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陳德安與三星堆打了一輩子交道，1984年至2006年擔任三星堆遺址發掘領隊，1986年，他主持了與四川大學聯合發掘的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

時隔35年後，他靠手指觸控，再次感受到三星堆文物的“頭角初露”。

2020年12月，陳德安和郭漢中在討論修復青銅器，這是二號坑出土最大的銅尊，目前正在修復中。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 | 胡杰 校對 |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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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專案工作進展會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出土了500餘件文物，被稱為“連拆6個盲盒。”

2019年，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要專案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的助推下，相關部門制定了新的三星堆考古發掘研究計劃，三星堆祭祀坑的發掘工作重新啟動。

前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陳德安與三星堆打了一輩子交道，1984年至2006年擔任三星堆遺址發掘領隊，1986年，他主持了與四川大學聯合發掘的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時隔35年後，他靠手指觸控，再次感受到三星堆文物的“頭角初露”。35年裡，陳德安見證了考古從一個冷門邊緣的學科，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的聚光燈下。

2021年春天的成都，天氣有一絲陰冷。一家緊鄰錦江的茶館裡，68歲的陳德安捧著一杯竹葉青，坐在院子裡。這是他常去的茶館，離家比較近，他經常在這裡會見朋友或是安靜地喝茶思考問題。上年紀後陳德安患了眼疾，但聊起考古話題，聲音洪亮思維敏捷。

1986年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現場。受訪者供圖

我沒想到那麼快又見證了6個坑

新京報：聽說這次發掘你是下到坑裡，靠手摸出了銅器？

陳德安：對。2019年12月2日那天，三星堆的考古隊員挖探溝的時候碰到了三號坑的一個角，得知訊息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邀請我前往現場，說看看有沒有（出土文物的）希望。

距離工地還有一兩百米時，遇到一個老技工曾卷炳，我問他，坑裡填土像一號坑還是二號坑？他說像二號坑，我第一反應是，跟我之前預計的差不多，應該和二號坑的年代差不多。

在考古工地上，我就用手鏟颳了一下土，我說，哎，這個土真的像二號坑填土。

下午我們在開會的時候，雷雨（現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長）收到條訊息，說出銅器了。

還有人發來微信照片，有大概六七釐米的一段銅器，沿口斜著朝上。

返回工地後，我下去之後摸了一下，就說了六個字：大口尊，沒問題。

新京報：怎麼能做到靠手摸出文物的？這是考古行業的基本功嗎？

陳德安：對。我們搞考古，手要去接觸器物，一個罐的口沿，有些斜一點有些直一點有些圓一點，各個部位除了看之外，要靠手去感覺。器物演變從口沿的幅度變化是最明顯的，口沿能看出工匠的年代和風格。口沿和紋飾，直接看不一定記得住，也不一定掌握得準，你透過觸控體會之後，才能知道真實的時代風格，我們觸控口沿是非常講究的。

按照過去考古界老前輩蘇秉琦先生說的，考古的手上功夫要練到什麼程度？一麻袋陶片，各種器型的碎片都有，手伸進去摸，隨便摸一個要知道是什麼器型，什麼時期。

這是一項基本功，現在年輕一代考古工作者除了掌握傳統考古學的一套方法外，還需要懂得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等，比如裝置儀器操作分析檢查。

新京報：你之前想到會再次見證三星堆更多祭祀坑出現嗎？

陳德安：想過，沒想到這麼快。當時一個業內的朋友還跟我說，德安啊，三星堆一、二號坑是個祭祀區，那個地方肯定還有第三個坑第四個坑，我當時比較保守，不敢說一定有。我很驚喜，沒想到會這麼快又見證6個坑。

新京報：你見證了兩次重大考古發現，對比35年前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有什麼明顯的感受嗎？

陳德安：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國家綜合國力提高，國家對文物考古越來越重視。1986年春天我們和川大合作挖掘一二號坑，當時人手非常少。經費也很緊張。

