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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的改革，核心內容是收稅。收什麼稅呢？丁稅和田稅。但是當時商稅和鹽礦稅才是大頭，所以說這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因為各種原因的限制，張居正不能也不敢收鹽稅和商稅。實在沒辦法，他只能拿丁稅和田稅開刀。雖然改革能增加稅收，但是也不多，這明顯應付不了後期的軍費開支。

張居正

小編認為，明朝中後期的弊病是積重難返，別說10年，恐怕是30年也不行，明朝一樣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

歷史上所有王朝的改革，就是國與民、豪強與百姓之間的利益重新分配。明朝中期開始，地方豪族讓政府沒錢了，政府就要想辦法多收點錢。朝廷給豪強壓力，於是豪族又把壓力轉移給小老百姓們。如果朝廷膽敢直接拿地方豪族開刀，比如說抄家。地方豪族就會在某個時候舉行所謂的“農民”起義，這是朝廷不願意看到的。

萬曆皇帝

張居正改革的亮點，是把人頭稅攤牌到土地裡，圍繞人頭稅和田賦改革。但是這種做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明朝的稅制結構，弊病還是一樣存在。

朱元璋立國初期，對商人有很多限制的規定。但是到了明朝後期，商業卻是非常的發達。明末已經進入了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社會分工複雜，外貿活動頻繁。按照常理來說，朝廷從商人那裡收了稅，國庫的收入應該是呈現增長的狀態。但是，明朝的財政收入並沒有增長。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控制著明朝經濟命脈的江南豪族，是商人、地主和官僚的混合體。商人賺了錢，就買土地，變成了地主。然後再花錢培養後代考科舉，或者是透過行賄成為官僚階層。這些人不僅控制著人口、土地、錢糧，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也是非常的大，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朝廷首輔大臣的人選。明朝老百姓們的繳稅壓力非常大，但是朝廷能收上來的錢糧卻非常少。這就說明了，明朝的人頭稅和田賦並不是收入的主要收入來源。張居正在這兩個方面做文章，對豪強來說不痛不癢，卻把老百姓坑慘了。

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本意上是好的，為民著想。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朝廷只收銀子，豪強手裡有的是銀子，但老百姓沒有，尤其是北方的老百姓。顯而易見，朝廷原本想“輕徭薄賦”，減輕老百姓的稅收壓力。可結果卻適得其反，貧困差距越來越大，從而使社會的階級矛盾被無限度的放大，最終造成了“官逼民反”的結局。

張居正的改革無非是讓豪強吐了一點血而已，無意中卻讓老百姓造成了內傷。所以說，明朝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話又說回來，如果張居正再多活十年，他會怎樣進一步的改革呢？小編覺得他會從商稅和鹽礦稅來下手，因為這方面的油水非常的大！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就是從這方面下手的。他派官員到地方設立關卡干涉徵稅，督查礦業開採，經營歲辦、採辦、皇店，宦官經營倉儲。只不過張居正收稅，錢是放在國庫裡。而萬曆皇帝收稅，錢是放在他私人口袋裡。

萬曆皇帝這麼幹，被後世罵得很慘。其中固然有宦官們為非作歹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萬曆皇帝動了地主士紳們的利益，而筆桿子又是在地主士紳的手裡。不管是萬曆，還是張居正，只要動了商稅和鹽礦稅，都要被筆桿子們口誅筆伐。如果不從這些方面下手，朝廷還是收不了多少稅的。這也是明朝最大的弊病所在，似乎收或者不收都是不行的。

所以，張居正所實施的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治療明朝的病根，他也不可能完全背離整個階級的利益而存在。清查人口土地，一條鞭法的實施，已經是他能改革的極限了。對於商稅和鹽礦稅，張居正是無法下手的。你看看萬曆皇帝，動了商稅和鹽礦稅後，筆桿子們罵他“明朝之亡，亡於萬曆。”把明朝的滅亡，全部歸罪於萬曆皇帝。貴為皇帝的朱翊鈞都無法幹好這事，更何況是身處人臣的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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