裡默默祝願先生健康快樂、永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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