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萬箭穿心》改編自武漢作家方方同名小說，其中呈現的一個現代家庭的悲劇故事，無疑集中了幾乎所有家庭都會遇到的幾個核心問題：夫妻相處，婆媳關係，子女教育等，以緊湊的敘事和嚴密的邏輯一步步將觀眾帶入一個悲劇的終點，看似狗血的劇情，實則有著豐富的家庭秩序的思考。

本文將嘗試從家庭成員親密關係的角度分析影片中一個個接踵而來的悲劇，說明在家庭生活中權力遊戲與道德資本的重要地位，並援引現實案例加以佐證。

權力遊戲與道德資本的概念源自北大哲學系教授吳飛於09年出版的《浮生取義》一書，作者透過18個月的田野調查蒐集兩百餘一線案例，從文化角度對上世紀末華北某縣普遍的自殺現象進行解讀，而其中對家庭秩序的思考也頗有價值。該書對因家庭矛盾而自殺的一個重要結論在於，其自殺的家庭成員往往很看重其人格價值的伸張，而這在家庭的親密關係中反而更加難以實現，併為其所累，最終以抗爭或絕望的姿態離開世界。

《萬箭穿心》中馬學武跳江便是帶著對人格破滅的絕望而選擇終結生命，而這一切的緣起則在於家庭秩序中被打破的權力遊戲與道德資本的平衡。

所謂權力遊戲脫胎於在家庭改革中父權制度的瓦解，中國家庭制度的變遷一個重要特徵是，家庭關係的主軸已經由父子的縱向關係變成了夫妻之間的橫向關係，前者代表一種森嚴等級制度下強制性的禮教，其中父權權威對維護家庭秩序起絕對作用。

而到了橫向關係中，中國人的遺傳文化列表中家庭文化仍以秩序為重，而父權的瓦解使家庭內部的政治遊戲更加微妙、複雜和不可預期，從而在新構建的的親密關係中產生微妙的權力的遊戲以建構秩序，猶如一雙看不見的手，既可使家庭和睦興隆，也可將其推向深淵而毫無察覺。

在這場遊戲中，作為長輩的家庭成員藉家庭倫常其實有著先天的權力優勢，也即權力資本。就李寶莉教育孩子學習的習慣，一種以家長的權威去命令，本身就是對權力資本的濫用，而且其對孩子的關心上也是脫離了親密關係這一主線，僅僅是死盯作業，孩子和她的關係起初就不如爸爸。俗話講，父母不慈，兒女不孝，其中的道理也有幾分。

而道德資本，則是家庭成員在這場權力遊戲中依靠後天努力爭奪的籌碼。影片中城市出身的李寶莉對其丈夫而言就帶有天然的道德資本，從其與閨蜜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李寶莉對這一道德資本相當榮耀（我選他個鄉下人，是他的福氣），加之性格潑辣，婚後則一直以強者的姿態與其丈夫相處。其中，丈夫馬學武因工作原因所分到的房子則是他的道德資本，本以為可以藉此把老孃接來住，卻遭到妻子強烈反對。顯然，丈夫的道德資本不足以與妻子對抗，妻子在家庭事務中更有權力。而這造成的結果，就是男人的尊嚴成為犧牲品。

從影片第一個鏡頭（瞎摸什麼啊，睡覺，別鬧），就暗示著男人的尊嚴在妻子面前毫無力量，並在搬家片段進一步揭示。可以看到，整個搬家過程無論是打包、和工人交涉、坐卡車引路等一直都是妻子在主導，這其實就是一種道德資本的積累，誰為家庭出力多，誰就更有發言權。而對於丈夫馬學武，他的性格反而使其主動放棄了這一途徑，此外，擁有徵服女人的效能力也是一種積累道德資本的方式，但也以失敗告終。而在新家給工人發煙的片段，男人的尊嚴則在外人面前徹底喪盡，工人臨走時的話更是使其尊嚴受沉重一擊（我們雖然賣力氣、幹粗活，但家裡老婆也都賢惠，看得出來你在外頭大小也是幹部，你被這樣一個女人管一輩子也挺可憐的）。

對一個在家庭生活中處處丟失自尊的男人，這又何嘗不是萬箭穿心（一家人了，你還總是鄉下人鄉下人，掛在嘴裡頭，傷人啊）。李寶莉的錯誤在於，其忘記了家庭政治遊戲的根本目的是進一步的親密關係，反而在這場遊戲中捨本逐末，一味地追求壓制，過於看重道德資本的積累。如果無法促進親密關係，再多的勝利也沒有意義。

在《浮生取義》中有這樣兩個案例，是為典型。

一位女子，為家庭盡心盡力，與丈夫和其他親人關係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是，當她發現不能阻止兒子打電子遊戲時，她自殺了。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覺得自己攢了足夠的道德資本，但卻發現生活不能如她所願。不管她的道德資本多豐厚，都不能阻止兒子打電子遊戲，最後她選擇了自殺。

自殺，是攢道德資本的終極方式。透過將自己放在似乎是絕對受害者的位置上，將對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資本進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後迫使別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

一位父親，他和兒子住在一個院子裡，他房間的梁塊斷了，需要維修。他做不了這事，需要兒子幫助。但是，他不給兒子講，而是請村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來他屋裡看。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借這個老師的口告訴他兒子，要他兒子過來維修。這位老師這樣做了，但兒子說愛修不修，沒管這事，結果父親自殺了。對此，吳飛借這位老師的口分析說，兒子並不是不修，其實，如果父親主動給兒子講，兒子會修，但父親透過一個尊者給兒子施加壓力的方式來迫使兒子來修，兒子自然不願意。

