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有看年末的雙宋對決嗎？

喬妹憑藉在《黑暗榮耀》中的表現，順利成為“喬姐”，她再也不是《藍色生死戀》中甜美的恩熙，而成為海報中一襲黑袍的文東恩。

很顯然，同樣是復仇劇的《財閥家的小兒子》和《黑暗榮耀》，兩兩爭奪中，喬姐更勝一籌。無論是在演技還是劇情上，都遠遠超過了前夫。

網飛似乎也是瞄準了韓劇鍾愛拍復仇的這一勢頭，接連把資本投向韓國影視劇市場，試圖延續“韓劇+網飛”的1+1>2的效果。

圖｜《黑暗榮耀》

可以說，“復仇”這個詞已經成為了韓國影視劇的標籤。

從樸贊鬱的復仇三部曲《親切的金子》《老男孩》《我要復仇》到《分手的決心》，以及後來的各種影視劇，比如《頂樓》《少年法庭》《D。P：逃兵追緝令》，以及被國內改編成《回家的誘惑》的韓劇原版《妻子的誘惑》，甚至在嚐到甜頭後，網飛直接將《魷魚遊戲》第二部主線設定為男主人公的復仇之路。

韓國影視劇彷彿在走著兩個極端，要麼是甜得瘋狂磕的浪漫劇，要麼是殺紅了眼的復仇劇。

圖｜《財閥家小兒子》

那為啥韓國人就這麼愛復仇和走極端呢？

一、韓國“恨文化”和“興盡文化”

說起韓國的文化來，有一個詞是繞不開的，那就是“恨文化”。

這個詞中的“恨”，不是簡單的仇恨、憎恨，它比仇恨的寓意更為廣泛，還包含了恥辱、悲哀、空虛等情緒。

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普遍的韓國民族情緒。

韓國作為一個半島國家，在其民族發展初期，對大陸文明的仰慕和對島國文明的鄙視，使得韓國在地理位置上不上不下。又加上境內戰爭不斷，其民族精神催生出自卑與自尊的矛盾情感，最後統一到“恨”上，從而為復仇電影奠定了文化基礎。

“恨”是不得志與壓抑下的歷史包袱，是韓國境內國民心態的普遍體現。

圖｜《黑暗榮耀》

在韓國復仇影視劇中，復仇通常體現為“以暴制暴”的私刑，弱勢者對強者的反叛、底層民眾對強權的顛覆、女性對男權的反抗……

比起運用合法手段的報復，韓國影視劇中的復仇更多的是私下的以暴制暴。

雖然這種手段並非法律所提倡，但從觀眾心理上來說“解恨”讓他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以暴制暴一方。

與“恨文化”對立的一面是“興盡文化”。

進入千禧年後，韓國呈現出一個新的形象：躍動的韓國（Dynamic Korea）。尤其是從2002年世界盃以來，這種形象愈加明顯和突出。

這般躍動形象和傳統的“恨”情緒本質上完全對立的，它表現為一種快樂、愉悅的心理感受，甚至可以用瘋狂來形容。

在經歷了長達幾百年的“恨”中，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發展，韓國民眾企圖追尋一種類似於“狂蕩”的情感釋放。

圖｜《黑暗榮耀》

有多恨，就有多興盡。

這樣就不難體會到，韓國復仇劇中的酣暢淋漓，積壓已久的情緒釋放。一旦處於癲狂的狀態，就容易打破秩序，從而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

二、階級固化矛盾愈演愈烈

眾所周知，有財閥的韓國和沒有財閥的韓國，是兩個韓國。

財閥，基本壟斷了韓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他們掌握著韓國經濟命脈，就連總統，也要給三星董事長鞠躬。

財閥壟斷導致財富、機會分配不均，加之基督教在韓國興起並演變成階級統治的工具，眾多因素導向的結果便是：韓國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年輕人的機會越來越少，向上躍升的機率越來越低。

圖｜《寄生蟲》

李滄東在《燃燒》中將這個問題付諸於一把大火。奉俊昊則在《寄生蟲》中呈現為最後的報復與血腥。

在韓國社交媒體上，韓國年輕人自嘲自己是生活在“地獄韓國”，階級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影視劇中的復仇，成為韓國階級矛盾的投射。

