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候變化

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氣候經歷了10次較大的變化。

大體而言，秦和西漢是氣候溫暖時期，氣溫較今日高，因此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許多。自公元之初（即兩漢之際）起，氣候開始出現轉寒的趨勢，到東漢末已比現在寒冷。到3世紀後期，寒冷達到頂點，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這種寒冷氣候一直持續了下來，直到6世紀下半葉才開始轉暖。到了7世紀中葉，氣候已明顯變暖，年平均溫度高於今日。

然而從10世紀開始，氣候又趨於變冷，並在12世紀達到頂峰。13世紀初期和中期曾有一個溫暖時期，但好景不長，因此14世紀的氣溫不僅低於今日，而且也低於13世紀。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個寒冷時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

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而17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攝氏度）。這個變化大勢，與北半球其他許多地方的記錄也是相一致的。從降雨量來看，鄭斯中等人對地方誌中關於近二千年來36750次旱澇記載的分析表明：我國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則相對增加。在1—10世紀，乾旱期和溼潤期分別為350年和650年；而在11—20世紀，則分別為580年和320年。而且還要注意，這種狀況在經緯35～40度的黃河流載表現最為明顯。

二、人口變化

根據葛劍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到清朝滅亡以前，中國人口出現過8次劇烈波動。人們通常用“

”來形容這種劇烈波動，此處我們也姑且從眾，採用此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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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編自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等

這8次“大落”包括：（1）兩漢之際（戶數減少2／3至3／4，實際人口減少約40%），（2）三國兩晉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當於400年前東漢後期的人口），（3）隋唐之際（人口減少約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時人口不足盛唐時的一半），（5）金與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時，人口總數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計少20%），（6）元明之際（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時少1／4以上），（7 ）明清之際（人口大約減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總數比1850 年還少1／10）。

將這兩種變化合觀比較，可以看到：上述的8箇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也都是我國氣候變冷的時期。這種對應不可能是一種巧合。因此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與氣候變化有密切關係，應是無可置疑的。

三、氣候變化對人口的影響

造成中國歷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絕不止氣候變化一個。然而，儘管不能認為氣候變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氣候變化仍然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數原因，莫不與氣候變化有關（有些甚至就是由氣候變化的產物）。

那麼，

氣候變化是如何對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變化發生影響的呢？

氣候變化對人口的影響，可以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個方面。所謂“直接影響”指的是：氣候變化引起農業產量的增減、農業區域的移動，從而導致人口發生變化。而“間接影響”指的則是：氣候惡化通常激化社會矛盾、觸發社會危機，引起原有社會結構解體，同時還會引起外來烈性傳染病的傳播，從而導致人口減少。反之則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地看看氣候變化是如何引起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落”的。

四、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氣溫每增減1攝氏度， 會使農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4周。這個變化對農作物生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在氣候溫和時期，單季稻種植區可北進至黃河流域，雙季稻則可至長江兩岸；而在寒冷時期，單季稻種植區要南退至淮河流域，雙季稻則退至華南。

據張家誠的研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糧食畝產量相應變化為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 糧食畝產量的相應變化也為10%。此外，年平均溫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對冷害、水旱災和農業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及烈度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而明顯地增加或減少農業產量。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表現最為明顯，而對低緯度地區則影響相對既較小。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 在農作物生長期較短的我國北方地區，更為巨大。

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古代，農業總產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減少，就會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持續減產，那麼人口在劇減之後長期停滯，也就是必然的現象了。如前所述，在東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多世紀中，我國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國人口“大落”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也是一個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自3世紀後期到6世紀下半葉，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因此氣候變化透過化影響農業產量而對人口變化發生重大影響，是無可置疑的。

五、氣候變化對農業區邊界變化的影響

由於農業嚴重依賴於自然生態環境，因此根據各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必然會形成不同的農業區域。由於自然生態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因此農業區域也絕非一成不變。我國今天的各主要農業區域，按照王業鍵等人的研究，大約形成於18世紀。在此之前則有多次改變，因此我們不能將近兩個世紀來的情況作為亙古不變的常情而以今況古。

根據程洪、朱道明、張家誠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某地區年平均溫度降低1攝氏度，相當於該地區向北推移200～300公里。如果某地區年降雨量減少100毫米，相當於東部農業區向東南退縮100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公里。換言之，氣候變冷變幹，會使得一些地區變得不適宜原有的農作物生長，從而導致不能農耕。長城一向被認為是我國農、牧業的分界線，如果對比秦長城和明長城的位置，那麼可以發現在大多數地方，明長城比秦長城向南退縮了200～400公里。

