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張潔（右二）在漢堡參加德中作家論壇

1985年中國作家團參觀漢堡防海大堤（左三為張潔）

1985年夏張潔於漢堡郊外訪問

金弢（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翻譯）

《沉重的翅膀》獨佔鰲頭，譯著很快躍居暢銷書榜首

1985年3月，西德作家代表團訪華，那是中外當代文學交流的新開篇。

“文革”十年，我們閉關鎖國十年。結束“文革”，隨著改革開放全方位興起，中國徐徐開啟國門，直到1985年，迎來了“文革”後第一個來自西方國家的作家團——西德作家代表團，那是來自西柏林的作家團。

同年6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回訪西柏林，參加“地平線藝術節”。中國作家帶去了中華民族對德意志民族的友誼，同時也感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情友好，他們對中國文學悉心關注，渴望瞭解時下中國的向好發展，中國文學作品一夜間轟動了西德文壇和輿論界。除王蒙、北島、舒婷、張抗抗等作家外，張潔的小說《沉重的翅膀》獨佔鰲頭。之前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印行了她這部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德文版，譯著一經問世，很快躍居暢銷書榜首，持續幾個月成為新聞、書市的熱點話題。

“地平線藝術節”開幕那天，文化中心舉行翻譯《沉重的翅膀》的發獎儀式。頒獎臺上，張潔不無幽默地說：“據我所知，阿克曼（譯者）這人很懶，但他能在十個月內完成小說翻譯，可見他的不辭辛勞。”其實，譯者未必真懶，他是下苦功譯出《沉重的翅膀》的，這部小說對於他來說有著深深的魅力。

我們於6月14日晚抵達法蘭克福，簡單用餐後即轉飛西柏林，到達時已逾半夜11點，但機場仍有很多德國作家、文化界人士在等候。我們尚未出海關，已有攝影記者手持十幾寸的大照片突破海關口，蜂擁而來，他們要尋找他們需要採訪的作家。這其中，張潔是他們的主要目標之一。

隨後，藝術節拉開帷幕。當天上午，在會場上搭起的臨時書攤上，不到一個小時，三百本《沉重的翅膀》便被搶購一空。我們在西柏林逗留十天期間，張潔日日忙於接待，採訪者應接不暇，用她的話說：“這幾天，我的舌頭變得從未有過的靈活。”

那些天，西柏林、西德電臺、電視臺專門編排了介紹張潔小說的廣播、電視節目，各家大小報紙、各種文學刊物也連篇累牘地刊載評介《沉重的翅膀》的文章，各種文章、文學評論及採訪錄高達上百篇，連一些本來與文學不相干的科技、生活雜誌也不甘其後，爭相報道。有家媒體發聲：“過去，沒有過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位作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贏得如此眾多的評論文章，連歌德和諾獎作家托馬斯·曼也不曾有過！”直至翌年3月，西德仍時有評論文章見報，我收集了一些訪談錄和文學評論文章。在這些採訪中，我都在現場，我的身份便是張潔的翻譯。

張潔在採訪中說：“作家就像獵人，隨時隨地都在等待”

下面這一篇便是對張潔的採訪文章，刊載於1985年9月的德國《商報》，記者是L。芬納。

自1979年以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特點之一是女性文學異軍突起，許多女性作家成為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在女性文學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探討、心理活動的剖析及刻畫，已遠遠超出一般文學中僅僅對主人公淺白或折射性的描述。這些藝術上的成就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發揮了突破性的作用，女性文學的先驅者之一就是中國女作家、《沉重的翅膀》作者——張潔。

芬納：您是如何作選題的？您是否會突然產生靈感？您要研究、探索，將您的選題付諸現實，或者說，您是怎樣著手寫作的？

張潔：我認為，世界上任何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的思想永遠不會停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周圍世界，即使進入夢鄉仍在寫作。生活具有豐富的內涵，當然要獲取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創作重心和寫作主題，這並非輕而易舉。在我看來，作家就像獵人，隨時隨地都在等待，伺機捕捉珍稀獵物。我是常常潛心以待的，一刻也沒有放鬆過。

