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頓·格爾曼/文

我：

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如何獲取所有的資訊並攜帶那些資訊跨越國境的？

斯諾登：

只需要比對手聰明一點兒就可以做到。

我：

這裡你指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

斯諾登：

對的。一步一個腳印，你就能勇攀高峰。之後你可以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2013年6月9日

《美國黑鏡》是為了迴應愛德華·斯諾登那天向我發起的一項挑戰，就在那一天，他向世人公開了自己的身份。這次對話後不久，就在美國提出引渡斯諾登之前，他從香港的藏身之處逃跑了。臨走時他對我說的話實際上是在向我發起挑戰，而不是對我做出承諾。他沒打算向我講述他的故事，至少沒打算告訴我故事的全部。所以，本書的內容是基於我自己的調查和訪問。

本書不是寫斯諾登的，或者說不完全是在寫他。“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政府開始相信，要想監控敵人的一舉一動，就得先把監控的目標轉向自己的國民。我在本書講述的，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崛起的一個監控型國家。與幾乎每個人都切身相關的數字公地被新型電子監控手段入侵，所有人都被捲入眾多潛在的風險之中。按照這種思路，接下來政府打著公眾名號的所作所為就絕不能為公眾所知曉。監控與保密總是相伴相生。

情報機構一旦擺脫了舊有約束，就彷彿置身於一面單面鏡背後。監視者可以透過鏡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們的一舉一動，而我們對於鏡子背後的他們卻絲毫不知。本書書名中的“黑鏡”正是暗指這面鏡子，在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米德堡的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總部，我們可以看到這面鏡子的“真身”。這座由深藍色反光玻璃覆裹的11 層辦公大樓儼然像一個“法拉第籠”，能夠遮蔽一切電磁波干擾，保護大樓裡那些監視者的秘密不被外洩。

是斯諾登讓我們得以看到那些監視者的存在。他以一種極為悲壯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僱主，向世人揭示了一個龐大的全球監控機制的存在。美國國家安全域性曾在其戰略檔案中將這個時代稱為“訊號情報發展的黃金時期”，正是因為斯諾登，人們才得以記錄其背後的起源。如今，海量的人際互動已經轉向數字領域。美國國家安全域性投入了所需的資金和技術，旨在從全球通訊網路“主動脈”中批次、無差別地蒐集資訊。單單將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所作所為稱為“大規模監控”，未免有些過於簡單，我在本書中將詳細探討這一概念。但毫無疑問，該機構已將上億局外人納入自己的監控網路。傳統意義上境外間諜活動和境內間諜活動之間的界限已經逐漸模糊，而兩者之間的區別正是美國隱私法的基礎。儘管斯諾登披露的資訊引發了長達幾年的激烈的公共辯論，但美國法律和社會至今依然沒有因為這些資訊而做出根本性的改變。

本書還存在另外一種更為私人的敘事角度，那就是面對這一美國情報史上影響最大的公開洩密事件，我作為直接與斯諾登溝通並從他那裡獲取資訊的三名記者之一的親身經歷。這本來並不在我最初的寫作計劃之中。這不符合我的行事習慣，而且我作為專門講述他人故事的人，所接受的職業訓練也不允許我這麼做。多年來，我一直在試圖迴避一些問題。但我逐漸意識到，我應該直面這些問題。

斯諾登為何會選擇我？我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相信他？在美國反情報當局的眼皮子底下，我們是如何通訊的？我們見面的具體地點是在莫斯科的哪裡？為何在斯諾登爆料之前，我的名字就已經出現在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檔案中？政府是否曾經試圖阻止我講出這些故事？我是如何決定哪些秘密資訊要發表，哪些秘密資訊要保留？是誰給了我做出這一選擇的權利？

做我這一行的，之前從未有人手握上萬份當代機密檔案。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面對如此海量的資訊卻不能使用現代先進的計算機裝置來處理。國外的情報機構試圖非法侵入我的賬號和裝置。據我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局長曾試圖發動一場突襲，來奪取我的筆記和檔案。有關斯諾登的這些檔案，有的我認為永遠不應得見天日，有的則為我提供了一些線索，而我如果要去按圖索驥，就難免會使我的那些線人身陷險境。更糟糕的是，當我收到斯諾登的郵件時，我背後沒有任何新聞機構可以依靠。那時距離我離開《華盛頓郵報》已有三年時間。雖然後來我決定暫時回到《華盛頓郵報》工作，但在那之前，我必須獨自做出決定，並且要獨自承擔背後的高風險。我只能隨機應變。其間，我犯了一些錯誤，有些錯誤甚至現在已羞於回顧。在這本書中，我希望能夠真實地再現幕後的調查報道場景。

