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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的基業長青

由 君臨財富 發表于 美食2023-02-01

接下來,君臨將花時間把多年積累的關於投資的筆記和思考整理成書。

專欄仍會不定時更新,股市有行情的時候,我會寫文章跟大家聊聊最新的看法;

沒有行情的時候,就埋頭寫書,寫一章發一章。

以下是《君臨投資史》的卷一,第四章。

四百年的基業長青!

漢朝和羅馬是公元前200年-公元后400年間最強大的兩個帝國。

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先崛起,羅馬(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晚一點,兩個國家都綿延了400年左右。

漢朝疆域面積600萬平方公里,人口6000萬以上,羅馬帝國面積500萬平方公里,人口在5000-7000萬左右。

實力在伯仲之間。

如此龐大的疆域,如此眾多的人口,還能維持如此長的統一時間,在古代史上是罕見的兩個案例。

它們是如何做到的?

又能給我們的投資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先看漢朝。

漢朝最大的特點是:好皇帝非常多。

漢朝前後405年,可以稱得上是好皇帝的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一共10位幹得不錯的皇帝。

他們合計統治的時間長達223年,佔了漢朝歷史的55%,超過一半。

我們分別看一下他們都有哪些政績——

第一位,漢高祖劉邦。

秦朝末年,由於暴政導致天下大亂,並且秦朝的軍隊都被調派到了邊疆,一支60萬大軍去了南邊征戰百越,一支30萬大軍去了北邊抗擊匈奴。

由此造成中央空虛,一個龐大的帝國僅僅三年時間就被席捲全國的農民起義搞崩盤了。

(這很像是加槓桿過狠的投資者,一招不慎,就此資金鍊斷裂而清零。)

劉邦順應形勢,起義造反,此後又花了4年時間剿滅群雄,重新統一天下。

建國之後,劉邦主要的工作有三件:

1)治理國家,恢復禮法,設三公和九卿,任命蕭何為丞相,休養生息、輕徭薄賦;

2)鞏固政權,貶殺韓信、英布等異姓親王;

3)和親政策,對強大的匈奴以“忍”為主,保持戰略定力。

第二、三位,漢文帝和漢景帝,合稱“文景之治”。

兩位皇帝是劉邦的最佳接班人,主要政績也是三件:

1)繼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積蓄國力;

2)繼續鞏固政權,對同姓親王也採取手段,削減他們的封地;

3)繼續和親政策,但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開始積極備戰,打造騎兵部隊。

在高祖戰略的基礎上,再略微進一步,由此得了個“蕭規曹隨”的成語。

第四位,漢武帝。

中國帝王榜上通常能進三甲的偉大人物,他的政績是全方位的,創造力驚人。

內政上,釋出推恩令,完全解決了諸侯王的威脅,國家從此穩定。

軍事上,開疆拓土,北邊發動三場大規模的匈奴戰爭,擊潰匈奴,疆域擴充套件到西域;南邊滅南越國、滇國,進佔海南島;東北滅衛滿朝鮮。

文化上,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後世兩千年的主流思想,從此中國人有了一個統一的靈魂,稱為“漢人”;

不過,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在施政的時候也並未荒廢法治,採用的是“德主刑輔”,即先用道德教化,再用刑法約束,剛柔並濟。

武帝也非常重視教育,創辦了太學,這是中國王朝史上第一所公辦學校,到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

正是這些努力,使得漢朝文化鼎盛,湧現了《史記》等史學鉅著。

外交上,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讓中國和西方的科技交流進入一個繁榮期,中國出口絲綢、漆器、桃、李、杏、梨、姜、茶葉,進口良馬、駱駝、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黃瓜、胡豆、胡桃、胡瓜、胡荽、胡蘿蔔等一系列物產。

值得注意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絲綢開始大規模出口,絲綢是古代最重要的奢侈品,主要面向貴族客戶,利潤率極高。

相比起來,其它幾個文明,兩河文明主打的是羊毛紡織業、古埃及主打麻紡織業、古印度主打棉花紡織業,都是面向大眾客戶的,利潤率要相對低一些。

絲綢之路,打通了漢朝-羅馬帝國之間的陸上高速路,是文明史上的第一代全球交換網路,大大加速了文明的進化。

以上幾件功績,都是開天闢地式的,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第五、六位,漢昭帝和漢宣帝,合稱“昭宣中興”。

漢武帝晚年,有些老糊塗,搞出了“巫蠱之禍”,社會出現短暫的混亂。

漢昭帝劉弗陵7歲登基,隨後誅殺了上官桀等一批陰謀權臣,接著讓霍光輔政,大搞休養生息,由此四海清平。

漢宣帝登基後,將日漸跋扈的霍氏家族清除,並減稅賑災,救濟弱勢群體,在西域設定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版圖。

第七位,漢光武帝,“光武中興”。

宣帝死後,西漢走向衰敗,內政混亂,權臣王莽篡位,並引發了赤眉、綠林農民起義。

皇族劉秀拉起一支隊伍,平定天下,再次實現國家的統一。

建政之後,大興儒學,設立地方推舉和中央考試結合的察舉制,讓政府公務員的選拔制度化。

第八、九位,漢明帝和漢章帝,合稱“明章之治”。

兩個皇帝在位時,軍事上經營西域,派竇固北伐匈奴,西南邊境哀牢國內附,實現對雲南的完全統治;

