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閽不僅要負責向主人通報來訪之人，還掌管著官衙大門的啟閉。所以，他們雖然地位低下，但手中的權力一點也不小。

清朝門房大爺憑藉手中權力收受來訪者的門包（銀兩），成為一種難以破除的陋規。這一陋規的出現，“實肇端於吳三桂之出關乞師，欲求見攝政王多爾袞而不可得，乃以重資賂其左右，始開門接見”，此後遂成為官場上的積習。

透過史料，可以看到門房頗有點“見人下菜碟”的意味。他們看到衣著樸素寒酸的來訪者，“薄其窮酸，竟不傳刺”。有的雖不至於給人以白眼，但也怠於伺候，即使主人在家，也藉口外出，不予通傳，這種情況不排除主人的暗示，但大多數是門房自作主張。

若是“門生、屬吏之禮者，必先饜所欲，而後為通，使得見”。

據《清稗類鈔》記載，安徽一位提刑按察使新官上任，前去拜謁總督。至官廳，看門者不為通傳，向其索要門包費一百。這位提刑按察使命令自己的僕人向懷寧縣令借銀一百圓，交給看門者。牛氣哄哄的門房大爺擺著架子說：“一百者，非一百圓之謂，乃一百兩之謂也。”

這位提刑按察使只好照做，讓僕人向懷寧縣令重新借得一百兩。門房大爺收了一百兩之後，並不滿足，還要索取十兩小門包，以至於雙方差點起了衝突。幸虧其他看門人為之轉圜。

最後的結局是，這位新上任的按察使見到了總督大人，反饋了門房亂收費的黑幕，但總督大人的處理也只是門包歸還、規矩照舊。

不僅普通官員要受看門者的勒索，就連一國之君的皇帝，也備受門包之苦。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權力盛極一時，身邊的太監也跟著拽了起來。當時光緒帝要謁見太后，也不得不給李蓮英塞紅包。否則，這一眾太監便眼見著皇帝跪於宮門前，愣是不給通報。

對於這一陋規，早在乾隆年間，就曾有諭旨雲：“各省督撫，何得任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包？且督撫原系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及供稽察傳稟。今伊等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若不明禁革，流弊恐無底止……督撫至道府，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

煌煌聖諭，措辭不可謂不嚴厲，但門房大爺的“創收”之路並未因此斂跡，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變為毆打訪客的惡性事件。

嘉慶年間某一年歲末，山東萊州知府即將遷任，其幕友屠某、楊某前往賀歲，門房不給通報，屠、楊二人厲聲叱責，結果門房喝令門役一頓痛打，等到主人出來，此二人已被打得狼狽不堪。

後來新知府上任，得知此事，作為調解人，於案件文書上做兩首詩了事。其中有“磕過頭兒賠過禮，得收場處且收場”、“也知械杖循王法，無奈門丁是內親”之語。言語之間，不難看出身為一方父母的地方長官對於門房猖獗、門包陋習的無奈與消極應對。

總而言之，門房腐敗與“門包”陋規貫穿於清王朝始終，有人評論清朝“得國以門包，其失國亦以門包”。

何以這一陋習即使在朝廷的明令禁止下仍難以根除？這大概是與專制制度自身的腐敗有關。正如張鳴先生所言：“清代門丁之所以能借勢‘微腐敗’，就是因為權力專斷而且有後門。當官的需要這個後門，找當官辦事的人更需要這個後門。沒有後門，上面的沒法撈好處，下面的沒法搞名堂。”可謂一語中的！

參考資料：徐珂《清稗類鈔奴婢類》；張鳴《清代門丁的“微腐敗”》；郭瑩《“把門奴”與“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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