芬納：在您的小說裡有許多自身的、帶有自傳色彩的東西。

張潔：我留神觀察，我思考，如果某一樁事情於我感觸至深，讓人無法平靜，其中一點尤其讓人著迷，我會將其牢牢攫住不放，到這時我才動筆。然而光是捕捉還是不夠的，還必須使出渾身解數，探究人的情感世界和人與環境的關係。作者必須具備剖析事物、挖掘主題的能力，並時時反省：寫這部作品，主旨何在？期待並將獲得什麼效果？

我時常拿寫作跟掘井作比較：為了求水，人們必須挖掘不止；再打個比方，就像採礦。最初開採出來的只是無價值的亂石，只有不斷深掘，最終才能自由採集優等礦石。再經過不斷琢磨，直到金剛石熠熠生輝時，人們才能領略它全部的美。無論是掘井還是琢磨寶石，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寫作亦是如此。

芬納：動筆前，您如何著手準備？

張潔：我筆頭很快，但動筆之前必須長時間構思。擇定任何一個選題，我得有充分的把握，為之我將傾注全部心血，把自己整個的靈魂、全部的情感都投入創作。比如小說《方舟》，那是我用辛酸的苦汁寫成的。

芬納：看了您發表的簡歷我有這樣的感覺，似乎從1980年到1983年是您創作的間歇期。那是一段空白？

張潔：1983年我獲得文學獎，但這之前的兩年中我只寫了一些小品，同時在打《方舟》的腹稿，我想集中精力。為《方舟》我作出了不少犧牲。在那期間，我暫時銷聲匿跡是自然的事，因為準備一個新的題目，一部更長的作品，我必須養精蓄銳，以便能一氣呵成。如果我無休止地零打碎敲，就寫不出成部的作品。現在我又想積蓄力量，集中精力寫一部更長的小說。

芬納：在中國，作家協會能起到什麼作用？

張潔：它代表作家的利益，它把作家們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團體，為他們提供討論和交流思想的論壇。如果去外地，尤其出國訪問，作協會派翻譯同行，也為作家訂購機票。我們的專業作家每月從作協領取工資，我們有固定的月薪。

芬納：這些錢夠花嗎？

張潔：也許相比西方的收入，我們的工資不算高，但是我們的生活開銷也要低得多。我國的食品，還有服裝都比較便宜。

芬納：按您這麼說，作家無須“飢腸轆轆”地寫作，也不必為生計奔波？

張潔：當然，有了固定的收入，我們沒有時間的壓迫感，可以安心創作。我想，我們這樣能更加集中精力，更有效地工作。

芬納：什麼樣的人才能加入作協？入會的標準又是什麼？

張潔：要加入作家協會，必須首先在文學上有一定的成就。初出茅廬，或者利用閒暇時間寫作的青年作家，只有在他們的文學成就被社會承認後才能申請成為專業作家，被吸收為作協會員。到那時，寫作就成了他們的專業。

芬納：您曾提到您的女兒從事西班牙語翻譯，把伯爾格思（Borges）的作品譯成了中文。要翻哪些作品由誰決定？透過什麼途徑才能瞭解像德國、美國、英國或法國的當代文學？

張潔：在中國，大量的外國小說被翻譯出版。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專門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裡有各種從事外國文化研究翻譯的部門。此外，大專院校的教授也從事翻譯，通常是譯者把譯稿交送出版社。中國不少省市都有自己的刊物，每期大約出40萬字數，也有雙月刊，這些刊物五分之四的篇幅用來介紹國內文學，五分之一介紹國外文學。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對外國文學的介紹要遠遠超過外國對中國文學的介紹。

芬納：對您的《沉重的翅膀》再提個問題。有些評論文章說這部小說是“改革文學”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是這樣嗎？

張潔：不。我認為，我的這部小說只反映了這一發展階段的初期。《沉重的翅膀》在國內引起很大的爭議，當然有很多作家同行加以肯定，廣大讀者對這一主題極感興趣，而且有人也在寫這方面的問題。要是我，可能不會這麼做。我從不寫別人寫過的東西，我要尋求新的題材。我總認為，不創新的寫作沒有價值，誰都應力求創新，我亦如此，讀者也一定這麼期望。眼下，國內爭相出版我的書，讀者搶著購買，所以我的作品也要對得起讀者。剛才我已暗示，往下一段時間內我要閉門謝客，蟄居起來，為了寫一部更長的小說。