斯諾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遠非傳統意義上典型的“英雄”或“叛徒”。有時，他是一個不錯的夥伴：有趣且世俗，思維敏捷、興趣廣泛、自學成才。有時，他又頑固不化、妄自尊大、吹毛求疵。我們的關係發展可謂一波三折。他知道我不會加入他的陣營，也從未指望我站在他那一邊。在這一點上，他對我的態度完全不同於他對待另外兩位記者——勞拉·珀特阿斯和格倫·格林沃爾德。我們不斷試探彼此的底線：我作為一名記者，總是想要挖掘更多資訊，而他作為一名特定主張的倡導者，認為自己措辭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危及自身事業。在我試圖寫下第一篇報道時，因為沒有接受他提出的條件，他便和我斷了聯絡，但這種狀態僅僅持續了一小段時間。後來，他認為我加害於他，我們又有幾個月不再聯絡。“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完全相信你會站在我這邊，但這並不影響我選擇與你對話，”在2013 年秋我們恢復通訊後，他告訴我，“我只是相信你會如實報道。”

在那之後，我兩次前往莫斯科與他會面，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對話。其間，我們靠酒店提供的類似美國快餐的食物充飢。就連吃東西時，他都體現著一名工程師的思維邏輯：要先吃冰激凌，因為漢堡不會融化。我在紐約和普林斯頓時，他也曾幾次到訪，不過都是派遙控機器人前來，他透過這臺機器人觀察、聆聽、表達，還會讓機器人在我屋子裡晃悠。偶爾，我們會透過由信得過的懂技術的朋友搭建的反監控渠道進行影片溝通。但大部分時候，我們還是以他最熟悉的領域中最安全的方式進行交流——透過加密、匿名的連結進行線上聊天。只要操作恰當，這種方式是最難被攔截的。

在我們的溝透過程中，只要是私人問題，無論與談論的話題多麼相關，通常都被視為禁區。我第一次前往莫斯科見他時，曾試圖瞭解他與俄羅斯政府的關係。我問他：“你現在住在這裡，有接受俄羅斯政府的資助嗎？你有沒有被問到供職於美國情報機構的經歷？”斯諾登指責我與那些批判他的人並無二致。他用了一些理論術語向我解釋了在他那個崗位上的人通常所做的事情。

“我跟俄羅斯政府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突然說，“你不應該總是糾結於這一類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一情況，只有問了你之後我才知道。”

“這種事情是不可知的，你這就相當於讓我證明上帝是不存在的。”

“不，我只是讓你簡單地陳述你沒有看到過燃燒的荊棘。”

“我正在這麼做，我正在……從假設意義上。”

從假設意義上，因為這整個話題是非公開的。直到後來情況發生改變，他依舊拒絕直接回答我的問題。這樣的對話我們進行了幾十次，一輪又一輪，涉及幾十個話題。需要說明的是，我沒有找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斯諾登是為俄羅斯政府服務的，美國官方也從未聲稱握有其他證據。據斯諾登的一位家人透露，斯諾登在上小學時就已經被測出智商屬於天才級別。當我問起此事時，他一如既往地閃爍其詞。

我認為，讀者有權預先知道一點：在我看來，斯諾登的功遠大於過，儘管我已經準備好（但他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結果——他的爆料必然會導致情報資訊的丟失。電子監控作為一種工具極其強大，同時也出奇地脆弱。它的價值就在於要在目標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捕捉資訊。因為目標一旦有所警覺，就可能會變更通訊渠道，甚至會銷聲匿跡一段時間。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內部形成了一種極度低調的氛圍。鑑於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英文縮寫是NSA，有人因此戲稱其為“No Such Agency”（查無此局）或者“Never Say Anything”（閉口不談）。從操作性角度來看，全面保密帶來的似乎全是益處。然而，當技術的進步使得監控的範圍拓展至關乎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數字領域，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就越過了選民賦予其的權力界限。在自由社會里，秘密情報的界限已經發生改變。這有待人們展開公共辯論。

如果沒有斯諾登，人們根本不可能展開這一辯論，而這一辯論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那些對斯諾登持最嚴厲批判態度的人中，也不乏贊同上述觀點者。“我知道，這個世界因為愛德華·斯諾登而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在針對洩密事件展開的一次漫長且深刻的討論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詹姆斯·科米曾這樣告訴我，“在我看來，相比他所造成的損失，他所帶來的成果更容易衡量，但我希望我們不要因沉迷於這些成果而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造成的損失尚且不可估量。”

