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能做，一做就成；很多事能做，但就是做，並不一定是不能做，而是不去做。

窮和尚和富和尚都要到南海去朝拜，但富和尚幾年以來都去不了，想買船去，卻總是難以成行，而窮和尚藉助一個瓶子一個缽盂就到了南海。兩個人都能去，那為什麼窮和尚去了，而富和尚卻去不了？富和尚不去並不是不能去，而是。

做事就是這樣，能做就立刻去做，還真能做成；能做卻做，就成了不能做。

古代很多朝代的君主能給人們福利，但就是不給，只是專注於自己享受，時間長了，這種奢侈荒淫的風氣就會被他們視為正常的風氣，而且很多人都認為是正常的。而他們本身是靠老百姓供養的，應該給老百姓謀福利，結果成了自己享受，卻不去做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事。長期不做，就真的不能做了。一旦老百姓們遭受饑荒和戰亂，就會反，或者謀反。因為他們知道國君不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了，當然要推翻他了。

舊社會積貧積弱，很多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想要振興中華，去做了，去投身革命事業，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還真的做成了。而那些認識到形勢之後，卻不敢投身革命的人們，大多成了落後分子，卻做不成什麼事了。

人們對於法律並不是十分清楚，即便很清楚的人也會對一些現象莫名其妙。有些事能做，卻一直沒有做，讓人迷惑。譬如，有條路坑坑窪窪，早就該修了，但就是不修理，直到大人物下來檢查，看到那條路的現狀，才會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才會修理。有些違章建築應該拆除，但就是不拆除，甚至還有人繼續蓋違章建築。直到一些大人物看到了，才會拆除，或者有什麼建築政策要強制推行了，才會拆除。

有公職人員拿著公章，找他辦事的人卻在上班時間找不到他的人影，就連他的電話以及舉報電話都沒有。即便找到他了，他也會以各種理由推脫，把人們要辦的事往後拖，而強調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他能做，卻不去做，或許在尋求權利出租的通道。只要辦事的人託了關係，或者送了禮，就會非常快速地把事情辦清楚，公章也會加蓋得很及時。

過年可以燃放鞭炮，而且這種傳統延續了上千年。但某些地方過年就是不能放鞭炮，人們不放，並不是不想放，而是找不到賣鞭炮的人和場所。當然，法律沒有規定過年不讓放鞭炮，即便過年放鞭炮也不會構成違法犯罪，但就是不能放。

老師本來可以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生，但老師把課餘時間用在了輔導班上，要收費輔導。輔導班被叫停以後，仍然有些老師偷偷輔導學生，當然也是要收費的。按理說，老師輔導學生是義務的，不能收費。也就是說，老師不是不能免費輔導學生，而是不去那麼做。學校也是如此，可以不收費讓學生走讀，但偏偏要巧立名目收各種費用，在收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實本可以不做。

人們似乎認識到一個規律，只要能夠謀取利益，該做的事做，不該做的事也能做；只要不能謀取利益，該做的事就不做了，不該做的事更不做了。於是，能做與做之間就有了很明顯的利益關係。能做就做，是因為利益；能做做，當然是無利可圖了，甚至還要得罪人。

有能力與有實力去做一些好事，卻不去做，就會成為冷漠的旁觀者，當然，制度要提供給這部分人強有力的保證。要是老人倒地人們不敢扶，就一定能說明什麼問題。不是人們不能扶，也不是不會扶，而是不敢，不去做。制度提供保障之後，人們就會敢扶了，而且還會搶著幹一些好事。要是沒能力做的也要爭搶著去做，就會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趨勢，事情也會很快辦好。要是沒能力不去做，人們也不會對他們詬病太多。但有能力的不去做，人們也不會對他們詬病，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而且一定是某些方面出了問題，不然社會何以如此冷漠？

人是受習慣支配的生物，要是人們都有能力做一些好事，但都不去做，長此以往就會形成一種習慣，讓人們認為合理且正當。就好像古代人們認為君主享樂不顧老百姓死活是正確的一樣，只是受了習慣思維的支配。那麼，人們就真的不去做什麼好事了，也不會及時伸出援助之手了。社會變得不近人情，甚至還有人互相構陷，並以此為樂。

長期不做就真的不會做了，即便能力和實力足夠做事，也不會去做了。但一樣是永遠不變的，就是利益。有了利益，能做的事就去做，不能做的事甚至鋌而走險的事也有人去做；沒有利益的事，人們就不去做了，能做也不去做，甚至認為不做是正常的，並且要把這種正常延續下去。

那麼，能做與做就會形成辯證的過程，界限分明，相互轉化，其中精妙，只有深有體會的人才會理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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