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戰國七雄，韓國與魏國、趙國同出一源，同時建國，為何韓國發展最差，全因此人做了一件事，將韓國君主帶跑偏了，從此成為崇尚陰謀權術的國家，盡出啼笑皆非之事

三家分晉，春秋結束，迎來戰國，韓、趙、魏本身都同屬中原老牌諸侯國晉國，在春秋末年，瓜分晉國之後成立的三個國家，這是周天子在被逼無奈、迫不得已之下，承認了它們的諸侯國地位，戰國七雄才正式形成，韓、趙、魏三家也不再是晉國貴族而成為了實在的諸侯國。

魏國成為戰國首霸，趙國能與強秦抗衡

自從成立國家之後，韓、趙、魏三個國家走上的是不同的道路，魏國最先強盛起來，在戰國初期，實行了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在經濟上和軍事方面突飛猛進，成為了戰國初期最為強盛的諸侯國，也決定了一個時代的格局變化，魏國強大後，四方臣服，更是追著秦國打，成為中原霸主。

趙國在戰國中期，進行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軍事實力突飛猛進，成為了唯一一個能夠在軍事上與秦國相抗衡國家，並且在戰國中後期，是山東六國的抗秦主力，正是因為趙國的存在，才延緩了秦國東進的腳步，可以說它給山東六國頂住了不小的壓力，如果不是趙國，那麼秦國一統中原的時間還會提前。

韓國雖是戰國七雄，卻是低調的存在

從這幾個方面來看，魏國、趙國，這兩個國家發展的都是不錯的，可是與它們同出一源的韓國卻沒有這麼幸運了，韓國在戰國時代，其實是鮮有提及的，是最低調的存在，雖然它是戰國七雄之一，但是相比於其它的國家，韓國就顯得有些默默無聞了。韓國即沒有秦國那樣完整徹底的變法，也沒有魏國在戰國初期的力量爆發，不像楚國那樣地大物博，也不像趙國那樣擁有強勢的軍隊，更沒有齊國那麼國泰民安，唯一能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北方偏遠地區的燕國了。

韓國為何與魏國、趙國差距這麼大？

那麼同是在春秋末年成立的國家，同樣是以貴族為基礎的新興國家，為什麼魏國和趙國能夠發展得比較順利？而韓國卻總是在走下坡路呢？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為什麼同出一源的三個國家，會在發展上面有著如此之大的差距？

先天不足的客觀因素阻礙韓國發展

第一個原因，我們從客觀方面來進行分析；熟悉戰國曆史的人應該都十分清楚，三家分晉雖然是韓、趙、魏三大家族共同謀劃的事情，但這三個家族在三家分晉之後，所得到的實際利益是不對等的，我們單從土地面積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二。

從土地面積上來講，趙國是佔地面積最大的，其次是魏國，再然後是韓國，這是三大家族剛剛瓜分晉國時的土地佔有率，等到這三大諸侯國徹底站穩腳跟之後，魏國與趙國之間的土地面積是差不多的。

韓國佔地面積小，發展空間受限制

但韓國卻只有為數不多的一點，相比於趙國和魏國來講小的可憐，甚至在戰國時期穩定下來之後，韓國的土地面積是戰國七雄當中最小的，這就會給它的發展造成很大的阻礙，佔地面積小就會導致常住人口數量少，在戰國那樣的年代裡，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軍事發展很多時候都是要拼人數的。

人口多就可以開墾出更多的土地，更大程度上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畢竟在依靠農業經濟拉動全國經濟增長的年代裡，在農業經濟發展尚不發達的年代裡，很多東西都是要靠人類來進行推動的。

韓國控制人口少，農業生產受阻

而韓國的人口數量比較少，在經濟發展這一方面能夠貢獻出來的生產力，就會大幅度減少，如此一來，韓國本身在經濟方面的發展就非常的薄弱，戰國時代其實是一個依靠農業經濟生產來進行社會財富積累的時代，所以，農業經濟生產一旦落入下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受到極大程度上的阻礙。

再者，國內的常住人口數量比較少，國家能夠徵收的軍隊成員就會相對較少，軍隊的規模也會相對較小，戰國時代是一個利益紛爭要依靠戰爭來進行清算的年代，而且那個時代的軍事裝備比較落後，國之間的戰爭方式比較單一，基本上都是在戰場之上進行拼殺，這樣的情況之下，軍隊的規模就會成為戰爭能否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

