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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遜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英美煙公司是英國資本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四大壟斷集團。

沙遜集團同怡和集團一樣，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就進入我國，以經營鴉片走私起家，鴉片戰爭後又憑藉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和英帝國的支援而逐步膨脹起來。

一百多年中，沙遜集團在舊中國掠奪了大量財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左右，它已儼然成為遠東的一大財閥。

沙遜集團對舊中國的政治、經濟產生過重大影響，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有學者曾這樣說過：“沒有沙遜就不能理解上海。”

1、沙遜集團的來歷

沙遜集團成員的祖先是巴格達人。在遷居巴格達之前，沙遜家族和世界上的其他猶太人一樣，經常遷徙不定。沙遜家族遷入巴格達的年代，雖無從查考，但據現有資料可以肯定，到大衛·沙遜時，其祖輩在巴格達已經定居數百年了。

巴格達是西亞地區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座古城，位於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條河流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商業繁榮，古代的巴比倫和亞述都曾在這裡建國。

1638年起巴格達歸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但因處於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政府的權力往往鞭長莫及。因此，這一地區的行政機構，經常帶有半獨立性質。

十八世紀時，巴格達的居民以橫貫該城的河流為界，河南居住阿拉伯人，河北居住貴族階層、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猶太人約有五、六千人，大部分很貧困，但也有一部分猶太人善於經商，在巴格達的市場上設攤買賣，或放高利貸。

巴格達的主要歲入靠這部分猶太人提供，因此，巴格達的瓦利（Vali，當地行政長官）長期以來習慣於委任一位猶太人為該城的首席財政官。

首席財政官是當地的重要人物，政府正式承認擔任這一職務的人是猶太人的“納西”（Nasi），意即猶太人之王，他不僅對瓦利負責，掌管全城財政工作，而且對猶太居民更起了族長（Sheikh）的作用，保護該城信奉猶太教的教徒，參與猶太人的各種宗教和行政方面的活動。

沙遜家族一直擔任著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世代相傳。因此，當地的猶太人稱之為“族長沙遜”。

根據著名猶太史學者羅思的考證，沙遜洋行的創辦人大衛·沙遜的父親名塞利，生於1749年，三十餘歲即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巴格達從十八世紀後期起，反猶活動已日漸加劇。如1774年，有的檔案提到“族長沙遜已不敢露面或隨意行動”。

他還在他的住處修築一條秘密小道，以便必要時得以逃走。奧斯曼帝國政府從1821年起任命達烏德（當地行政長官）為巴格達新的瓦利。

反猶活動更為激烈，“族長沙遜”也由另一猶太人埃茲拉接替。1826年，埃茲拉又被奧斯曼帝國政府逮捕，處以絞刑。達烏德（當地行政長官）一方面反猶，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猶太人解決當地財政問題，因而復委沙遜家族擔任首席財政官一職。

塞利（大衛·沙遜之父）這時已年邁體衰，無力勝任這一職務。

其子大衛·沙遜（1793年生）正值壯年，並且自幼受猶太上層階級的教育，能在宗教活動中使用希伯來語，應付周圍環境時使用阿拉伯語，政府府打交道時使用土耳其語和透過山區前往北方進行貿易時使用波斯語，因此取代其父而成為猶太人中的頭面人物。

就塞利（大衛·沙遜之父）來說，當然希望大衛繼承他的職務。但大衛·沙遜對達烏德（巴格達當地行政長官）所實行的極端殘酷的反猶活動，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遂上訴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要求解除達烏德的職務，競獲得支援。

達烏德得到訊息後，就制定了一項完整的復仇計劃，開始有計劃地大量屠殺猶太人，特別是要絞死仇敵大衛·沙遜。大衛·沙遜（時年三十六）聞訊後，被迫在一個夜間將年邁的父親和全家老小，用化裝、賄賂等辦法，經底格里斯河逃往波斯灣口的巴士拉城。

巴士拉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西亞的營業中心，由另一瓦利（當地行政長官）統治，處於半獨立狀態，但仍受巴格達的管轄。未幾，老族長塞利故世，大衛·沙遜成為家長。他考慮到在巴士拉仍不安全，次年便決定將全家遷往波斯灣東岸的布什爾。