第一次出國參加學術交流時，我發現在西方國家考古是“貴族職業”，是有錢人資助的事業，得自己去找經費做考古。我們用國家的錢做考古發掘研究，我們考古是國家的事業，人民的事業。近幾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愈加重視，經費充足了，人們更加關注考古成果，欣賞祖國傳統文化。

2020年12月，陳德安到三星堆遺址去拍攝遺址內居民搬遷前村落狀況，遇到村民小組長周明富迎面過來，周明富熱情地告訴他村民的搬遷進度。受訪者供圖

商文明是“神秘”的，三星堆是“神奇”的

自從三星堆6個祭祀坑“出圈”火了之後，陳德安的手機資訊就一直沒停下來，天南海北的媒體找過來，“每天至少要接受2個採訪”，但是陳德安很有耐心，即使是重複的問題，他也不厭其煩地一一作答，並客氣表示“謝謝你們關心古蜀文明”。

在北京錄完三星堆節目之後，他去了河南準備看看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收集一些資料， “立足西南考古，必須把中原文明吃透。”

新京報：有很多網友關心三星堆是否存在文字？你覺得接下來六個坑是否會出現文字？

陳德安：我覺得不會出現甲骨文。第一，目前為止，商代甲骨文主要是在殷墟被發現，殷墟以外的其他和商文明聯絡最密切的區域文明中都沒發現甲骨文，這說明甲骨文是商王室的秘密檔案，並不在社會流通。商人使用甲骨文是非常神秘的，僅限於占卜，秘密使用，一般民間占卜不使用甲骨文，既然與商朝周邊密切的文明中都沒有發現甲骨文。西周早期蜀地出現了金文，所以我認為在三星堆青銅器上發現金文比甲骨文可能性還大一些。

第二，商代在宗教上和蜀人不一樣，從出土的青銅器來看，蜀人是很具象張揚的，場景化世俗化，在宗教上沒有商代王朝文明那樣隱秘，沒必要再搞神秘的文字。

新京報：你怎麼評價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這兩種形態？

陳德安：我之前常說一句話，商文明是“神秘”的，而三星堆是“神奇”的。商代占卜都是在王室進行，研究甲骨文的很多學者認為甲骨文是王室的檔案資料，商文明的神秘讓我們至今對其祭祀用器物紋飾包括儀式場景如何舉行都沒有完全理解。

新京報：這次出土的金面具，有人聯想到埃及法老圖特卡蒙死後所戴金面具，這兩者有聯絡嗎？

陳德安：我認為是沒有聯絡的，埃及金面具的一個特點是戴在木乃伊上面的，他們的觀念是靈魂是不會離開屍體的，金面罩讓靈魂永駐體內，中國人的自然宗教觀念是人死了之後魂和魄是分開的，魂是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喊回來的，所以以前農村有招魂習俗，宗廟裡用人頭像金面具祭祀相當於在喊魂一樣，把靈魂喊回來又寄駐在人頭像上，人頭像、人面具是祖先亡靈的載體，代表祖先接收祭祀。

我一直堅持認為，宗教還是要站在唯物觀解釋，因為自然宗教是看到自然現象不解才會有這種想法。在早期宗教中有很多影象，有很多儀式，他們形態基本一致，是因為他們看到的自然現象是基本一致的，但並不能因此將兩者的文化扯在一起。

遺址內村民已經搬遷，偶爾還會回到老家聚一聚。受訪者供圖

“

外星人假說”就是

一種娛樂形式

三星堆新坑發現之後，陳德安作為專家受邀參加了多檔節目的直播。

在節目中，總有人問到外星人的問題，陳德安說，外界對考古界的娛樂猜想總是特別多。

一方面，專家們需要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科普三星堆，另一方面，頻繁出現的“外星人假說”也往往讓他們哭笑不得。