她苦澀的表情一如她的歡顏，也先從眼睛開始

很多時候，大多是作家寫他人，別人寫作家的則不多，這似乎不太公平。其實，作家本身不僅有寫頭，也很值得一寫，張潔便是其中一例。

和他們在一起，我觀察到在中國作家群裡，張潔是為數不多的一個性格突出、態度鮮明、很有特色的作家。只要她認為一人一事是好的，她便會不加掩飾、毫無保留地去褒獎表彰，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而且容易絕對化；反之，但凡被她看不慣、認為有悖常理的事，她就會不遺餘力地、在任何場合加以譴責。從我們初次認識起，她就一直如此，我非常欣賞她的性格，她也以此豪爽本色令我至今難忘。

中國作協外聯部除了選派作家組團出訪、接待安排外國作家團來訪、制定接待計劃並做全程陪同等鉅細無遺的行政工作之外，還要完成全職能的翻譯任務。有一年，西德《法蘭克福匯報》女記者夏明娜要採訪張潔，在語言上就需要我去幫助溝通。

為了確保採訪順利進行，那次我特意提前半小時到了張潔家。在這之前我並沒見過張潔，但讀過她的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那是我就讀北京外國語學院本科一次回家過寒假時，在北京到杭州長達26個小時的火車途中，在夜色中讀完的。當時就既受感動，同時也很佩服作者。

當我滿懷好奇心叩開張潔的家門時，應門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操唐山口音，慈祥又熱情，這無疑是張潔的母親。還沒等我開口，屋裡又傳來清脆的喊聲：“請進來吧！”聲音聽上去像是年輕人。

屋內的甬道里光線昏暗不明，我依稀辨認出在裡屋門口站著一個身材高挑的人，那是張潔在自己的房間門口。我環顧一下這個既是工作間，又是客廳和臥室的房屋，只見空間狹小擁擠，客人過三就沒了周旋餘地。這時張潔端著一隻高大的飲杯來到我跟前，是一杯倒得滿滿的橘子汁。這讓我頓時想起了德國人豪飲時用的啤酒杯。

我說：“讀過您的小說《愛情悲劇》。”一時緊張，我竟把她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錯說成了自己剛脫稿的《愛情悲劇》。張潔一怔，回過臉來，直截了當地說：“我從來沒寫過《愛情悲劇》。”我很窘迫，急忙解釋是自己說錯了。張潔聽後笑著說：“小金還搞翻譯，我也很喜歡外國小說。”

她的微笑從眼睛開始，雙眸一亮，眼瞼一收，兩頰和嘴角向上浮動，構成一副和藹的面容。“這人爽快、隨和。”這是張潔給我的最初印象。

夏明娜如約而至後，說自己準備了10個問題。張潔將問題一一聽完後，身子往沙發上一靠，神色十分沉靜，起初似乎還有幾分矜持，但之後話匣子一開啟，就收不起來了。

張潔談到了母親、女兒和自己日夜不息地寫作，此外還談到要承擔起祖孫三代的全部家務，沒有幫手，碩大的煤氣瓶也是自己一臺階一臺階地往上提。

在夏明娜問到張潔離異後的生活時，張潔談到因離異身體和精神上承受的雙重打擊。她獨自撫養幼小的女兒，照顧年邁的母親，經濟拮据時有斷炊；女兒常受鄰家孩子欺侮，自己由於營養不良幾次暈倒在車間。然而張潔自認是剛強的女人，雖然命途多舛也不能將她擊倒。

“我能活下去！無情的生活像鞭子抽醒了我，它吞噬我一分生活的幸福，但練就我十分的生活能力！”

夏明娜被採訪物件感動，她流暢的德語變得生硬、梗塞，最後竟然泣不成聲。反之，張潔受採訪者感染，苦澀的表情如她的歡顏，也先從眼睛開始：閃亮的雙眸變得暗淡，眼珠微紅，最後落下了成串的淚珠。

飲泣、悲咽，大家都沉默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在場是多餘的，這種心靈的撞擊沒有語言障礙，這時的她們不需要翻譯。