內政上,興修水利,救濟弱勢群體,史載“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文化上,延續了光武帝的儒學興盛局面,還出版了數學名著《九章算術》。

第十位,漢和帝,“永元之隆”。

這是一位被歷史低估了的皇帝,他非常勤奮,每日早起臨朝,深夜批閱奏章,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

內政上,清除跋扈的權臣竇氏家族,重用賢臣鄭眾、蔡倫等,大力發展經濟,墾田面積達732萬多頃,為東漢之最。

和帝治下,文化科技非常燦爛,有蔡倫研發的造紙術,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有班固的《漢書》,中國第一本傑出的斷代史;還有許慎的《說文解字》,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外交上,派遣甘英出使羅馬帝國,一路走到兩河流域。

軍事上,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匈奴戰爭,北匈奴被迫西遷進入中亞;班超經營西域,降伏貴霜帝國,使漢朝疆域達到極盛。

————

10位優秀的皇帝密集出現在一個朝代,這在中國文明史上絕對是不多見的。

正是如此,才能讓漢朝享有400年的長青基業。

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是運氣嗎?肯定不是。

君臨認為,從他們的上位背景和激勵動力來看,可以大致梳理出兩條主線。

第一條主線,是立儲問題處理的好。

10位皇帝中,劉邦和劉秀都是自主創業,靠軍功自己打出來的。

另外8位,都是繼承者。

有意思的是,雖然中國自周朝開始就推行“嫡長子繼承製度”,被儒家認為是倫理典範,漢朝又是儒家興盛的朝代。

但是,上面8位繼承者,只有漢景帝一個是嫡長子,其它7個都不是。

我們分別看一下。

第一位,漢文帝劉恆,是高祖劉邦第四子。

他的母親薄姬,原是敵軍俘虜,被劉邦偶然看見,臨幸了一次,就有了身孕,但後來也沒得到寵幸。

劉恆長大後,被封為代王(今天的山西太原),遠離首都。

高祖死後,呂后攝政,內鬥激烈,曾經被高祖寵幸的人都紛紛被殺,劉恆躲過一劫,也養成了謹慎低調的性格。

呂后去世,跟著高祖打江山的兩位忠臣: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攜手誅滅了呂后的勢力,並商議由誰來繼承皇位。

他們在皇族中考察了一遍,最終選了有著“寬厚仁慈”名聲的劉恆。

第二位,漢武帝劉徹,是漢景帝的第十子。

漢景帝有14個兒子,分別為6個寵妃所生,但他的皇后因為是太后指定,並不受寵愛,所以終生無子。

為此,一場精彩的宮斗大戲拉開帷幕。

最先上位的是慄姬,在她的媚術攻勢下,薄皇后被廢黜,慄姬所生的劉榮被立為皇太子。

但慄姬太得意了,她以為自己給皇帝生了3個兒子,其中一個當了太子,就能穩操勝券,因此漸漸變得目中無人。

當漢景帝的姐姐館陶長公主劉嫖,來找慄姬,想把自己的女兒阿嬌(成語“金屋藏嬌”裡的阿嬌)嫁給太子時,慄姬一口拒絕了。

劉徹的母親王娡卻抓住機會,許諾讓劉徹娶阿嬌,由此和館陶長公主結成聯盟。

三年後,太子劉榮被廢,王娡被立為皇后,劉徹成為新的皇太子。

第三位,漢昭帝劉弗陵,是漢武帝的第六子。

漢武帝晚年老糊塗,發生巫蠱之禍,太子劉據被誣陷而自殺。

之後,又是一場龍爭虎鬥。

皇三子劉旦上書父皇,自願進京擔任皇宮保衛,希望得立為太子,漢武帝大怒,殺劉旦派來的使者,並削其三縣。

皇四子劉胥為人奢侈,喜好遊樂,行為舉止荒誕,被漢武帝厭惡。

皇五子劉髆是李廣利將軍的外甥,李廣利和丞相劉屈氂合謀立劉髆為太子,事發後李廣利投降匈奴,劉屈氂被腰斬,劉髆鬱郁而死。

只剩下最小的兒子劉弗陵了,漢武帝認為他聰明伶俐,很像他少年之時,因此有意傳位於他。

臨終之前,漢武帝立8歲的劉弗陵為太子,任命霍光等四人為託孤大臣,並將劉弗陵的生母賜死,以防太后干政。

第四位,漢宣帝劉病已,是漢武帝曾孫,廢太子劉據的孫子。

巫蠱之禍中,太子劉據一族幾乎滿門被斬,唯有當時剛出生一個月的孫子劉病已躲過劫難。

劉病已被大臣邴吉所救,偷偷送到其外祖母家寄養長大,再加上自幼多病,從小嚐盡了人情冷暖。

漢昭帝20歲就駕崩了,沒有孩子,權臣霍光隨後立漢武帝的一個孫子劉賀為皇帝,但劉賀“荒淫無行,失帝王禮宜,亂漢制度”,僅做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又廢掉了。