新京報：每次提到三星堆，總會出現外星人假說，你怎麼看？

陳德安：全世界的考古，包括埃及金字塔、瑪雅文明等幾大奇蹟出現之後就有人和外星人相聯絡的猜想

，

這只是一種娛樂形式，

有些人把

這種娛樂參雜一些研究，這不屬於我們專業人員的走的路。娛樂猜想和學術研究要分開，考古研究和娛樂猜想是兩回事。全世界的奇蹟都喜歡跟外星人扯上聯絡，可是外星人既不是文學家研究範疇也不是考古學家研究範疇，那是天文學家的研究範疇。

新京報：關於三星堆的傳言非常多，比如有人說1986年之後三星堆的發掘就停滯了，猜測背後有什麼原因。

陳德安：三星堆考古工作從1980年以來從未停止過，1986年1、2號祭祀坑的修復整理測試分析研究，不到10年時間就完成，考古發掘報告也交稿出版，文物到境外展出和進入三星堆博物館與觀眾見面，這些工作大家是日以繼夜完成的。

在此之後，搶救發掘了一批早期墓葬；對遺址調查勘探、試掘發掘幾乎未曾中斷，基本摸清了遺址的面積和文物遺存分佈，確定了重點區域和一般區域；對城牆的勘探試掘基本清楚了城址的佈局結構、城壕水系、城內水網。2005年以來，不僅發現大城內的兩座小城，青關山高規格建築基址的結構形制也得到初步瞭解。還在三星堆遺址周邊做了多次考古調查，發現數十處三星堆時期的古遺址，三星堆古蜀時期的城鄉結構關係得到一定了解。這些都是學術上很重要的成果。

新發現6個坑分佈在1986年的發掘的1、2號坑的範圍內，陰差陽錯的是，2000年後，在1、2號祭祀坑區域搭建展示臺，考古部門要求施工方連表土都不能動，展示施工也只好在表土上墊土加高再施工，就這樣，其他祭祀坑就在眼皮下又多“沉睡”了35年。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是國家的文物保護方針。1、2號祭祀坑是農民挖土發現的，屬於搶救性發掘，因此當時情況下不可能對這個區域再進行發掘而是要對遺址全面保護。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力不足，當時考古研究所除了承擔三星堆考古工作，還有三峽庫區考古調查和全省文物普查，人手十分緊，做好已有考古修復整理是當務之急，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裡屬於一塊禁地被工作站保護起來，工作站勘探三星堆遺址時我們也不準探工進入祭祀坑區域。

陳德安在成都一家茶館喝茶。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我很感激三星堆的村民

三星堆地處距離四川廣漢城西約8公里處的南興鎮中興鄉馬牧河的南岸，陳德安在這裡和很多村民結下了深厚情誼。

上世紀80年代，三星堆附近的村莊裡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磚窯，磚窯需要取土，為了限制村民取土，陳德安經常幫村民們在三星堆工作站謀一個幹活的差事，甚至培養其中一些村民走上技術崗位。三星堆青銅器文物修復大師郭漢中回憶，三星堆一些老技工老師傅曾經就是被陳德安帶出來的附近村民。

新京報：你在做一檔節目的時候談到三星堆的村民，突然哽咽了，是想起了什麼？

陳德安：我當時是百感交集，一下就流淚了。本來文物保護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那時候政府沒有業務力量，不像現在有三星堆博物館，博物館裡面還要設一個文物局，還有人專門跑遺址保護，那時候實際遺址保護的工作是我們三星堆工作站做，當地人任何一戶要修房子，你就必須要在工作站申報，填一個表，你要修到哪個地方，我們要進行勘探，勘探後決定這個地方能不能修，我們要出示意見。好多村民住在城牆埂子上，這種情況就只有讓他克服困難，不能動土新建，要等搬遷，但是這一等有的就等了幾十年，有的村民開玩笑說陳老師給我們挖出來一個“傷心堆”（“三星堆”的諧音），近兩年國家文物局把三星堆遺址作為大遺址保護建設重點示範區，省市也在實施《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三星堆遺址重要文物分佈區域保護性搬遷才得到落實。