人口少，軍隊規模小，無法有效參與諸侯爭霸

而韓國因為人口數量少，軍隊的規模小，所以軍事實力方面的發展也相對來說比較薄弱。綜合來看，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它都不如趙國和魏國有著較好的客觀發展條件；因此，真正發展起來的時候，韓國自然就會落入下風。

這其實是一種歷史問題導致的，因為在三家分晉的時候，三個大貴族所佔領的土地並不相等，依靠它們原先的勢力範圍，它們其實並不能從對手手中佔據更多的土地資源，本身的韓氏家族在晉國的實力就比不上其它的貴族，所以三家分晉之後，韓國所能得到的利益其實是比其它的國家要少的。

天下嚥喉的韓國，強敵環伺，險象叢生

此外，韓國雖然土地面積不大，但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卻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幾乎處於中原地區的中心地段，被各大諸侯國包圍在內，這樣的地理條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會推動國家的發展，因為它與其它各大國的交流都會比較方便，並且對於其它各個國家的動向，也能夠相對快速的掌握，對於發展實力和應對危機來講，是一個比較優勢的方面。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韓國的地理位置雖然給它帶來了發展上的優勢，但同時也讓它處在巨大的危機當中，韓國地處中原核心地段，號稱天下之咽喉，它是一個四面強敵環繞的國家，北部的魏國、南部的楚國、西部的秦國等等，這幾個國家對韓國形成了一種包圍的態勢，這就讓本來佔地面積就小的韓國更加成為了在夾縫中生存的國家。

尤其是戰國初期的時候，魏國迅速強盛，為了能夠穩定它的地位，也為了發展它的自身實力，魏國急於開疆拓土，自然而然的與魏國相鄰的韓國等國家，就成了首當其衝的；其實韓國從立國開始就一直在受到壓制，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所以它在發展上面自然也就會比較緩慢，這也是一種客觀因素導致的，畢竟各大諸侯國對於本身的地理位置，其實沒有太大的決定權，只能透過不斷擴張自身的領土疆域來減小地理因素對於本身發展所造成的客觀影響。

申不害將韓國帶成崇尚陰謀權術的國家

申不害法治變法偏離宗旨，變成崇尚陰謀權術的術治變法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韓國變法的主旨偏離，韓國曾在韓昭侯時期進行過一次變法，進行變法的人是法家的申不害，申不害與商鞅一樣，都是以法家學說做主流學說的人，所進行的變法從根源上來講都屬於法家的變法，都是以法為核心而展開的。

但申不害的變法卻在實施的過程當中偏離了原先的主旨，讓本身的法治變法變成了術治變法，商鞅在變法的時候主張增強法的作用，將法變成至高無上的規則，君主也只能夠執行法制而不能控制法制，為此，哪怕是還在做太子的秦惠文王觸犯了法律，商鞅也依舊遵循法令給予相對的處罰，由此我們看出，秦國的法律是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

商鞅法治變法，提高秦國君主容錯率

也就是說“法”，其實是不能夠由君主單個人所控制的，它確實是君主手中控制天下臣民的一種有力的武器，但換句話來講，它也是平民百姓生活的底線，是一個社會進行和平發展的硬性規定，它可以將國內的臣民都規劃在一個明確的框架之下，明確的要求了不同階層的人需要做的事情，將利益責任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所以，易中天先生曾經說，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有了明確的治國形式，可以說是“君主治天下，只要按一下”。就是說無論是什麼樣的君主，都可以依靠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來規劃整個天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君主決策的容錯率。

申不害術治變法，使韓國陰謀權術之風盛行

韓國的變法主旨本身也是如此的，可是在韓昭侯和申不害的潛移默化之下，韓國所實施的變法偏離了這樣的主旨，申不害是一個非常善於揣摩君主心思的人，既然要在韓國站穩腳跟，就必須得到韓昭侯本人的支援，因此，申不害就必須要去揣摩君主的心思，按照韓昭侯的心意來規劃將要實施的變法。

所以，這就在不經意之間將韓國的法律屈居在了君主之下，表面上來看是一個比較公平的法則，可是實際上這個法則卻是按照韓昭侯本人的喜好來制定的，這就會讓很多人去做阿諛奉承的道路，在揣摩君主心思這一方面花費很大的精力。

久而久之，韓國朝堂的這種不正的風氣漸漸的蔓延開來，在公平的遮羞布之下是一團汙穢，而且申不害去世之後，這種陰謀權術之風更加盛行，導致了韓國後期讓人啼笑皆非的很多權謀事件的發生。

