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如此體面的全球化，給全人類造成了非常不體面的後果。

《逆流年代》

作者：［以色列］納達夫·埃亞爾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譯者：吳曉真

出版時間：2021-9

近兩百年，全球化是主要的潮流。伴隨工業化的全面加速，世界各地區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了一起，我們建立了契約，達成了交易，又在此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敘事。但這種情況在過去二十年已經終結了。英國脫歐，移民和難民問題，貿易戰，民粹主義迭起，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環境危機和氣候變化，種種反全球化現象成了新的潮流。

全球化，及其所意味的單一經濟體、同一秩序、一體化格局，似乎沒有那麼靈光了，儘管全球化的運作表面看起來一切如常。在《逆流年代》（Revolt： 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中，埃亞爾寫道，責任時代（age of responsibility）消退了。

全球化及其危機：責任時代的終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迅速發展，中國的整體面貌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3。89%，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2189元，均有大幅提升，而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到2020年降為2。67%。

引發這一系列變化的其中一個主因就是開啟於70、80年代的全球化。經歷了一兩百年斷斷續續的閉鎖，中國又一次借到了全球化的東風。

兩百年內，不止是中國，全世界都盪漾在全球化的暖風之中。圍繞全球化，一整套世界共享的秩序和價值觀已經建立了起來，今天我們無處不依賴它，也無處不推動其延伸和發櫱，儘管各地區存在些微的差別。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份調查顯示，世界公民概念和全球人類社群的價值觀受到各國公民的一致認可，且不同群體之間沒有顯著區別。幾乎在同一時期，世界經濟論壇也做了一個類似的調查，結果顯示，世界公民的身份認同要排在特定國公民的身份認同之前。

但全球化並非鐵板一塊，其與生俱來的剝削效應，引發的反抗模式，受到的批評，一直都存在。我們說“金錢可能是邪惡的”，其含義並非金錢的本質是邪惡的，而是說金錢掌握在邪惡之人手中。在一個土著版本中，人們會自然反抗現代貿易、工業機器，今天我們已經沒有類似的意識，但我們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會反抗資本主義絕對的自由，因為絕對的自由帶來了新的不平等。

人們最常用的資料是，1%的處於財富頂端的群體，在過去幾十年享受到了政治和經濟的紅利，他們的財富翻了好幾倍。而其他群體的財富狀況就不那麼樂觀，尤其是那些處於財富最底層的群體。70年代，英國前1%財富人群的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5%，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這一比例增長到15%。後來發生的金融危機沒有對他們造成更大影響，相反，其財富又有了新一波的上漲。

就連發達國家也嚐到了全球化不平等的苦果。曾經輝煌一時的底特律如今已失去了生機。在貧困、稅收不足、種族不平等的渦輪之中，汽車城底特律已經滿目瘡痍。沒落的根源在於，大量的製造業企業和工廠遷往別處，資本和貿易走了，而那些掌握了無法轉移的技能的工人被留了下來。這就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和全球貿易自由化帶來的苦果。很多資料表明，新世紀前10年，美國製造業崗位的流失大部分都是此類原因。

地域間國家間的不平等更是沉痾已久的事實。幾百年來，大帝國們推行的政策讓很多國家和地區付出了慘烈的代價。海地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在海地革命發生前，該地區曾被殖民主義的魔掌控制，也一度成為西半球最繁榮的經濟體。在杜桑·盧維杜爾領導下，海地走向自由後，只享受了不長時間的和平。1825年，海地被迫簽署了屈辱條約，據統計，截至1947年，賠償金高達210億美元。

從後來者的角度來看，海地革命的勝利果實付之一炬，卻留下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杜桑看到了歐洲文明的價值和必要性，也奮力領導他的人民為建設類似文明奠定了基礎，C·L·R。 詹姆士在《黑色雅各賓》中寫道，“但他從來都不曾錯以為這種文明具有道德優越性。”這句話可以概括全球化帶來的新剝削方式，以及埃亞爾孜孜追尋的全世界範圍內的反抗運動：全球化內含一種歷史的必然和有效性，但它並不天然的具有道德優越性。

賦予全球化以過度的道德優勢，是新一輪剝削的潛臺詞。在過去的幾百年時間裡，全球化奇妙地將工業化、減貧，和殖民運動、剝削結合在了一起，以至於人們忽視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加速和蓬勃的現代化程序中，全球化象徵著人類歷史的大超越，也象徵著地球村，它為大多數人創造機會，也創造希望。這種對全球化的信賴和信心，在新世紀初的中國城市有著深刻的反映。但這個故事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其糟糕後果正以加速度呈現給我們，迷惑我們，困擾我們。曾經如此體面的全球化，給全人類造成了非常不體面的後果。

全球化最糟糕的進展，埃亞爾稱之為“責任時代的結束”。其現階段表現就是全方位的民粹主義、經濟衰退、極端意識形態。在“二戰”後的幾十年時間裡，世界還不曾如此瘋狂，還謹慎保守著最低限度的規則，各地區各國家抵抗和限制著可能發生的危險。這種情況也延伸到冷戰時期，發生在60、70年代的民主訴求就是這個責任時代最好的例證。

911之後，責任時代結束了，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民粹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全球化及其反對者共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他們在爭奪敘事的權力，信仰的權力，世界與個人的權力。無論如何，覆蓋在國家、社團、個人之上的穩定性因素已經被摧毀了。