邴吉建議霍光立劉病已為帝,認為他學業佳、品德好,是個好皇帝的材料。

在霍光的認可下,半生多災多難的劉病已迎來了命運的反轉。

第五位,漢明帝劉莊,是漢光武帝第四子。

太子最初是光武帝第一位皇后郭聖通所生的嫡長子劉彊。

但劉莊更受光武帝喜愛,一來他母親是和光武帝經歷過患難愛情的陰麗華;

二來他自幼聰穎伶俐,“十歲能通《春秋》”,從小跟著光武帝旁聽政事,能力過人。

十二歲那年,光武帝頒佈“度田令”,要求各地官員如實丈量土地,然後根據實際土地徵收稅款。

聽取彙報的時候,光武帝發現有個官員寫著“河南、南陽不可問”,於是審問是什麼意思?

官員不敢回答,劉莊猜到了答案,說出實情,“因為河南是功臣居所,南陽是皇帝故鄉,所以官員不敢問。”

小小年紀,就有這樣的悟性,自然深得光武帝的歡心。

三年之後,陰麗華被立為新皇后,劉莊也成為了新太子。

第六位,漢章帝劉炟,是漢明帝第五子。

漢明帝時的皇后只生了3個女兒,沒有兒子,於是在眾多皇子中選了劉炟,過繼為養子。

第七位,漢和帝劉肇,是漢章帝第四子。

這又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宮斗大戲!

漢章帝的竇皇后,是個貌美如花,卻蛇蠍心腸之人。她獨寵後宮十幾年,卻沒有兒子。

當時,宋貴人生下皇三子劉慶,梁貴人生下皇四子劉肇。

最初劉慶被立為太子,竇皇后誣陷宋貴人搞巫蠱之術,導致劉慶的太子位被廢,宋貴人服毒自殺。

梁貴人心生畏懼,乾脆將兒子劉肇送給竇皇后作養子,希望能免禍。

雖然劉肇被立為了太子,但沒成想梁貴人的外家依然被竇皇后以匿名信誣陷,滿門被斬。

梁貴人憂憤而死,劉肇便在這刀光劍影的宮中,隱忍生長。

————

縱觀這些皇帝,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在兒時,其母親曾是宮斗的失敗者,因此嚐盡了人間冷暖,養成了堅忍的性格。(文帝、宣帝、和帝)

當宮鬥形勢發生變化時,這些低調的王子往往能獲得掌權者的賞識,晉級上位。

第二類,從小聰慧,品學兼優,有好的名聲,因此得到皇帝、權臣、皇后的欣賞,成為政治選拔中的勝出者。(文帝、昭帝、宣帝、明帝、章帝、和帝)

有一個細節不應忽略。

在漢朝時,雖然有嫡長子繼承的傳統,但掌權者似乎並沒有被這個傳統所束縛。

一方面,社會上下都認可皇位必須由皇子血脈繼承,即使是許多權臣也沒有要篡位的打算。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解決不好,就會導致政局不穩,權力中心轉移到權臣手中,就像東漢末年-南北朝的動亂局面。

中國歷史上解決得比較好的,主要是漢朝中前期和宋明清三代。

別看這些時代的宮鬥很激烈,但當時的社會還是很平穩的,只是茶壺裡的風波。

這跟波斯帝國、三國兩晉南北朝,動不動就權臣毒死皇帝,軍隊反叛戰火四起的局面,有著很大差異。

背後的原因,君臨認為跟當時的經濟繁榮、社會受教育水平較高,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全社會的蛋糕是在不斷做大的時候,人們大多會願意遵守規則,而不是透過內鬥來搶蛋糕。

另一方面,掌權者們也都希望能選拔一位相對更優秀的皇子來繼承皇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陳平周勃和霍光邴吉。

霍光在立劉賀為皇帝后,發現他道德敗壞,火速就把他廢掉,重新挑選了劉病已當皇帝。

掌權者們當然要慎重,因為他們深知,一個領導人的品德和能力優劣,對一個團隊的興衰榮辱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遇上一個好皇帝,國家繁榮昌盛,遇上一個差皇帝,國家衰敗蕭條,基本就是一個鐵律。

有趣的是,中國歷史上較好的繼承者皇帝,絕大部分都不是嫡長子。

唐朝,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是次子,高宗李治(永徽之治)是九子,玄宗李隆基(開元盛世)是三子;

宋朝,太宗趙光義(統一中原)是二弟,仁宗趙禎(仁宗盛治)是六子,孝宗趙昚(乾淳之治)是三子;

明朝,成祖朱棣(永樂盛世)是四子,孝宗朱祐樘(弘治中興)是三子,穆宗朱載坖(隆慶新政)是三子;