過了許久，夏明娜承認這是自己記者生涯20年頭一次如此動容。

話題轉到未來，張潔轉悲為喜。記者問她是否希望再擁有美滿幸福的家庭？張潔毫不猶豫地引借古代聖經中的傳說：“上帝用男人肋骨創造了女人，我一直在尋覓自己能成為其肋骨的男人。作為女人，我更期待有個幸福的家庭。”

那次採訪的情景，後來我寫成文章發表在《中國婦女報》上。一天，張潔來作協找我，我把報紙給她，她讀著讀著，再次流了淚。

在公侯大道碰上她

她的神態像涉世未深的女孩

次年春暖花開時，聽說張潔又結婚了。我很想再見到她，當面送上祝福。沒想到很快遂願，我陪同西德作家、出版家、《明鏡》週刊特約撰稿人施勞希爾採訪張潔。不過這次去的是她自己的家，“我和我愛人的家。”電話裡她這麼說，“不是孃家。”

施勞希爾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者。我們找到張潔的三樓單元，樓道漆黑，沒有走廊燈。開門者是張潔的愛人老孫，老孫面容清癯，頭髮花白，但身板看上去挺硬朗。

張潔的新婚住宅與我想象中的簡直風馬牛不相及。雖說是一套二居室，但兩間房加起來不過十七八平方米。小間給僱的阿姨住，大間是他們的洞房。洞房內一張舊鐵床佔去了五分之二的面積，幾把簡易的軟墊椅填充了角落空當。這裡沒有張潔放寫字檯的地方，搞創作她還得回孃家。後來，這位震動全德文壇的大作家，就在如此簡陋、狹窄的房間接待了西德及各國眾多的記者、作家及中外朋友，包括漢學家顧彬。

我們的採訪就在臥室進行。施勞希爾沒有因為女主人的聲譽和她的境況如此不協調而感到意外。他平穩就座，認真聆聽張潔的一言一語，把全部的興趣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關注著她的每個動作和每點表情。

張潔一再抱歉環境擁擠，招待不周。施勞希爾卻說：“我是來拜訪一位有名望的作家，不是來參觀豪華宮殿的。”

採訪很順利，客人辭別時，張潔將自己的一本小說送給施勞希爾並寫下贈言：“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得到什麼，而在於給予什麼。”這正是張潔的人生觀。

之後再一次見面，我問張潔：“跟老孫的小日子過得怎樣？滿意？”張潔按捺不住地笑，一個勁兒地點頭：“滿意，滿意！”

張潔的新婚印證了一句話：“因為有愛，一個女人會心甘情願睡地板，哪怕冬天也是溫暖的。”她和老孫兩人雖然半路夫妻一場，最終又勞燕分飛，然張潔還是度過了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張潔性格剛硬，一旦深交便能發現真正的她。我曾在柏林街頭與她邂逅，令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在公侯大道碰上她，她的神態像涉世未深的女孩，眼睛裡射出驚喜的光束。她緊拽住我不放手，彷彿怕我從地縫裡消失。她緊緊捏著我的手過馬路，邊走邊說：“汽車太快，軋死你我賠不起。”我問她去了哪兒，她說“逛商店啊！”是的，像個孩子，又像個主婦，這才是完整的她。

附文：

我來德國後聽說了些張潔的晚年生活。還能回憶起，我2008年因一次拍攝任務回到國內，在京與她及其他幾位作家共進晚餐，聽她抱怨生活得不容易。

後來讀到文章得知張潔去美國到女兒處前，已經開始處理個人物品，她常常給朋友發出這樣的邀請：“你過來看看，有沒有你用得著的？喜歡就拿走，剩下的我處理了。”她的衣物、首飾、日常用品、擺件、紀念品……她都讓人從她家裡搬走。她曾摯愛的書籍、畫冊、客廳裡掛了幾十年的畫，都成了她順手送走的禮物。

看來張潔的性格幾十年一貫如此，要麼一百，要麼零。她曾說：“我一輩子不願意麻煩別人，也希望死後不給人添麻煩，能安排的事自己預先安頓好。”她甚至不希望有誰再回憶起她什麼。

想來怎不讓人感到無限的悲愴！

2022年12月20日於德國慕尼黑

供圖/金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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