當地人早年住茅草房，有些住著茅草房一等就是幾十年，要麼把女婿招進來，要麼接媳婦，都是希望住房條件改善，只能等著蓋新房，他們確實等到今天搬遷，住房得到改善了，文物也得到保護了，你說我激動不激動。我在那裡幾十年，要說衝突矛盾，那肯定是有的，但他們能理解，我很感謝他們，現在政府的搬遷政策落實他們很滿意。

新京報：村民很信任你，聽說你還有個外號叫“文物村長”？

陳德安：我們當時每天都和文物打交道嘛。除了要做好遺址保護，還要和村民做文物保護宣傳工作。我當時有個搭檔，叫敖天照，是文化館文物幹部，我們配合很默契，敖天照提個包，裡面的檔案三星堆資料這些書不曉得摸了好多次，彩色都磨白了，一拿出來大家就笑。他去年去世了，在文物保護上，他確實是做出了很突出的貢獻。我們從村民家中收集文物，每收到一件，就進行編號記錄，敖天照還給村民拍攝“獻寶”紀念照。

1981年秋天搶種麥子，我們停工去村裡做調查，村民就來“獻寶”了，我們挖的高柄豆的柄是空的，本地人不知道，就喊茶壺嘴嘴。有人就喊，陳老師，這裡有個茶壺嘴嘴，他們都曉得這就是陳老師要找的茶壺嘴嘴，要給你“獻寶”，那時候不要你一分錢。我們象徵性給買了一個搪瓷洗臉盆，兩條毛巾送他。我們宣傳這是國家的東西，研究價值最高。可以說沒有一家向我們要過錢，我們也沒給過錢。

新京報：有收到過假文物嗎？

陳德安：沒有，那時候哪有假文物。

清明小長假前夕，三星堆博物館遊客人滿為患。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考古不僅是一份工作，還是一種樂趣

陳德安說，當年選擇考古專業是一次陰差陽錯，但入行後，他感受到，這不僅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種樂趣。

退休之後，陳德安並沒有停下來，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來整理資料，做一些研究。每隔一段時間，陳德安會和妻子去三星堆博物館逛逛，這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

新京報：你當時是怎麼走上考古這條路呢？

陳德安：我1977年考進的川大。最初發的錄取通知書寫的是川大中文系，發第二次通知書的時候說第一封（通知書）作廢，變成了考古學，當時我問我一個表哥，考古是個啥東西，他說，考古好嘛，你這輩子可以看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你現在看，三星堆是不是稀奇古怪？

新京報：三星堆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陳德安：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一輩子能碰到三星堆遺址，是幸運的，並且見證了兩次重大的考古發現，首次重大考古發現，是我親自主持發掘，應該說是非常幸運，同時也給我更多壓力和思考，我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上面，可以說

三星堆是刻在我人生裡的

。

新京報：聽說你經常會去三星堆博物館？

陳德安：對，雖然退了休，我和夫人還是經常去三星堆博物館去看，有時候去轉轉，

有時候陪客人，或者我要去搜集資料，拍資料照片，有些器物，你用手機相機照下來才看得清楚。

新京報：你愛人現在成了你的助手。

陳德安：對，我做這一行，我的家庭也做出了一定犧牲，我把我夫人也拉入我的工作中去，很多工作她都在幫我。她其實是學中文的，也退休了。她幫我拍照片，洗照片，影象處理，掃描等。

新京報：當年考古還是一個比較邊緣冷門的學科，現在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的聚光燈下，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陳德安：我以前常說一句話，考古是一個“清貧但健康”的工作。收入不是很高，但經常要去野外，做點體力活，你看是不是很健康。現在我要說，考古還是一項高尚的工作，這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象徵，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這個行業，我感到很幸福。考古不僅是一份工作，還是一種樂趣，即使是退休後，考古也是我的“快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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