那麼，父親為什麼不向兒子開口呢？吳飛說，如果開口，就意味著父親在求兒子，而求，則好像需要損害父親的道德資本，假若不用求兒子就主動來修，那麼這個道德資本就沒有損耗，父親會覺得自己在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

回到影片，男人在一處丟了自尊，必然要在另一處找回來方能平衡，馬學武既已對妻子失去感情，以致提出離婚，實則內心已無婚姻底線的概念，那麼心生外遇也就有了邏輯基礎。而馬學武在面對情人周芬時，馬學武因其工廠主任的身份便站在道德資本的上風，男人的尊嚴自然得到滋潤，而這也是其選擇周芬的心理動力。

《圍城》中方鴻漸講他要養狗，也是這個道理（我要是養條狗，起碼，還有個它給我搖搖尾巴，說明世界上還有個生命比我低下，討我的好），而方鴻漸和妻子孫柔嘉及其姑媽之間也存在著道德資本的博弈，並最終使婚姻走向悲劇。

實際上，李寶莉面對丈夫出軌所採取的挽回丈夫心意的手段，仍然是一種道德資本的積累，並且以犧牲丈夫的自尊和前途為代價。馬學武由於偷情被抓，自然在妻子面前就丟失了作為丈夫應當忠誠的道德基礎，於是在道德資本為負分的馬學武面前，李寶莉不僅使丈夫對自己言聽計從，其道德資本也又加高了一層。

然而，再高的道德資本也終究隨著丈夫的死而歸零，面對婆婆和兒子時李寶莉需要積攢新的道德資本，換言之，馬學武用死為老孃和兒子在李寶莉面前攢下了最高的道德資本。於是，這一次道德資本的失衡砸向李寶莉，使其在家中的地位發生反轉，並且喪失了和婆婆及兒子之間的親密關係，而這，則是李寶莉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一直想要換取的東西。

道德資本的失衡對於馬學武而言，是自尊的壓抑，而對妻子李寶莉，則是被丈夫和兒子深深孤立，這種孤立一直延續到丈夫自殺和兒子成人。李寶莉在家中受到孤立體現在各個細節，影片中於李寶莉而言便有很多穿心時刻，比如兒子不讓媽媽進門，丈夫有外遇，遺書隻字不提自己，高考不讓在家打擾，兒子和自己斷絕關係等等。換言之，丈夫的外遇和兒子的叛逆即是其被孤立後的自然邏輯發生。

所謂萬箭穿心，既指向馬學武，更指向李寶莉；所謂陰盛陽衰，陰過剩陽就衰，其背後無非是道德資本的盛衰。

道德資本此消彼長的背後，呈現出來的則是家庭成員間的話語權，一個正常的道德資本的平衡，應當是二者恰可以分庭抗禮，並無孰強孰弱，否則即使勉強維持這種秩序，也會對家庭成員造成心理障礙。在著名心理學家武志紅的《巨嬰國》一書中，也提到吳飛教授家庭政治的說法，並犀利地將其概括為一個目的：為了在家庭這個親密關係大集合體中獲得一種資格——“我說了算”，即如果我有權力，就直接命令你們聽我的；如果沒有，就攢道德資本，透過讓你內疚的方式聽我的；如果還做不到就死給你們看，用自殺的方式讓你們聽我的。

但我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或者說是借這一概念夾帶私貨，在吳飛教授看來，一個良好的家庭政治其實就是在親密關係規則下的一場權力的遊戲，其最終目的是“使每個家庭成員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應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應該享受的親密關係”，而不是某種意義上的奪權。

但武志紅老師對道德資本這一概念的

延伸

——苦情文化，恰恰可以解釋影片中李寶莉對兒子的失望（我生你養你，大半輩子都是為你

活得

，你有沒有良心），“他們很付出，不為自己花錢，但他們要換取一種東西——道德資本。

我有了道德資本，你要回報我一些東西，例如親近，例如認可，至少是請不要攻擊我，最糟糕的，是你要聽我的話”，而在這我們認為，李寶莉想透過十年積攢下來的道德資本換回與兒子的親密關係，但擺在兒子面前的卻是“媽媽的舉報電話將爸爸害死”的更高的不原諒媽媽的道德資本，由此，李寶莉面對的仍是十年前那個馬學武用死換來的更高的道德資本。

有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家庭文化的“養兒防老”觀念具有交易的性質，即父母在前半生對兒女“投資”以期在後半生獲得養老回報。

然而，這種對情感的消解並不能掩蓋住真正偉大的母愛，李寶莉在橋頭遇到一群年輕人後，想通決定離開兒子，讓他快樂生活，這本身就是一種高尚的自我犧牲的更高的道德資本（我的孩子好像從來沒像別的孩子那樣，瘋啊笑啊玩啊，好像心裡壓了個事似的，不像個孩子，要是我走以後，他能像別的孩子那樣高興那樣玩，叫我幹什麼都可以）。

就影片的結局而言，似乎李寶莉和建建之間組成家庭會更容易實現道德資本的平衡，關鍵就在於二人出身、家庭、脾氣秉性、文化程度的接近，在道德資本上不過半斤八兩。

而李寶莉與馬學武似乎也是因為這些外在基礎不對等，而導致在家庭中權力不對等，從而走向悲劇，他們二人的相遇看似是一個註定“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劇本，實則並無太大相關性。夫妻之間的和睦，其實就是一句話：在平等的基礎上維護親密關係，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家庭秩序。

換言之，無論疾病還是健康，無論貧窮還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愛他，照顧他，尊重他，接納他，永遠對他忠貞不渝直至生命盡頭。

只有抓住親密關係的紐帶，婚姻才會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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