1832年，大衛·沙遜因一筆重要交易，到了印度的孟買。他看到這個城市有發展前途，特別是認識到借重英國資本主義勢力，他的長袖善舞能力將大有用武之地。經過充分考慮，他回到布什爾，又將全家遷往孟買定居，不久加入英國籍。

2、沙遜洋行的創辦經歷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孟買，雖然已經成為不列顛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還不是一個工業城市。居民不過20萬人，其中的歐洲人和英國人為數甚少，大部分是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而猶太人也不過2200人，約佔人口總數的1%。

大衛·沙遜看中孟買這個新興港口是有其道理的。

首先，產業革命後的英國，棉紡織業迅速發展，蘭開夏（英國英格蘭西北部的郡）生產的棉製品，英國國內市場已無法消化，便大量透過孟買運銷印度腹地，孟買已成為英國對印度貿易的孔道。

其次，英國的工業資本家當時正極力反對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希望英國的商人能在世界各地更好地傾銷英國商品，充分發揮自由競爭的作用。

由於工業資本家的倡導，1833年8月，終於在改革後的英國議會里通過了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的法案。1834年4月22日，英國政府正式廢止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特權。

除上述兩點外，英國國內的某些人士，當時正在鼓吹不應對猶太人採取歧視的態度，而積極支援這一觀點的是羅伯特·格蘭特爵士（1835年擔任孟買的總督）。這些因素使大衛·沙遜感到在孟買創辦企業前途無量，1832年便在孟買設立沙遜洋行。

沙遜洋行初創時，業務範圍不大，只是將英國紡織品從孟買運往布什爾（伊朗港口）銷售，然後從那裡採購土特產和東方織物，轉賣給孟買的英國商人。由於沙遜家族有擔任巴格達首席財政官的聲譽和經歷，十分熟悉西南亞和波斯灣的行情，又有一批猶太朋友，通曉多種語言，這些地利人和的條件是其他歐洲商人望塵莫及的。

3、沙遜的第一桶金——對華鴉片貿易

沙遜洋行很快就發展為印度在波斯灣的最大貿易機構。後來，巴格達的反猶活動有所收斂，對巴格達的營業也逐步擴大，大衛·沙遜便派長子阿爾伯特回巴格達主管那裡的業務。

英國政府廢止東印度公司的壟斷特權之後，英國商人的對華貿易有了飛速的發展。

孟買不僅成為印度通往波斯灣的門戶，而且成為進入中國的門戶。精明的大衛·沙遜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便對中國貿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將蘭開夏（英國英格蘭西北部的郡）的棉紡織品和印度的鴉片等商品運入中國，銷路很好，營業不斷地擴大。

正如猶太史學者羅思所說的：

“這是大衛·沙遜的極大發現，其報酬是：黃金雪片似地向他飛來”。

鴉片戰爭前夕，沙遜洋行對中國的貿易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大衛·沙遜便派次子伊利亞斯前往廣州，負責遠東的業務。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伊利亞斯在廣州站不住腳，和其他英國商人一起前往香港，成為在香港第一批開張營業的英國商行之一。

鴉片戰爭結束之後，根據《南京條約》上海闢為商埠，沙遜洋行遂在上海設立分行。

隨著上海對外貿易的繁榮和地位上升，沙遜洋行在上海的業務擴充套件十分迅速，在英屬印度對中國出口的鴉片、棉紡織品和棉紗等商品貿易總額中，佔據了相當的比重。

4、從倫敦到上海

上海很快就變成沙遜洋行在華的業務中心，超過了香港和廣州。不久，沙遜洋行又陸續在日本的橫濱、長崎等地開設分支機構。

1864年，英商大英輪船公司和沙遜、寶順等洋行，看到清政府鎮壓了太平天國，認為西方對華貿易的門戶已經洞開，而當時在華的外商銀行，都是一些總行在英國或印度的銀行的分行，無法適應貿易發展的需要。

於是這幾家外商企業於該年8月，會同其他洋行代表共15人發起在香港創辦匯豐銀行，併成立了臨時委員會。代表沙遜集團參加臨時委員會的是大衛·沙遜的第五子阿瑟·沙遜。

1865年3月，匯豐銀行在香港和上海兩地正式開業。阿瑟·沙遜是首任董事會的八名成員之一。匯豐銀行董事會中“直到數年前（指1965年之前）還始終有沙遜洋行的代表參加”。