《黑暗榮耀》將階級矛盾與權力霸凌，轉寫為校園暴力。在《黑暗榮耀》中，有錢人掌握著教育資源和話語權，掌握著財富繼承和對底層階級的控制和玩弄，就連主人公文東恩想復仇，也要透過考編、考試成為老師逆襲，獲得大部分韓國人嚮往的職業和地位後，才真正走上覆仇之路。

在韓國年輕人的社交平臺上，流行著一種湯匙階級論。簡而言之，就是在一個人出生時，將其劃分為“金湯匙”“銀湯匙”“銅湯匙”和“土湯匙”四類，劃分的標準不是個人能力，而是父母的經濟實力。

圖｜《黑暗榮耀》

“土勺”們甚至還給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三放棄一代”，即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生育。

隨著社會發展，這樣的“X放棄一代”也將會越來越多。

在標準的固化下，韓國社會中的年輕人分化嚴重，艱難現狀背後，是年輕人對現狀的失望。

因此，反映在韓國復仇劇中，脆弱者一方經過個人努力後，成功絕殺富人，是整個韓國社會和“X拋時代”的群體們希望看到的。

這種想象投射式的復仇酣暢淋漓，爽快，滿足了困境中韓國人的情感宣洩。

三、女性地位的尷尬處境

韓劇，是韓國最好的濾鏡。

當然，這裡所指代的韓劇，是那些充滿浪漫情節的偶像劇。

但是，韓劇也有另一方面。

從《金福南殺人事件始末》《親切的金子》到《頂樓》《黑暗榮耀》，大女主的復仇戲一直是韓國影視劇的熱門。

復仇劇中的女性一再褪去偶像劇中的甜美濾鏡，轉而以兇狠、殘暴的形象示人。

這背後文化原因，則是由韓國社會結構導致。

上野千鶴子在其著作《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寫道：“我十幾歲的時候，曾經看著母親想：’媽媽，就算換一個丈夫，你的不幸也不會消失。’我發現，這不是性格或人際關係的問題，而是那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的問題。”

韓國女性的地位在其本土一直都是敏感的話題。

《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上映後，遭到韓國男性的集體抵制，他們不僅攻擊劇中演員，要求下架片子，甚至連推薦本片的藝人也受到安全威脅。

根據2014年的統計，韓國女性的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63%左右，從教育、職場再到家庭，韓國女性一直都處於極其劣勢地位。

圖｜《親切的金子》

韓國目前甚至誕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Sampo Generation。

“Sampo”意味著這一代年輕人開始放棄三件大事：戀愛關係、婚姻和子女。

女性復仇劇中的主人公形象，為韓國女性觀眾打開了情感出口，喚起情感共鳴。這些主人公在隱忍與低聲下氣中厚積薄發，最後以惡制惡，以暴制暴對抗資本與男權，完成對個人的救贖。

在《黑暗榮耀》中，經歷了校園暴力與性別暴力的文東恩，將研珍視為幽靈與陰影，而作為其同盟的間諜阿姨，在經受了家庭暴力後，答應完成東恩的復仇計劃，再去實現自我的“弒夫”復仇，彷彿人生才算有了一個交代。

韓國復仇劇，為當下壓抑的韓國民眾情緒尋找到了一個宣洩口，雖然逾越了法律與秩序約束的報復並不符合主流價值觀。

復仇劇，本質上還是爽劇。正如樸贊鬱所說：““世界上最戲劇化的主題”——是對復仇動機不懈的創造性探索。”

每個人都有內心深處的願望與慾望，當表達被禁止時，復仇的快感就會成為積極的宣洩。

隨著社會的發展，復仇劇中融入了越來越多的元素，比如《頂樓》，聚合了出軌、家暴、校園暴力、雞娃教育、財閥特權等熱門話題，未來或許還會有更多元素的融入。

復仇的成功，是自我滿足感的追求。

在社會議題不斷湧現的現狀下，在韓國年輕人自我滿足感獲得滿足之前，在能夠真正“復仇”之前，韓劇復仇的腳步永遠不會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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