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來品《孟子》。

有一天，孟子對齊國的一個叫蚔蛙的官員說：“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蚔蛙這個人本來是在靈丘任地方行政長官的，後來請辭了職務申請回到國都來擔任掌管司法刑法的官吏。

孟子說你這種想法是非常好的，這樣可以經常見到齊王，給齊王提一些好的為政建議。可為什麼數個月過去了，卻沒見到你諫言呢？

孟子這是在從側面鼓勵他積極建言獻策，幫助君王做出政績。

蚔蛙聽到了孟子的話似乎是有所反思，於是就跑去給齊王諫言，結果齊王沒有采納，蚔蛙無奈只好辭職走人了。

後來齊國人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便開始傳閒話，說這位孟先生說教別人倒是有一套，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做起來又會是如何呢？

其實從古至今人們一直如此，喜歡用事實說話，凡事都要講成績。

孟子常年遊說說教，但自己本身卻並沒有做出過什麼政績，而且之前還曾瞧不起齊國前朝名相管仲，說管仲輔佐齊桓公所成就的霸業在自己看來易如反掌，口氣著實不小，所以此時難免會遭到質疑。

孟子的學生公都子見大家對老師的謗聲四起，趕忙跑去告訴了老師。

孟子聽到後說：“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他說身居官位的人，如果沒有能力去盡到自己的職責，那麼就應該主動辭去官位。有諫言監察職責的人，如果不能做到有言必諫，也應該主動辭職。

這是典型的儒家的責任觀。很多人看儒家總是在強調“事君”、“盡忠”便認為儒家觀念是非常死板愚昧的，但其實並不是。

儒家的情懷遠沒有這麼狹隘，在儒家的觀念中，做官從來不是為了權勢地位，做官只是為社會和國家貢獻力量的一種途徑。

如果我們得到了官位，君王賦予了我們權力，我們就一定要盡全力去盡到職責。而如果我們做到了盡力卻仍不能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那麼就不應該繼續貪圖權勢，果斷讓出位置來。

我們讀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其實後世歷朝歷代都在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

什麼樣的官才是好官？真正的好官並不是單純忠於君王，而是應該忠於百姓，為官者只有心存為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負責之心才能稱的上真正的好官。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發現歷史上很多名臣忠士上朝前會備好棺材，交代好後事。他們就是寧可惹惱君王掉了腦袋也要進獻忠言，而不是一味巧言令色去討好君王。

這是一種情懷，一種很強的責任感和原則性。

而孟子對於這些問題就看的非常清楚，根本不在意別人的質疑，之後他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我有沒有官職，也沒有諫言的職責，外鄉百姓一個，豈不是想進就進，想退就退？換言之我去勸導官員，並不是我的職責，我只不過以路人身份隨口提了個建議，接受與否全在於官員自己，有什麼可以被毀謗的？

這就是儒家思想靈活的一面，信仰堅定但處事立場靈活，清楚自己要做的是為天下蒼生謀福利，所以絕對不會被世俗中的名利和地位束縛住手腳。

君王如果有道，能夠給我實現王道政治的平臺，那麼我就效忠於你，如果在你這裡實現不了我的理想，那麼我就選擇退出。

這裡也就可以看出原始儒家是一種獨立的思想學派而非後世誤解為的統治工具，人們看到的那些壓迫百姓的封建禮教並非孔孟的正統儒家，而是後世被統治階級刻意歪曲改造過的，這種誤會一定要解開。

對於這種精神，孔子也曾告訴弟子原憲：“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谷就是俸祿，一個君王的為政路線如果處在正軌上，在為百姓謀福利，那麼為這個君王做事，享受他給的俸祿是可以的。

而如果一個君王不走正道，不顧百姓的利益胡作非為，那麼此時若還領著他給的俸祿為他做事，那麼這就叫可恥。

其實，這種精神在歷史上很多時期包括當代都是比較缺乏的。

所謂進退之道，是有進亦有退，但現實中人們卻往往進容易，退不出來了。

因為迫於社會客觀狀況以及利益因素的誘惑，人們很少能夠真正為了做事而做事。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過去的人們都是為了自己而學習，是真正為了讓自己有能力去做事情去學習有用的東西。而現在人是在學什麼呢？

都是學給別人的，小時候給父母和老師學，到了大學東拼西湊搞論文，有幾個是在真正在研究學術課題呢？

顯然很少，老師是為了職稱，學生是為了文憑。熱熱鬧鬧一頓折騰，到頭來真正又能為社會和國家做出什麼貢獻呢？

再比如筆者向來是反對現在教育中英語的佔比的，語言的本質就是工具，學習語言只是為了能夠與外國人進行交流，而隨著科技的發展翻譯工具也日漸智慧，那麼為什麼還要讓英語在教育中佔有如此大比重呢？

有多少人是真正為了運用語言這個工具而學習語言，而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或是在別人面炫耀一番呢？

這些問題真的值得我們反思。

但凡是都是有兩面性的，儒家的這種精神獨立如果把握不好，那麼很容易會產生出另一種極端觀念，那就是傲。

自恃其才，對別人的意見不管不顧，凡是總要拿精神自由、獨立來說事，甚至將先哲的思想當做藉口來任性妄為，這就又走歪了路。

所以正統孔門儒學雖強調人在精神信仰上的獨立性，但卻同時提出“學而時習”、“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等等諸多謙虛好學的修身要求。

其思想始終沒有離開“自立而後利人”、“內明而後外用”以及“明明德”、“親民”而後“止於至善”的核心邏輯。

而我們回觀孟子，他始終保持獨立自由人的身份周遊列國，尋找能夠有機會推行自己王道政治的平臺，同時對弟子言傳身教，傳承孔門儒學道統。

期間有過君王的邀請和饋贈，但孟子始終堅守信念，不為名利財貨所動，最終雖政治抱負沒有得以實現，但其退隱著書，傳承文化，反成就了千秋萬代之功。

其用一生為我們演繹了何為真正的孔門儒者，用至高無上的治世情懷為我們展現出何為孔門的進退之道。

直至今日，我們中國人在日常處事的觀念中依然或多或少存在著先人的影子，這些祖先留給我們的沉澱了千年的精神信仰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歷史財富。

此刻孟子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當代的我們又該如何繼承和演繹祖先的精神和信仰，如何在這新時代的思想洪流中進退有道、不失其度呢？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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