由於發展了對華貿易，沙遜家族被認為是英屬印度這一地區的首富，大衛·沙遜在1854年時估計已擁有百萬家財，當然，在他故世時的財產，尚遠遠不止此數。

大衛·沙遜共有子女14人，前妻生阿爾伯特、伊利亞斯兩子，後妻生六子。上海開設分行之後，他們都曾先後來上海學習業務。後妻所生的沙遜·大衛·沙遜，1858年起從上海調往倫敦，不久恰逢美國南北戰爭，美棉的輸入受阻，蘭開夏（英國英格蘭西北部的郡）各紡織需用的原棉，不得不改從孟買輸入。孟買的業務得到很大發展。

倫敦也成為沙遜洋行的另一業務中心。沙遜洋行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也開設了分支機構。於是沙遜家族的命運愈來愈與英帝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了。

大衛·沙遜雖然早已遷居孟買，但對巴格達的那些貧困的猶太人，仍然眷戀不忘。從1855年起，就以他的長子阿爾伯特出面，成立宗教性的慈善機構“大衛·沙遜家族兄弟會”。

1861年，大衛·沙遜在巴格達建造了一座華麗的猶太教堂和一所用傳統方式對猶太青年進行教育的機構，猶太教經文學院（Talmud Torah）。

猶太青年在那裡學習阿拉伯語、英語、希伯來語、地理、算術、簿記之後，便進入沙遜洋行的各地分支機構工作。由此大衛·沙遜可源源不斷地獲得忠實的僱員，在猶太族中聲譽日隆，那些猶太籍職工也無不為大衛·沙遜捨身賣命。

大衛·沙遜1864年11月7日病故於印度波那（Poona）寓所，享年72歲。

5、老沙遜洋行終結

大衛·沙遜1864年故世之後，根據猶太人的習俗，財產和企業的管理權全由長子阿爾伯特·沙遜（生於1818年）繼承。1872年，因次子伊利亞斯·沙遜自立門戶，另設新沙遜洋行，所以人們便將原來的沙遜洋行稱為老沙遜洋行。

阿爾伯特·沙遜先在巴格達，接著在上海，後來又回孟買協助大衛·沙遜經營業務，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擔任企業首腦之後，又在孟買致力於興辦工業。沙遜洋行原來在孟買的主要業務，是從英國進口各種棉織品運入印度腹地，或轉運至波斯灣以及遠東等地銷售。

但是，阿爾伯特·沙遜發現這些產品所使用的原棉，印度出產甚多，而且勞動力要比西方低廉。於是他在印度辦起了沙遜紡織公司，後來又陸續開設了沙遜聯合絲織公司，港口罐頭食品和土地開發公司，東方人壽保險公司，威爾士親王火險公司等企業。

蘇伊士運河通航之後，他又於1872一1875年在孟買建設沙遜碼頭，佔地達28畝，對孟買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發展成為工業化城市和現代化的港口，起了相當的作用。因此，阿爾伯特後來被列為“印度工業的奠基人之一”。

阿爾伯特·沙遜繼承和擴大了他父親舉辦的各項慈善事業，在英國和印度博得了很大的聲譽，政治地位日漸上升。1868年他成為孟買市立法院的成員，1872年英王授予他爵士稱號，自此他便在英國定居。

阿爾伯特和其弟魯本、阿瑟等都和英國王室關係極為密切，為英王愛德華七世，和喬治五世的密友。阿爾伯特·沙遜的次子愛德華·沙遜與英國另一著名財閥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同為倫敦銀行界鉅子。

愛德華之子菲利普·沙遜於1924至1929年以及1932至1937年間，兩次擔任英國政府的航空次官。

沙遜家族擠入了英國上層社會，這無疑進一步加強了家族在遠東的經濟地位。

阿爾伯特·沙遜定居倫敦之後，1875年起，經營業務改由其弟所羅門·沙遜負責。

所羅門·沙遜在上海、香港等地居住多年，為遠東地區商界和猶太團體中的顯要人物。所羅門·沙遜1894年故世，其妻弗洛拉（F1ora）繼續經營。

老沙遜洋行因阿爾伯特的弟兄及子孫大部分在倫敦熱衷於從事政界活動，加之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的禁菸運動日益強烈，老沙遜洋行的“黃金”時代業已消逝，在中國的業務地位已由新沙遜洋行取而代之。

