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言：“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可見，在日本稱霸世界的地緣戰略設計裡，對滿洲的侵佔是它邁向歐亞大陸腹地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據點。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如此看重滿洲，這一地域對日本人來說究竟有怎樣的特殊意義？

華盛頓會議後，在中國的頑強抵抗和美英的干涉下，日本喪失了在中國山東的部分權益，中國在列強所提出的“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原則下，再次處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之下，這意味著日本獨佔中國的權益被美英所排擠掉。

面對此種情況，日本要在中國大陸站穩腳跟，繼續與英美鬥爭，就必須要保住它最前沿的戰略據點——滿洲，而如果滿洲也適用於“機會均等”原則的話，日本的這些既得權益也許都會被英美所蠶食掉。

因此，日本為對抗英美的“機會均等”原則，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日本在滿洲擁有特殊權益的論說。

日本幫中國奪回的滿洲

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矢野仁一在其著作《在滿洲我國的特殊權益》一書中，對日本在滿洲擁有特殊權益的“正當性”進行了明確地論述。矢野認為：

“在滿洲這個地域，如果中國使日本的國防陷於危險，威脅關乎其經濟生存的利害，或是匯入其他政權的情況下，日本具有干涉、反對、防禦它的歷史性權利，必須要維持它的特殊性。”

他所謂的“歷史性權利”，首先是指日俄戰爭後，日本和中國締結了“日清關於滿洲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中國待日俄兩軍撤出滿洲後，必須保護滿洲內外居民的生命、職業安全，保障治安，努力恢復滿洲的社會秩序。

所以，中國如果不能忠實履行誓約的時候，日本有必要給予其警告，以求條約的保全，這是必然的權利和義務。

其次，矢野將日清、日俄戰爭全部看成是日本對俄國在遠東侵略的防衛措施，並責難中國在日俄戰爭前，拒絕和日本共同防衛，以中立為名，對日本採取了極端不信任、不仁義的行為。

而且，中國在日俄戰爭之前就遺棄了滿洲，卻無視日俄戰爭的結果是日本以自己的力量恢復了滿洲這個事實，仍將滿洲看作是自己的領土。

因此，矢野將“中國必須要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這個問題歸屬於“歷史的基本權利利益”的認識範疇之內。

中國滿蒙“無邊境”

日本人認為，在日俄戰爭之前，中國能夠輕易地將滿洲委讓給俄國而不去防衛，是因為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只不過把滿洲看作是雲水縹緲的“邊疆地帶”，這種傳統中華的思想雖然在清朝時代另當別論，但清朝滅亡後這種中華思想再次復活。

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是沒有賭上國家存亡去進行領土防衛的國境邊疆意識的。這也是日本提出“中國無國境論”的由來。

滿洲屬於中國只是形式而已，但對日本卻是關乎國運之地

日本外交史專家信夫淳平認為，雖然從近代國民國家的角度講，滿洲屬於中國的主權範圍，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問題，作為現實問題，信夫仍然理解眾多日本人對滿洲特殊權益的論處。

在大多數日本人的心中都將滿洲看成是日本的接壤地，是關乎日本國防和經濟命運的重大利害要地，這主要源自於日本侵佔朝鮮後，其領土範圍擴大到滿洲邊界。

此外，日本人還認為，滿蒙是日本賭上國運戰鬥的地方，其特殊的權益是用鮮血換來的。但信夫指出這種地理的、歷史的心理並不能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給以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要想獲得他國的承認，應該透過下列條件使之產生“特殊權益”。

第一，透過條約確定特殊權利；第二，在經濟關係緊密的情況下，有時也需要從政治或軍事上的必要性中產生特殊權益；第三，在他國經營鐵道等設施，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與該國的政策保有重要的關係。

在具備了上述條件的基礎之上，如果物件國或第三國侵害了這些條件，使國家必須要用武力來進行對抗時，這種現實的利益存在就是“特殊權益”，而日本對滿洲特殊權益的訴求正是在歐洲列強對中國的分割運動中產生的。