清朝,聯手開創康雍乾盛世的,康熙皇帝是三子,雍正皇帝是四子,乾隆皇帝是四子。

中國大一統王朝中,嫡長子繼承佔比最大的是明朝,15個繼承者皇帝中,8個是長子長孫。

而明朝的皇帝,歷來是被後世所詬病,平均口碑比較糟糕的。

不是說嫡長子就不行,像漢景帝劉啟、明宣宗朱瞻基,也都是不錯的皇帝。

但整體來看,一個朝代,如果能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儘量做到選拔相對賢能的來繼承家業,仍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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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主線,適度的國際競爭壓力,是激勵他們上進的重要動力。

中國文明跟其它文明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護城河深厚。

這條護城河是由三重護欄組成的——

第一重護欄:北方-西部一系列高大山脈組成的天然屏障,阻隔了遊牧民族的無數次進攻。

中國人在北方山脈上,修築長城,配合狼煙傳遞資訊,進一步加強了防禦力。

第二重護欄:四川盆地-長江出海口由西向東的水路攔截,再一次阻隔了遊牧民族的強大進攻。

三國兩晉南北朝、南宋,兩個時代近500年的歷史,南方漢文明都是靠這重護欄得以守護。

第三重護欄:龐大的人口數量+統一的民族文化,使得反抗、融化的能力很強大。

元朝、清朝時,少數民族兩次入主華夏,但最終漢文明依然延續,沒有像古埃及那樣文字消失,文明斷層,關鍵就是靠這重護欄。

這三重優勢,在亞歐大陸的諸多古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

兩河-波斯-古印度文明基本沒有屏障,導致護城河缺失,長期戰火紛飛。

古埃及和古希臘,有一定的護城河,但無奈國家太小,人口有限,導致戰略緩衝區不夠。

跟他們比起來,中國無疑是幸福的。

也因此,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文明的社會穩定性要強得多,逐漸的便形成了一種自信的底氣。

這種自信,是中國在漢朝時願意主動開放,通西域、賣絲綢,大量進口胡瓜、胡桃、胡蘿蔔的重要社會心理。

也是掌權者會考慮“廢長立賢”的一個重要心裡基礎,他們會降低由此可能導致社會動盪的顧慮。

這就像牛市時,投資者通常會降低風險意識,積極買入高風險資產一樣。

另一方面,在漢朝時,中國也不是一個完全壟斷的中央帝國。

在東亞地區,漢朝長期面臨著北方匈奴的競爭,這種適度的壓力是非常重要的。

公元前200年,剛剛建國第三年的漢高祖,率領一支大軍討伐叛將韓王信。

開始的時候,漢朝大軍連戰連勝,信心爆棚,一路追擊到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

當時正是隆冬時節,某日凌晨,天降大霧,劉邦帶領一支精兵出城,爬上附近的白登山,以察看遠方的敵情。

沒想到下山時,才發現自己已經被40萬匈奴大軍團團包圍,動彈不得。

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圍”。劉邦被圍困在山上七天七夜,水斷糧絕,幾乎喪命。

危難中,幸好得到陳平的一條錦囊妙計,才僥倖脫險。

自此之後,漢朝對匈奴的“韜光養晦”持續了70多年,長期執行被認為是“屈辱”的和親政策。

正是在這種外部壓力下,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代皇帝一直兢兢業業,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作為最大的執政目標。

景帝時期,大力在邊境屯田移民,建立了多個牧場馴養馬匹,大量製造兵器,強化士卒訓練,一切都是在為戰爭做準備。

武帝年間,終於準備妥當,派遣衛青、霍去病為首的統帥對匈奴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戰爭。

第一次戰爭,前127年,匈奴入侵,衛青將軍率領數萬大軍迎敵,採取“迂迴側擊”的戰術,繞到匈奴軍的後方,分割包圍,逐個殲滅,大勝而回。

第二次戰爭,前124-123年,衛青將軍兩次率領騎兵進入蒙古草原,將匈奴的主力部隊擊潰。

第三次戰爭,前119年,漢朝以舉國之力,發動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次遠征。

漢武帝讓衛青和霍去病各帶領一支部隊,合計14萬匹戰馬和50萬步卒作為後勤補給兵團,前鋒部隊再加上10萬騎兵和10萬物資運輸兵團,一路向北掃蕩。

這一場戰爭,匈奴軍隊幾乎被完全消滅,霍去病將軍更是深入漠北2000裡,讓匈奴人聞風喪膽。

從此,雙方力量形勢逆轉。

但由於蒙古草原氣候實在寒冷,不適合農業發展,因此漢朝雖然能透過戰爭削弱匈奴的力量,卻無法做到長期的佔領和治理。

這就使得隨後的數百年間,兩國一直處於對峙狀態,時戰時和,漢朝的邊境壓力始終沒有完全解除。

因此才會有了漢朝中後期,一邊發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另一邊又繼續和親,引發“昭君出塞”的故事。

整體來看,立儲問題處理的比較好,和適度的國際競爭壓力,這兩點是漢朝好皇帝多的重要基礎。

前者,主要原因是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礎上,掌權者逐漸形成了“立賢優先”的共識;

後者,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深厚護城河下,逐漸形成的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對壘的格局。