1920年以後，老沙遜洋行將在中國已經購置的房地產陸續出售給哈同、新康等洋行，所得價款結匯倫敦。1935年，更將上海分行的出口部和漢口分行全部停歇。抗戰勝利之後，老沙遜洋行的在華業務，除經租房屋外，其他各項業務已基本結束。

即使如此，老沙遜洋行在中國數十年的掠奪和在其他各地貿易所積累的資產額，還是甚為驚人的。

大衛·沙遜1864年故世時的財產總資料估計約有400萬英鎊。阿爾伯特·沙遜及其子愛德華的遺產都約為100萬英鎊。

1912年阿瑟·沙遜在倫敦故世時，共有遺產65萬餘英鎊，其中在中國的產業約值27萬餘英鎊，在英國的遺產為37萬餘英鎊，向英國政府繳納的遺產稅達12萬英鎊。

弗雷德裡克·沙遜的遺產數與阿瑟相近，也達65萬英鎊之多。

6、新沙遜洋行的崛起

沙遜家族中對中國特別感興趣，並積極進行活動的是伊利亞斯·沙遜（1820年生）創辦的新沙遜洋行。

伊利亞斯與其長子亞可布一起於1872年脫離老沙遜洋行，在孟買自立門戶創設了新沙遜洋行。

伊利亞斯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的原因是：

其一，由於大衛·沙遜的產業全部由長子阿爾伯特繼承並掌握了企業的全權，而遠東的業務最初是由伊利亞斯一手開拓的，因此，伊利亞斯自然不甘屈居人下，寧可另立門戶。

其二，由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後，遠洋輪船替代了帆船，蘇伊士運河通航，海底電線又於1871年鋪設完成，這種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革新，為資本主義國家商品輸出，特別是對人口密集的遠東地區擴大貿易，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前景。伊利亞斯當然是看到了這一前景，併為它所誘惑。

經過伊利亞斯祖孫三代貪婪地不斷地追求財富，有人估計1940年前後，新沙遜洋行在印度、香港、上海等地所擁有的全部資產，約合當時的法幣50億元。

新沙遜洋行與老沙遜洋行完全脫離了關係，但它實際上仍是一個家族集團，其主要成員都是伊利亞斯一支的後裔。這一集團的祖孫三代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採取了不同的經營方針。

伊利亞斯·沙遜自1872年創辦新沙遜洋行，至1880年去世，主持了八年的洋行業務。

伊利亞斯·沙遜生有四子三女，長子亞可布、次子愛德華、三子邁耶、四子大衛。亞可布·沙遜與其伯父阿爾伯特·沙遜一樣，都因舉辦大量慈善事業而獲得男爵爵位，因無子嗣，爵位傳與其弟愛德華，以後愛德華再傳與其子維克多。

亞可佈於1880年從中國返回印度，未幾，伊利亞斯故世，孟買及其在上海的產業和企業遂全部歸亞可布和其三個兄弟經營。亞可布1916年故世之後不久，新沙遜洋行的實際控制權落入其侄維克多·沙遜之手。

上海的新沙遜洋行仍以經營鴉片為主，但也進口一些印度自有紗廠生產的棉紗、棉布和麻袋等產品。至1907年左右，後者的價值已與鴉片大致相等。

後來，沙遜集團更憑藉英帝國主義在租界的勢力，以各種手法進一步在上海大量購置房地產和建築高樓大廈，成為上海的“房地產大王”。一直至新中國成立時止，仍執上海外商房地產業之牛耳。

7、從印度到中國

亞可布·沙遜及其幼弟大衛·沙遜皆無子嗣。亞可布1916年故世時，據估計約有一億法郎的遺產。遺囑將遺產的五分之三給其弟愛德華，五分之二歸其弟邁耶。

愛德華有二子，長子維克多，繼承爵位；次子赫克託，1923年去世。邁耶的獨子雷金納德，曾任新沙遜洋行的董事兼經理，1933年墜馬身亡。邁耶這一房的財產所有權遂歸其婿德雷克·菲茨格拉爾德所有。