信夫淳平認為：

“我國在中國既往的特殊權益正在受到歐洲列強勢力東漸的侵害，而中國自身無抵抗之力，因此，我國才不得已，親自採取防衛的措施”。

所以，如果西歐列強從中國撤出特殊權益，繼而中國自身實力能夠抵抗外來侵略的時候，日本就不用再主張其特殊權益了。

滿洲與日本形成重要的戰略防衛形態

陸軍經理學校教官巖田孝三認為，滿洲事變以後，滿洲國誕生，滿洲和日本聯結為一體，形成了強有力的協同防衛形態。巖田把這種形態看作是地緣政治上的強國圓形形態。

這是日本遵照強國原則凝集運動的結果。雖然在他看來這個形態在西伯利亞方面還有缺陷，但至少對日本來說，在強國圓形形態的構築上已經有了大的躍進。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滿洲的防衛就是日本的防衛，滿洲的脫落就是日本的衰落。

對於滿洲的屬性，日本人認為，滿洲事變以前，滿洲實際上是出於日本、蘇聯和中國的共同管轄之下，並非是明確屬於中國的領土。

過去，從滿洲興起的清朝將滿洲作為禁地抑制漢族人的侵入，中華民國成立後，也很晚才對滿洲宣示擁有主權，而在這之前，列強的勢力已經進入滿洲，作為緩衝的地帶，張作霖的勢力在這裡紮下了根。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在還沒有明確的近代化國家構建的時候，其國境的邊疆地帶是模糊不清的。清朝時的領土和漢族的領土是不一致的，像蒙古、特別是外蒙古就是存在許多問題的地方。

此後，中華民國擴充勢力，將滿洲編成東三省，逐漸將其中央化，但在滿洲的個別政治形態，隨著中央權威的介入，越來越不滿足於滿洲的現有狀態。

在日本人看來，滿洲並沒有由過去中國模糊的邊疆地帶變成明確的國境線。但國民中央政府為了保衛領土主權，因而將其明確化：

“讓並不明確屬於自己的土地，完全領土化，以至於企圖將既存的蘇聯、日本的勢力排除出去”。

滿洲是日本移民的戰略要地

日本人認為，滿洲這片疆域本來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它具有作為國民機構，或作為“五族協和”的復族國家的特點。

當多數民族接觸的地帶要形成一個政治形態時，各民族滿意於同一個政治形態，民族間相互融合協同是當然的要求。建設“王道樂土”也是多民族國家必然的理想。

在多民族國家中，必須有一個民族是領導民族乃至主權民族。此時，日本正向滿洲推進著它的五百萬移民計劃。

他們認為，日本民族擁有一定的人口數量和強大的領導力，可以成為滿洲的領導民族，日本向滿洲移民的地緣政治意圖在這裡已經顯露無遺。

如此一來，由於日本民族的生活領域主要以北滿為中心，因此，滿洲的北境就成為了滿洲國國防的第一線。

由於那一帶是蒙古族的生活區域，過去與清朝和漢族的關係複雜問題較多，因此，將那一帶的興安四省稱為特殊地區，對滿洲國的國防安全至關重要。這也是日本對蒙古問題的考量之所在。

從上述主張中可見，日本將滿州視為保衛日本存亡的聖地，意圖透過主張在滿洲的“特殊權益”來排擠西歐列強的東漸之勢，以達到獨霸中國的目的，其實質是日本要打破華盛頓體制的限制，依照東亞世界的現實來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滿洲事變後，日本為了繼續侵略行為，不再受國聯的管制與束縛，於1933年退出了國際聯盟。

對此，日本學者蠟山正道指出：

滿洲問題不僅關乎到東亞全域性，更觸碰到了當前的世界秩序，日本必須最快建立起新的制度，以取代過去由國際聯盟和華盛頓體系所確立的世界秩序原理。

1932年3月1日，為了更好掌控滿洲，日本扶持了一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企圖透過一地來謀謀一國，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都對這個政權不予承認，所以其影響實在有限，最終隨著日本戰敗而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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