正是這些因素的結合,使得漢朝綿延了400年之久,是中國統一王朝中維持社會穩定最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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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整體來看,漢朝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仍然得益於其護城河。

而在亞歐大陸另一邊的古羅馬帝國則不同,這個國家並沒有什麼天險可以依賴,護城河很淺,但絲毫不影響其400年統一基業。

如果加上帝國之前的羅馬共和國、王政時代,之後分裂的東羅馬帝國,則整個古羅馬文明持續的時間甚至長達2200年(前753年進入王政時代-1453年東羅馬帝國結束)。

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們先看羅馬帝國,相比漢朝,羅馬帝國要亂得多。

從公元180-283年,羅馬帝國整整經歷了一百年的內鬥和混亂,史稱“三世紀危機”。

在這一百年裡,各地軍閥混戰,紛紛自立為帝。

不列顛人(今英國)、高盧人(今法國)、色雷斯人(今保加利亞)、阿拉伯人(今中東),都做過皇帝,他們都自認為是正統的羅馬帝國君主。

最混亂的時候,一年湧現出了5個皇帝,近衛軍居然宣佈將皇位拍賣,出價多者就可做皇帝。

總有人願意出價更高,於是近衛軍就廢掉之前的皇帝,另立新君。

帝國甚至一分為三,中央政權幾乎癱瘓,皇帝之間彼此大打出手,還要鎮壓不時叛變的軍隊、起義的奴隸和農民。

由此農田荒蕪、城鎮蕭條,出現數百公里內看不到一個人煙的衰敗景象。

在北方,蠻族開始一波一波的入侵,270年,汪達爾人甚至已經侵入義大利半島。

這種景象放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文明中,一個朝代衰敗的時間在50-80年左右,就鐵定是要換江山了。

但就在幾乎所有人都以為,羅馬帝國已經徹底沒救的時候,在奧勒良、戴克裡先、君士坦丁幾位皇帝的努力下,居然神奇般的又活過來了。

奧勒良皇帝任內,在北方驅逐了蠻族汪達爾人,在東邊摧毀了冉冉升起的帕爾米拉王國的威脅,在西邊收復了已分裂14年的高盧帝國,重新統一羅馬帝國。

因此,奧勒良也獲得了“世界重建者”的稱號。

戴克裡先皇帝任內,一直就在各地平息叛亂中。

287年遠赴西北的不列顛平息軍隊叛亂;

288年橫跨羅馬帝國,來到最東邊的兩河流域鎮壓叛變,下半年又跑到西邊的高盧剿匪;

290年剿匪結束,再次將大部隊拉回到最東邊,前往敘利亞鎮壓阿拉伯遊牧民族的叛亂;

291年,在最南邊的尼羅河上游擊退了黑人土著的入侵;

292年又跑回到最北邊的多瑙河流域,跟跨河南下的日耳曼蠻族展開廝殺。

這個皇帝,努力、勤奮,但又真的是太TM累了。

痛定思痛,戴克裡先做了一個決定,將國家劃分成4塊,每塊交給一個皇帝打理,簡稱“四帝共治”。

當然,每個皇帝還是有高低地位不同的,其中兩個叫奧古斯都(正帝),另外兩個叫愷撒(副帝);奧古斯都在位20年後必須退位,由原先的兩位愷撒繼位為奧古斯都,並再各自任命一位愷撒。

皇帝還能這樣玩?!

慢慢的,國家不就一分為四了嘛,誰還聽誰的呀?!

於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任內,又從不列顛島出發,率領著大軍一路向東打過去,將義大利、西班牙、北非、希臘、中東,重新收歸旗下,成為帝國的唯一統治者。

但君士坦丁大帝依然面臨著戴克裡先類似的問題,各地叛亂此起彼伏,怎麼辦呢?

他想了兩個辦法。

第一個,統一思想,大力推廣基督教,試圖用靈魂的統一讓帝國境內各個地方的人變成一個民族。

這件事永遠的改變了後世數千年的西方文明。

其實在當時的古羅馬帝國內,有著無數的宗教,像摩尼教、襖教、猶太教、佛教,還有許多今天已經消失的泛神論宗教。

這些教派之間,彼此競爭、互相攻擊,讓帝國的統治者們非常苦惱。

基督教在當時,只是一個小教派,遠算不上是主流。

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選擇了基督教,是因為它的一神論思想,更有利於帝國的大一統,因此脫穎而出。

第二個,學習戴克裡先,任命三個兒子為凱撒,各統治帝國的一部分。

這又繞回了原點。

沒辦法,古羅馬帝國實在太大了,又沒有護城河,四面八方都面臨著敵人的進攻。

帝國的榮光能維持到四世紀,已經是極限了。

說實話,古羅馬帝國能夠又續了一百年的命,完全要感謝奧勒良、戴克裡先、君士坦丁三位皇帝。

他們都是行伍出身,靠軍功和能力一步步升遷做大的,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即使是君士坦丁大帝,其父親是羅馬帝國西部奧古斯都君士坦提烏斯一世,看似是個二代繼承者,實際上也沒有那麼簡單。

