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最著名的賢臣有張九齡，最亮麗的詩星有李太白。每每有人向推薦朝廷人才，玄宗都會垂問道：“其人風度得如九齡否？”但這不等於說君臣之間從無分歧。

當張九齡上奏：“穰苴出軍，必斬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李隆基斷然駁回：“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絕非毫無來由。這要放在李世民，安祿山必死無疑。但李隆基不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李世民有鐵石心腸，治天下的李隆基乃性情中人，一顆悲憫之心柔軟得幾近後來的南唐後主李重光。更何況張九齡又很不明智地例舉孫武斬宮嬪的典故。就算李隆基不聯想到楊貴妃頭上，也會傷到他那顆面對女人時的柔軟之心。好在張九齡畢竟是玄宗愛卿，不會惹出龍顏大怒。

在中國歷史上，賢臣通常是幸逢了明主才得以成立。諸葛亮再能幹，也得碰上劉備才能施展。故而張九齡言：“人之所以為貴，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佳信與義”；不知就裡。王朝國家，得碰上明君才撞上好運，與信義無關。倘若唐明皇與劉阿斗一樣，能有開元盛世麼？就算李世民在李隆基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夠治國昌盛如彼。張九齡的政治成就，與其說是識破安祿山，不如說是開鑿大庾嶺，修通梅關古道，從而使他的另一句名言“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有了點實際的意味。中國歷史上的文官政治是頗有文明內涵的，只是中國文人為政都習慣於言義不言利，張九齡也未能免俗。但又因為如此重義輕利，才能得到後世儒生仰慕，也為同時代的杜甫盛讚如斯：“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倘若張九齡言利不言義，杜甫會說“仙鶴下人間”麼？

如此的言義習慣，構成了張九齡的詩歌特色，下意識地表白如何潔身自好。哪怕再是

“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才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所以就有了《在郡懷秋》中的“臣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最後的結句，道破真諦：“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一言以蔽之，操守比成就更為重要。可見，哪怕有本事出仕入相如張九齡者，在詩歌裡也得優先強調道德操守。因此，張九齡的詩歌之美，美在高潔，以《望月懷遠》最為經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美得一塵不染，美得十分矜持。但就詩歌而言，總覺得缺了什麼。這樣的缺失，得比較一下李白的狂野，方知緣由。先看張九齡的《湖口望廬山瀑布泉》：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好，現在李白的《望廬山瀑布》來了。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一者是“奔流下雜樹”，一者是“飛流直下三千尺”；一者是“灑落出重雲”，一者是“疑是銀河落九天”。交趾少年雖然也向往宮闕樓臺，但畢竟了無儒生的為官心態，所以能夠在詩歌裡心無旁鶩，飛流直下。詩歌的審美境界，就是這麼區分出來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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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二月初寫於紐約

首發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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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深圳特區報》

原作者：上海人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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