農業區域的移動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以我國華北地區最為明顯。這個地區從地理上來說，處於氣候（溫度和降水量）變化最為顯著的北緯35～40度之間，生態基礎又比較脆弱，對氣候變化的反應也特別強烈。因此一旦氣候變冷變幹，農業生產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這不僅會導致原有耕地減產，而且會使得大量耕地被放棄或棄農就牧，從而不能養活原有的人口。此外，還會導致水、旱、蝗災發生頻率的增加和受災範圍的擴大。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生產的衰落。在我國曆史上，華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場所，這是與其自然生態環境（特別是氣候）變化特點是分不開的。

六、氣候變化對瘟疫流行的影響

布羅代爾指出：在人們彼此長期隔絕的時代，各地居民對不同的病原體各有其特殊的適應性、抵抗力和弱點。一旦相互接觸和感染，就會帶來意外的災難。在對近一千年來歐亞許多地區人口變化影響最大的各種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殺手（例如在14世紀，鼠疫傳入歐洲，導致歐洲主要國家人口減少了1／3到1／2）。

而這種疾病的傳播，就與氣候變化有密切關係。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麥克內爾、費克光、曹樹基等人近年來的研究已證實，在元初、元明之際和明清之際三個時期，這種疾病隨著生活在此地區的遊牧民族南下而傳到中國內地，對中國人口的銳減起了極大的作用。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軍隊包圍並攻克金朝首都開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後短短的兩個多月中，開封居民死者多達100萬以上，幾乎全城死絕。而導致這一悲劇的罪魁禍首，不是蒙古軍隊的刀槍，而是他們帶來的鼠疫。

因此，遊牧民族的南遷所帶來的疾病傳播所導致的內地人口損失，通常要比戰爭所導致的人口損失大得多。而遊牧民族之所以南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氣候變化所致。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歷史上引起人口銳減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氣候變化的間接結果。

七、氣候變化對其他導致人口起落因素的影響

在我們討論所涉及的兩千多年中，中國一直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結構及其執行機制都建立在特定的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由於當時農業發展嚴重受制於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態環境惡化，原有的社會結構及其執行機制就會削弱、瓦解甚至崩潰，從而使得各種矛盾失控，造成長時期的社會動盪和暴力衝突，進而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舊有社會結構及其執行機制破壞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出現數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氣候惡化打擊最為嚴重的地方，由於原有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被摧毀，當地的社會結構也隨之瓦解。居民無以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氣候變化涉及較大的範圍，相鄰地區當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氣候惡化的打擊。本地居民自顧不暇，所以無法大量接納流民。於是土客之間往往出現暴力衝突。如果流民佔了上風，結局往往是本地社會結構被摧毀，土著居民最後也加入到流民的隊伍中去。

隨著氣候惡化的持續和加劇，這種情況滾雪球式地擴大，暴力衝突也往往演化為大規模的內戰或農民起義

，從而使得舊有的社會結構及其執行機制在更大範圍內受到進一步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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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磚裡的“塢堡”

在許多地方，本地居民頂住了流民潮的侵擾，但為此他們不得不結成各種形式的武裝自衛團體（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塢堡等），而這種團體的發展，最終會導致各地割據與半割據局面的形成。國家的統治力量在天災和流民的雙重打擊下已經遭到嚴重削弱，而各地割據與半割據又使處於困境的國家雪上加霜。

日益衰弱的國家越來越無法有效履行其維護社會秩序、抵禦外族入侵、興修水利、賑災減災、安撫災民、調集糧運等職能，於是社會更加動盪。其結果，必然形成一種不斷加劇的惡性迴圈，最終結果則是整個社會的解體。

在這個解體的過程中，不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於天災及其引起的饑荒，而且還會有更多的人民死於持久的大規模暴力衝突，從而造成人口的“大落”。這種情況，在上述的8箇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中的前七個（特別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際）中都可看到，儘管在各個時期表現有所不同。

此外，氣候變冷變幹，不僅會使農業區域南移，而且也會使北亞牧業區域相應南移。由於北亞半沙漠半草原地區的生態基礎非常脆弱，所以更難承受氣候惡化的後果。牧業生產條件的惡化，迫使遊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南下是透過武力強行進入農耕地區的。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衝突乃至大規模破壞，並且進一步激化內地的社會矛盾，加劇社會解體。

上述的8箇中國人口“大落”時期，除第（1）和（8）時期外，都是北方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大舉南下的時期【第（6）時期也與此有關】。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這些時期也是氣候變冷變乾的時期。其中，東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多世紀是北方遊牧與半遊牧民族南下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也是一個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因此，氣候變化透過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對我國曆史上的人口變化發揮重要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綜上所述，儘管我國古代人民採取了許多手段來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在當時的技術和其他條件下，“人定勝天”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理想。因此在20世紀以前的兩千年中，氣候變化對我國人口變化確實起到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1999年01期，原題為《氣候變化與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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