君士坦丁自少年時便隨父征戰,青年時因為父親當了帝國西部的皇帝,他被迫作為人質被扣押在東部帝國皇帝戴克裡先手下,隨後便一直在各地征戰中。

直到他33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前一年,他才找到個機會逃到不列顛,繼承了父親的皇位。

一群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軍閥,彼此都供奉著羅馬帝國這個牌位,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自居,這種現象並非是兵荒馬亂的年代才有的。

在最鼎盛的羅馬帝國早中期,便一直如此。

從獨裁者凱撒大帝開始,到帝國中期的奧勒留皇帝統治的230年間(公元前49年-公元180年),是古羅馬如日中天的黃金時代。

最知名的領導人有7位——

第一位,凱撒。

凱撒的功績有三件,第一是征服高盧(今法國),擴大了疆土;

第二是削弱元老院的權力,成為終身獨裁者,將公民權從羅馬城邦擴大到帝國整個疆域,從此奠定了羅馬帝國的根基。

第三是培養了一位優秀的養子——屋大維。(注意,這是重點)

第二位,屋大維。

屋大維的功績也有三件,第一是征服埃及,併入羅馬版圖,擁有三千年輝煌的埃及古典文明從此結束。

第二是進一步削弱了元老院的權力,成為羅馬終身執政官,完成羅馬帝國的建國大業。

第三是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四通八達的道路將羅馬帝國的各個部分聯結為一個整體,史稱“條條大道通羅馬”,讓帝國的統一根基更加牢固。

屋大維死後,帝位傳給了他的養子提比略。

第三位,涅爾瓦。

涅爾瓦是在一系列的短期動盪之後,由元老院推舉上任的。

這位皇帝尊敬並善待元老,使得元老院的權威得到一定恢復,又認真挑選了一位優秀的繼承人,讓戰功卓著的日耳曼總督圖拉真作為養子。

從此,拉開了“五賢帝”時代。

五賢帝時代是羅馬經濟最燦爛的年代,湧現出了像塔西佗(著有《歷史》12卷)、蘇維託尼烏斯(著有《羅馬十二帝王傳》)、阿庇安(著有《羅馬史》)、蓋尤斯(著有《法學階梯》)等文化大師。

地中海的葡萄和橄欖種植業日趨繁榮,義大利生產的玻璃器皿、陶器、金銀盤、珊瑚、葡萄酒、橄欖油大量向亞洲出口。

另一邊,亞洲的乳香、沒藥、胡椒、枸杞、棉花、絲綢,也大量進口。

往來於地中海、紅海和印度洋之間的貿易路線蓬勃發展,被後世稱為“海上乳香之路”。

這是跟亞洲“陸上絲綢之路”交相輝映的一段美好時光。

第四位,圖拉真。

這位皇帝出生於西班牙,是從外省貴族爬上皇帝寶座的第一人。

任內,他先後征服了達契亞(今羅馬尼亞)、兩河流域、亞美尼亞、帕提亞(今伊朗西部),使得羅馬帝國的疆域達到全盛時期,地中海完全成為帝國的內海。

臨終前,他宣佈哈德良為養子。

第五位,哈德良。

這位皇帝是一位優秀的守成之主。

他經常巡遊四方,在不列顛島北部修建了“哈德良長城”,以抵禦蘇格蘭蠻族的入侵;命令法學家編成《永久敕令》,作為帝國的法律基礎,並重新劃分行省、改革兵制,以實現帝國的長治久安。

哈德良對繼承人問題考慮得更長遠,他一方面選擇了52歲的安敦尼為養子,讓他繼承帝位,另一方面又選擇了18歲的奧勒留和7歲的維魯斯作為安敦尼的養子,隔代指定。

第六位,安敦尼。

這位皇帝勤政愛民,與元老院關係良好,國庫殷實,羅馬享受了20多年的太平盛世。

公元166年,安敦尼派遣了一位使臣來到漢朝的洛陽,見到了漢桓帝,這是中國和歐洲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但當時的漢朝已走在下坡路上,外戚當權、十常侍亂政,十幾年後黃巾起義就爆發了。

第七位,奧勒留。

安敦尼死後,哈德良隔代指定的兩個養子奧勒留和維魯斯同時繼位,這是羅馬史上第一次兩帝共治。

不過,由於維魯斯死得早,所以很快又恢復了奧勒留一個皇帝。

奧勒留勤政愛民,積極處理政務,守衛帝國邊境,著有《沉思錄》一書,因此獲得了“哲學家皇帝”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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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位皇帝之間,彼此都沒有直系血緣關係,而是養父與養子之間的關係。

自從凱撒開始,羅馬帝國的前半段逐漸形成了一個成熟的“養子繼承製”——

掌權者在熟悉的下一代中選擇一位忠誠並有能力的人,作為養子,重點培養,扶上馬,送一程。

如此,使得國家的權力交接相對穩定,繼承者也能保證是一個相對有能力的人,不至於將國家搞垮,人亡政息。

可以說,這是羅馬帝國能在2000年前的古代,實現長久繁榮的一個重要制度安排。

咦,為什麼古羅馬會有如此神奇的操作?