反全球化的潮流：推石頭的西西弗

如今，奮鬥在全球化前沿地帶的，已經不是全球化的衛道士，而是全球化的反對者，那些原教旨主義者、民粹主義者、激進環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2008年，金融危機盛期，埃亞爾受任去往印度孟買，等待他的是一場恐怖主義大屠殺，這個事件造成了166人死亡，上百人受傷。在納裡曼大樓，恐怖分子接聽著來自巴基斯坦的衛星電話，“我的兄弟，你的目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媒體正在報道你們的目標泰姬瑪哈酒店，比別的目標都重視。”從電話記錄來看，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印度911事件”。

事件的背後力量是賈馬特·烏德·達瓦（Jamaat-ud-Dawa），事件後，聯合國安理會宣佈其為恐怖組織。賈馬特·烏德·達瓦的創始人之一是阿卜杜拉·優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被稱為“全球聖戰之父”。擁有博士學位的阿扎姆，在穆斯林兄弟會教義的啟發之下，發展出了一套“聖戰”理論。

原教旨主義者以一種絕對二元性的方式思考世界，迴應現實問題。原教旨主義者視自己為原始純粹狀態的人，認為其他人都走偏了。如果原教旨主義針對的是帝國主義，那麼站在政治舞臺前沿的民族主義者，如瑪麗娜·勒龐、康斯坦丁·普萊福睿斯、歐爾班·維克托恐怕是一種內在的自反。無論其具體的反抗物件如何，他們都抗衡著全球化的扁平運作。只不過，他們提供的是解決全球化問題的無差別方案，他們自視為他者，可是也僅僅成為他者，其具體形貌無非是噩夢。

為了幫助我們理解這些極端主義者，埃亞爾提供了一個比喻，來自於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神話》。在這本原典中，西西弗在白天將石頭推上山，夜晚來臨，他睡著了，石頭滾落下去，第二天，西西弗到山腳重新推起了石頭。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結果的事業，“而這是出於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埃亞爾提示我們，西西弗可能就是一個極端主義者，西西弗推石頭上山，石頭卻永遠上不了山，極端主義者也在做同樣的事。

這個比喻給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在這個故事裡，白天的西西弗就是極端主義者，或者說那些極端或不極端的反全球化者，夜晚的西西弗則是全球化的支持者。無論是白天的西西弗，還是夜晚的西西弗，他們存在的基礎都是石頭；無論是反全球化者，還是全球化支持者，他們追求的福祉都是人的福祉。

可今天的西西弗不再一樣，西西弗分裂了，他對未來感到迷茫，他對現實感到絕望，他再也找不到棲身之所，他的人生只有交織出現的白天黑夜，他的精神已經腐朽了。在西西弗的推石頭生涯早期，世界被劃分得井然有序，有超級大國、大城市，也有剝削中心，更有價值觀和技術進步。西西弗任勞任怨，還有殘餘的幸福可供自己玩樂。

到了中期，西西弗耗盡了自己的資產，白天黑夜的輪替慢慢變成了一件令人煎熬和痛苦的事。現在，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西西弗已經絕望，石頭變得越來越巨大，恐怕要壓垮西西弗。在西西弗看來，他所處的天地已經變色，他從來都沒有比現在更加茫然無措。

看看當今世界的移民和難民問題就知道了。中東難民無法跨越國家邊境——現實的、文化的——進入他們所矚望的土地，他們被現代國民身份拒之門外。與此同時，迫使他們處於危險境地的還是全球一體化的政治局面，全球在宏觀的政治局面中已經不可分割，而在實際操作中，各國家地區的政治又分裂了，某些超級大國拒絕承擔其應該承擔的責任。其結果就是，這些難民始終處於一種無法抵達的狀態，他們被扁平的全球化孤立在一個無人島上。

拉塞爾·布蘭德對此做了高度凝練的概括：“啊！別動了！要是有人跑來跑去的我沒法放鬆！站在這塊處於無限空間的圓石頭上別動……這是個複雜的經濟學概念，你搞不懂的。只要站在那塊石頭上別動就好。”

可是，真的要別動嗎？不，事實正好相反，世界不僅動了，還動得很激烈。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洶湧蓬勃，西西弗的石頭就要推到了山頂。

和主流的意見不同，埃亞爾在《逆流年代》提供的方案是中立且合理的，他們沒有回到既有精英立場，也沒有向反全球化潮流妥協。在他看來，全球化新的未來恰恰應該是兩股勢力的融合。“正在經歷加速的技術革命的社會需要更好的社會安全網，他們需要為維護公民團結做更多而不是更少。我們將會需要更高的稅率，還要徵收漸進型稅種，如漸進式消費稅。

在全球互聯程度日漸加深的世界上，更大範圍的團結必不可少。”埃亞爾建議，“在一個日益同質化的世界裡，精英們應當擁抱那些揮舞國旗的人，而不是斥責他們為民族主義者。”

“我們都確確實實身處一個相互關係的網路中，受到同一件命運外衣的束縛，無法逃脫。”埃亞爾引述馬丁·路德·金的箴言，“任何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東西，都會間接影響所有人。”在最低限度上，埃亞爾著實為全球化的未來提供了一個極簡的初步方案，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方案中，蘊含著一個深刻的洞見，它並非迴歸古老的至理名言，更是在越來越深化的現實中發出新的呼籲，它包含的現代宣傳話語最少，而蘊含的行動精神最多。我想，不但埃亞爾，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期待一個不止有沙文和民粹的世界，而現實也絕不只是經濟的普遍主義，以及文化的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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