在本書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會講述斯諾登不會講述或者不曾講述的故事，有一些甚至在他2019 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也不曾談及，還有一些是徹底與他無關的事情。我花了數百小時與斯諾登進行對話，還花了數百小時與美國這一監控體系的設計者、操作人員、使用者、反對者和持保留意見者進行溝通，然後基於這些資料形成本書的內容。除此之外，本書中還會披露一些新的內容，其中有的來源於機密檔案，有的來源於獨立調查的結果，還有的來源於之前記者的筆記（事後看來，這些筆記中隱含了一些新的資訊）。

本書核心的內容圍繞權力展開。資訊是控制權的必備要素。保密和監控總是相互交織，決定著資訊的流向。“誰知道什麼”基本上代表著“誰控制誰”。公民有能力對政府追責嗎？他們可以自由地保護自己不受不合理的監控嗎？在今天，有沒有人可以直接劃清界限，規定哪些部分“外人勿擾”，然後將這一原則堅持到底？

《美國黑鏡》有一個最初的素材，它源自斯諾登事件發生之前。2011年，我有一次在矽谷有機會與谷歌的時任CEO（執行長）埃裡克·施密特同臺。他問我：“難道你不想要有一天可以直接問自己的安卓手機：‘我的車鑰匙在哪？’”“天哪，並不想。”我告訴他。也許我正身在俱樂部，酒保幫我儲存著車鑰匙，而我正躺在樓上某個房間裡呼呼大睡。我很高興用手機記錄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但我並不想要谷歌知道這一切。施密特發現我的私生活明顯比他的要精彩（對此我表示懷疑）。他告訴我，他還發現，安卓使用者甚至想要不用自己開口，手機就能為其奉上所需的資訊。我承認，這種技術實在是太了不起了。這就像是隨身帶著蝙蝠俠的管家阿爾弗雷德，只不過這個阿爾弗雷德並不是為我工作。他隨時跟隨著我，記錄我的資訊，但會把這些資訊全部發送給谷歌。我問施密特，未來有沒有可能允許我直接用現金購買谷歌的服務，而不用同意被監控。他對於我的用詞提出異議，但很坦誠地回答了我。他說，那不是他們的商業模式。直至斯諾登事件爆發，沒有人能實現這種模式。

在我與施密特同臺之前，我就已經開始擔憂該如何處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廢棄數字資訊，而且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在工作中，我想知道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各種各樣的秘密。“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政府採取更加強力的措施，威懾那些為我提供秘密資訊的線人，使他們的身份暴露，並且對他們進行了懲罰。

出於自我防衛的需要，我開始學習電子裝置操作安全技術。我開始習慣使用加密技術和匿名代理。我像個毒販一樣，用現金購買了一次性手機，然後意識到要把自己常用的手機關機，這樣它才不會和一次性手機的行跡重合。手機商店裡帶有時間戳的監控錄影難道不會使我暴露嗎？也許會，如果真的有人這麼用心去查的話。只更換SIM（使用者身份識別）卡就可以嗎？手機本身的硬體識別符號會追蹤我的行跡嗎？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可以。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會。我就像是愛麗絲掉進了兔子洞，越陷越深，逐步走上一條荒誕不經的道路。任何一名理智的新聞工作者都知道，自己不可能徹底“隱身”。

正當我開始懷疑自己花費的這一番工夫是否值得時，一個自稱Verax（拉丁語，意為“說真相者”）的人出現了。他發給了我一個加密金鑰、一個識別訊號，還有一種雙向驗證方法，我之前從未見識過這麼聰明的方法。這就像老式的漫畫廣告：“If U Cn Rd Ths Msg。。。”（若你能讀到此資訊……）我滿懷欣喜地發現，自己可以讀懂這條資訊，甚至之前的疑惑也隨之打消。“我很欣賞你對操作安全，尤其是數字環境下的操作安全的重視。”Verax 在下一條資訊中寫道，“很多記者在這一方面的意識還極為淡薄，這就導致他們所關注的物件和他們的意圖都直白地暴露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有人告訴我你在這方面已經相當精通。”

事實並非如此。在這方面，我只是略通皮毛，是Verax 引導我更加深入。之後，我們開始通訊。

本文整理自《美國黑鏡：斯諾登與美國監控帝國》巴頓·格爾曼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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