放在漢朝皇帝看來,甚至如今的許多中國人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

這個制度的形成,其實是由兩個相互交織的主線影響下的結果。

第一個,古羅馬文化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即使是最高掌權者,也只有一個妻子。

這跟中國古代貴族的三妻四妾,皇帝的三宮六院,差異甚大。

只有一個妻子,孩子自然就少,再加上古代瘟疫盛行,醫學落後,很容易就造成孩子的夭折,從此無後。

像屋大維,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膝下就沒有兒子。

這種情況下,古羅馬逐漸形成了一股養子之風,養子也被全社會認可是自己的下一代。

不過,古羅馬的養子跟現代的養子是有很大差異的。

現代人領養孩子,通常是從出生沒多久的嬰兒中去領養,以逐漸培養親情關係。

古羅馬人卻不這麼看。

他們的目的更加功利,嬰兒從小培養,很有可能在成長中得一場病就夭折了,得不償失。

還不如領養一個成年人方便,直接摘桃子。

涅爾瓦領養圖拉真作為養子的時候,後者已經45歲,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日耳曼行省總督。

哈德良領養安敦尼作為養子的時候,後者更是51歲了,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

因此,與其說是領養,不如說是利益結盟。

第二個,元老院的巨大影響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凱撒倒是有個親生兒子,是他和埃及豔后克利奧佩特拉的私生子,即凱撒里昂,又被稱為小凱撒。

埃及豔后本人,也一直希望小凱撒能成為羅馬帝國的繼承人。

但凱撒很清楚,當時的元老院還有很大影響力。

以小凱撒的能力,以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肯定駕馭不住局面,一旦他不在了,元老院反攻倒算,並不會有好下場。

因此,他死的時候,遺囑讓養子屋大維繼承權力。

公元前30年,屋大維征服古埃及,豔后自殺,17歲的小法老凱撒里昂被處死。

元老院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源自這個制度已經持續了500年之久,自古羅馬從城邦時代就開始了,早已深入羅馬文明的骨髓。

它是古羅馬強大的根本保證。

最早的時候,古羅馬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城邦制小王國,由國王輪流統治。

但是在王政時代的200年後,一位殘暴的國王引發了社會動盪,最終由一位叫布魯圖斯的公民領袖率領反對派將他推翻,並建立了元老院共和制度。

從此,古羅馬進入共和國時代,布魯圖斯當選了共和國的第一位首席執政官,被後世稱之為“國父”。

古羅馬的元老院,最早出現在王政時代,由氏族長老組成,那時只有100人,起的是諮詢機構的作用。

布魯圖斯將它改組為最高權力機構,擁有立法權、選舉審批權,審批財政、外交、軍事,以及實施重大宗教措施等的一系列實權。

元老院的人數也增加到300人,成員不僅是貴族,還包括原高階官吏(執政官、監察官、大法官等)的優秀人物,平民階層也可以進入。

執行長由兩個人擔任,一個人掌管行政權,一個人掌管軍事權,目的是避免個人專制。

首席執政官由元老院選舉產生,一年一任,不得連任,同樣是為了避免個人專制。

還設立了保民官這個職位,保民官同樣是一年一任,且必須在公民中選出,剛開始是2名,後增至10名。

這個官職的設立,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利益,凡是不利於公民利益的行為、法令等,保民官都有權力予以一票否決。

保民官的人身安全與否決權,神聖而不可侵犯。

首席執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分別代表了行政權、立法權、監察權,三權分立,彼此制衡。

這個完美的制度,被認為是後世西方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的起源。

讀到這裡,你一定在感嘆,布魯圖斯怎麼如此偉大,能在那麼遙遠的時代,就想出如此天才的創意?

其實,布魯圖斯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他只是幸運的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那一年是公元前509年。

此前一年,古希臘的雅典城邦正處於全盛期,改革派的克里斯提尼擔任首席執政官,轟轟烈烈的開展著共和改革。

時間往前推85年,梭倫已經在雅典推行了它的400人公民會議的立法改革,梭倫是雅典的第一任首席執政官。

布魯圖斯的共和改革,不過是依著雅典的葫蘆,重新畫了一個瓢而已。

元老院就是公民會議的翻版,首席執政官的名字都沒變,都是一年一任,只不過雅典是3人共同執政,羅馬是兩人共同執政。

當時的地中海世界,到處都是古希臘人建立的城邦,布魯圖斯本身也是古希臘人的移民後代。

根據古羅馬的傳說,時間倒退到公元前1200年前,正是從古希臘的特洛伊戰爭中逃難來的一群人建立了最早的羅馬城。

即使在數百年之後,古羅馬的貴族依然要學習希臘語,凱撒就曾經到古希臘留學,拜入到雄辯大師阿波洛尼奧斯的門下。

在古羅馬帝國境內,很長一段時間,除了義大利半島講的是拉丁語,在地中海的其它地區通行的都是希臘語。

本質上,古羅馬就是一個逐漸強大起來的希臘化城邦。

它趁著雅典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暫時衰落的時候,在文明世界的邊緣崛起。

這是文明邊緣崛起定律的又一個案例。

而在當時,古羅馬最強大的對手——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同樣是一個擁有元老院的希臘化城邦。

