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向來有渾水摸魚之徒,如富士康的管理亂象,顯然不能被定義為“過度防疫”,而恰恰是“消極防疫”所致。
簡單粗暴又放任自流,這與躺平無異。
歷史已經證明,在封建的官僚階級和嗜血的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下,工人階級在夾縫中是沒有生存出路的。
一面是隔離管控不力,一面是工廠強行要求“只要不陽就得復工”——除非被組織動員起來,否則工人階級始終會是一盤散沙。
然而,“組織動員”又談何容易…
早在2007年成立的富士康集團工會聯合會,實際上是一個管理組織,而非廣義上的工會。
那年3月,富士康在深圳龍華工業園區召開集團工會聯合會成立大會,由71名會員代表選舉產生了富士康集團工會聯合會第一屆委員會和經費審查委員會,時任集團對外辦公室專理的陳鵬當選為第一屆工會主席——此人是郭臺銘的心腹,也是富士康大陸管理團隊中受信任的一員罷了。
對於這個工會,當時“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專案的調研報告顯示,富士康員工只有44。5%的人知道工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舉為工會幹部的權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團工會主席是誰,更有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層工會小組長是誰。
員工茫然中選出小組長。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曾長期觀察富士康,他指出:“從富士康一系列的員工跳樓和罷工事件看,工會的聲音聽不到。工會成立幾年來所做的唯一一次活動就是支援郭臺銘,從這樣的歷史看,富士康整個管理層不懂得什麼是工會。”
美國公平勞工協會在調查富士康後也曾表示:“富士康的工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
2013年中國網曾調查了1736位富士康工人,其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四成工人認為工廠沒有工會,大部分人不知道工會的職能……在深入訪談中,受訪者大多表示:“沒聽說工會幹的是什麼”、“有問題反映了也沒用”、“他們和企業是一夥的”……
當然了,這裡面自然不僅是富士康集團這家企業的問題…
比如這次,倍覺弔詭的是,亂局爆發時,10月26日最先出來“闢謠”(沒有感染兩萬人)的竟然不是鄭州當地主管部門,而是遠在臺灣省那邊的“中央社”……
鄭州到底歸誰管?到底誰該為鄭州、為這些工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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