韓國變法沒有其他六國徹底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它變法的不徹底性，我們說戰國時期最完美最徹底的一次變法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因為它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著相應的推廣和改善，並不是秦孝公去世之後商鞅變法就停止了，也並非只是在一個時間段內推行的一種政策，當時在秦國曆代國君的治理之下，商鞅變法都在進行改善進行推廣，所以它的變法相對來說比較徹底。

魏國、趙國、齊國、燕國變法都取得階段性成果

其它的國家，雖然比不上商鞅變法這樣完美，但它們在某一個歷史階段都是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果的，也就是說，階段性的變法上面是比較徹底的；比如說魏國的李悝變法，在魏文侯和魏武侯時期，李悝變法實質上是完成的，只不過它沒有進行變革和再推廣，但是李悝的階段卻是改革完善的。

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也是如此，雖然在後世的趙惠文王等君主的統治之下沒有進行再變革和再推廣，可是趙武靈王階段的軍事變法卻是異常徹底，這也是趙國為什麼能夠在戰國後期與秦國相提並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比如說燕國的燕昭王變法、齊國的齊威王變法等都是如此，它們雖然在後期沒有繼續的推廣下去，但在一個變法實施的第一階段，都是非常完美的落幕了的，也在本國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可是韓國的申不害變法卻並非如此，這點我們從變法之後的結局就可以看得出來，魏國李悝變法和吳起軍事變法之後，成為戰國初期中原首霸；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之後軍事實力突飛猛進，成為了山東六國的抗秦主力。

燕國在燕昭王推行樂毅變法後，樂毅聯合五國伐齊，甚至攻入了齊國的都城；齊國的齊威王變法之後不僅取得了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的勝利，在《戰國策》當中還記載說：燕、趙、韓、魏皆朝於齊；秦國的商鞅變法自然不需多說。

申不害變法沒取得成果，反而將韓國帶跑偏了

因此，這些國家在變法完成之後都有著階段性的成果檢驗，可是韓國卻並沒有，我們並不能看到韓國在申不害變法之後，取得了什麼巨大的成，也並不能從它本國的發展當中看到申不害變法的重要作用。

相反，韓國卻在這次變法之後，變成了一個崇尚於陰謀權術的國家，導致後來的肥周退秦，弱秦存韓，鄭國疲秦等讓人啼笑皆非的事件，所以說，韓國的變法就連階段性的徹底和成果都沒有，更像是一次隨波逐流的改善，並沒有抓到變法的精髓，也沒有明確變法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因為魏國、秦國等國家相繼並行變法而興起的變法熱潮，影響了韓國而已，它只是為了變法而變法，並非是為了提升本國的國家實力而變法，所以這樣的改革本身就是錯誤的。

所以，孫皓暉先生在寫《大秦帝國》的時候，對於韓國的變法只是說“以勁韓之勢威脅中原”，而這種威脅還是建立在，韓國本身就佔據著戰國時代最大的鐵山的基礎上的，因此我們看到，韓國變法的不徹底性也是它比魏國和趙國發展實力更加薄弱的原因。

小結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韓國的發展落後是由很多方面造成的，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在客觀方面，它本是所佔據的領土疆域面積就小，沒有戰略縱深，擴充套件空間有限，在三家分晉當中獲得的實際利益也少，所以發展起來自然比其它的兩個國家更加困難。

而在主觀方面，韓國並沒有像魏國和趙國那樣進行過重大的變化改革，更加沒有順應時代的潮流，來整頓國內的各個方面的發展；對於韓國這個國家來講，它其實一直都在放任國內的落後，表面上來看，它是心繫國家發展的，但實際上它只是為了發展而發展，並沒有明確發展的目的，也並不瞭解時代的潮流。

我們可以說，韓國的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被申不害帶跑偏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沿著陰謀權術之路走下去，韓國國君更是醉心於權謀政治，在對外戰略交往中，醉心於跟秦國玩“奇術”，企圖以最小成本削弱敵人而保全自己，不料，每次都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此，其實韓國這個國家的滅亡是不值得人們可憐的，它本身其實有著與魏國和趙國同樣對等的機會，但它並沒有把握住這種機會，反而在所謂的變法之中，將本身的忠勇正直彎曲成了陰謀權術，這對於一個曾經輝煌過的諸侯國來講，當真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們在今後的發展歷程當中，還需要避免重複韓國的悲劇。

參考文獻：《呂氏春秋》、《資治通鑑》、《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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