前264-前146年之間,古羅馬透過三次布匿戰爭征服了迦太基,又透過四次馬其頓戰爭,控制了整個希臘,一步步崛起為地中海的新強權。

奇怪的是,如此偉大的成功,竟然沒有出現什麼知名的征服者流傳後世。

沒有知名征服者,卻征服了整個地中海,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羅馬的執政官都只有一年任期,真正的決策權是屬於元老院的。

是集體的智慧,在推動著羅馬共和國不斷前進。

這種智慧,雖然有短期的扯皮、決策緩慢、短視等問題,但他也有善於反思、願意糾正錯誤、不會犯大錯誤的優點。

在集體智慧的驅動下,羅馬共和國雖然遭受過一些戰役的失敗;

但長遠來看,卻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最後戰爭勝利。

說來難以相信,打贏三場布匿戰爭、四場馬其頓戰爭的古羅馬兵團,竟然是一支由農民臨時拼湊起來的志願兵。

根據古羅馬的法規,每次發動戰爭的時候,統帥都是一年一任的首席執政官之一,士兵都是臨時徵調的公民,他們甚至都沒有提前進行過演練。

究竟是什麼力量,讓羅馬軍團能不斷打勝仗呢?

無非是嚴厲的法制罷了。

根據古羅馬法規,被徵調計程車兵,不能逃跑,偷竊,丟掉武器、盔甲,這些都是死刑。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正是元老院的集體智慧,讓他們總能選拔出一些優秀的執政官,來實現戰爭的目標。

並且,也正是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軍隊和執政官之間缺乏長期關係,讓元老院對軍隊有著絕對的控制權。

總之,正是元老院制度,使得羅馬共和國走向了強大,也建立了它在古羅馬數百年來的權威。

試問,這種情況下,凱撒又如何能不忌憚?

當然,世事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

古羅馬早期能崛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位處文明世界的邊緣,周邊的部落城邦也都相當落後。

一群菜鳥弱雞互毆,才使得羅馬共和國能靠業餘民兵做大。

隨著共和國的打怪升級,面對的敵人越來越強大,民兵終於要跟中東豪強硬碰硬了。

公元前100年,首席執政官馬略為了改進羅馬的軍事戰鬥力,將臨時的徵兵制改為職業的募兵制,潘多拉的魔盒就此被開啟。

職業軍隊逐漸和指揮官結成了更緊密的關係,軍閥出現了,他們不再效忠於元老院,變成了終身獨裁者。

他們敲響了羅馬共和國的喪鐘。

古羅馬的軍事戰鬥力日趨強大,但軍閥們已不再願意被馴服,羅馬帝國的統治反而更加的動盪,甚至最終四分五裂,再也沒有辦法統一起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羅馬共和國雖然逐漸的向帝國轉變了。

某些東西變了,權力從元老院向皇帝手中轉移了。

但某些東西是不變的,皇帝依然要跟元老院進行某些妥協,依然要打著羅馬帝國的旗號去實施統治。

羅馬帝國,從來就不是某個家族的家天下。

本質上,這是一個公共政治平臺,皇帝之間自古以來就沒有多少血緣關係。

因此無論內部權力鬥爭多麼激烈,一旦上臺都會打著羅馬帝國這個旗號,來實現自己的統治。

這就類似於現代的企業,即使由於資本爭奪,控股權轉移了。

但企業依然在,品牌和渠道依然在,企業仍然能夠不斷髮展,繼續壯大。

這個偉大的制度設計,才是羅馬帝國能夠生生不息數百年,甚至靈魂維持兩千年而不滅的一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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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和漢朝的四百年基業,能夠帶給我們一些什麼啟示呢?

第一,最重要的依然是深厚的護城河。

漢朝再一次給出了範例。

護城河帶來長期的社會穩定和自信底氣,由此衍生了開放的社會風氣、教育的普及、權臣們對皇室權力的自覺維護,這才有了多次的“廢長立賢”事例。

第二,在護城河不足的情況下,先進的制度提供了同樣重要的價值。

縱觀歷史,傑出領導人的出現,往往是隨機的,但對一個文明的影響力又是決定性的。

先進的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優秀的人才選拔機制,讓好的領導人源源不絕的湧現。

古羅馬的元老院,其本質是精英共和,讓享有財產的貴族和優秀官僚組成的一群人共同選拔領導人。

這個制度架構,已經很接近現代企業的董事會選舉。

君臨認為,這個制度不是現代的民主制,卻比現代的民主制更能避免民粹化、福利化的問題。

畢竟,有恆產者有恆心,有學識者有智慧,精英的集體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獲得較優的解決方案。

正因如此,古羅馬帝國雖然沒有護城河可以依賴,但憑藉著先進的體制,他們能不斷選拔出優秀的領導人,以此實現了王朝的長期興盛。

這個因素,在未來的文明進化和投資案例中,我們會看的越來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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