菲茨格拉爾德主要在西歐經營企業，並參與沙遜集團業務經營方針的決策事宜。由於亞可布、愛德華、大衛三房財產全部歸入維克多一人，因而這一財團在亞可布死後的實際所有權以及經營方針操於維克多·沙遜之手，是為新沙遜洋行的第三代，亦即新沙遜洋行經營發展的第三階段。

維克多生於1881年，年輕讀書時愛好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國皇家空軍，作戰時負傷殘廢，一般人因而呼之為“蹺腳沙遜”。維克多掌權之後，因家族成員增多，並各自擁有一定數量的財產，乃於1919年在香港設立香港信託公司，由維克多擔任常務理事，負責沙遜家族成員財產的託管和收益事宜。

根據1923年的統計，由香港信託公司經管的各沙遜家族成員信託基金共達8297萬盧比。香港信託公司利用這筆龐大資金，購置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有價證券，並透過收購股票的辦法來控制一些著名企業的股權，如該公司擁有的上海英商祥泰木行的股票就達8萬股之多。

維克多·沙遜經營戰略的這一轉變和當時印度國內的獨立運動蓬勃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絡。印度在甘地的倡導下，成立了印度自治黨，要求擺脫英帝國的殖民主義統治，實行民族自治的政策，因此在經濟領域方面，鼓吹要採取某些比較激進的措施。

沙遜集團當時在印度的企業，因為印度人民的民族主義覺悟提高之後，就再也無法掩蓋他們的掠奪行徑。沙遜企業在僱用勞動力時，也不能像以往那樣隨心所欲了。

此外，印度當地民族工業發展之後，和沙遜企業的競爭也愈演愈烈。因此，沙遜集團感到在印度很難再有發展餘地。在這樣的情況下，維克多·沙遜決定親自來上海，在這個“冒險家的樂園”中大幹一番。

8、為何選擇上海而不是香港？

維克多·沙遜為什麼不選擇香港而選擇上海為其發展重點呢？

看來，也是出於老謀深算。

首先，鴉片戰爭後的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在香港經營業務雖有很多有利條件，但它的所得稅率很高，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政府向其本土和殖民地的工商業抽繳盈利稅。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只徵收房捐和土地捐，其他的一切業務活動都是免稅的。在上海發展業務，可以免交鉅額稅款，當然比香港更為有利。

第二，上海當時是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加之英國人在公共租界中的勢力又非常之強，工部局的九名外國董事中，英國人經常要佔到四至五名，而且每屆人選都為著名英商企業的代表所壟斷。

第三，上海還是中國的商業金融中心，英國的對華投資幾乎有百分之六十集中在這裡。

第四，新沙遜洋行在上海已有相當基礎，特別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起，陸續購置了大量房地產，以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而言，沙遜集團在1916年之前所佔有的土地，已使它上升為上海各房地產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上海正處於一個異常繁榮的黃金時代。

上海充滿著無限美好的前景。這些因素使這位長袖善舞，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沙遜爵士垂涎欲滴，下定決心要以上海為重點大幹一番。

一方面大力發展房地產業，另一方面兼併安利洋行和在股票市場上，透過大量收購有一定規模和基礎的外商企業股票，從而對這些企業加以控制。

因此，新沙遜洋行在上海市場上所起的作用，較之其他各著名英商壟斷集團有過之而無不及。維克多·沙遜由於和英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加上他自己在中國的切身利益，還參與了國際金融集團國家控制舊中國幣制的爭奪戰。

他在1935年3月，提出了在上海租界範圍內流通“鎊券”的計劃，實質上是一個試圖把中國經濟納入英鎊集團勢力範圍的試探性行動，結果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作罷論。

太平洋戰爭前夕和抗戰勝利之後，在這兩個時期中，維克多·沙遜看到上海的形勢對他非常不利，便使用金蟬脫殼計將資金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轉移，並將新沙遜洋行總行遷至巴哈馬群島的拿騷。

解放前夕，新沙遜洋行的在華投資，即使是無法帶走的房地產之類固定資產，實際上也已並非全部為沙遜集團所有，有一部分股權早已轉移到了中國人的手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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