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炎的親戚多，不是現代人理解的“老婆是個扶弟魔，隔壁睡著災舅子”，有幾個死纏爛打的極品親戚那麼簡單。在司馬炎這裡，這事得從三輩以上說起：

這還只是他們這一支。把範圍再稍微擴大一點點，就會看到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也是一個生產小能手：他跟二哥司馬懿一樣，也生了九個兒子。也就是說，如果把司馬懿這一輩算成第一代的話，是八個人；到了第二代司馬昭這裡，史書上有名字記載的，大約就有三十多人；而等到了第三代的司馬炎，這個數字差不多就上百了，這麼多親戚，司馬炎可能都不一定認得全。這些人，嚴格來說，很多也並不是吃乾飯的。在司馬氏篡魏的過程中，他們都是中堅力量。從記載來看，年紀大一些的司馬們，都有在魏朝任職的經歷。想來，這也是司馬氏從現實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司馬懿自己歷仕三朝，兩任託孤，備受曹丕、曹叡信任，但最後也依然走上了篡權的路。所以在亂世之中，到底還是隻有血緣關係才真正值得信賴，司馬氏因此把自己能用得上的親戚全都塞到了魏國朝堂上。既然奮鬥的時候大家同甘共苦，那麼現在到了收穫的時節，自然也就該利益均沾了。司馬炎在當上皇帝后，一次性就封出去二十多個王，其後陸陸續續的又封了一些。前後加起來，接近六十個王。可以說西晉的王國之盛，除了太平天國，無疑是第一的。

咸寧三年，晉武帝司馬炎又接受楊珧等人的勸告，以封建諸侯之意，遣諸王之國。 這裡需要交代一下相關的背景：西晉分封了諸王后，一開始大家都是住在洛陽的。畢竟天子腳下，繁華所在。然而殷鑑不遠，魏國宗室衰落的故事還歷歷在目。因此，朝廷希望諸王能回到自己的封國，拱衛天子。更何況在這次動議中，還有一句更為重要的話，“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帶兵的將領駐紮在邊界，應該用親戚加以制衡。應該是這句話才真正打動了司馬炎。當時天下還沒有統一，多數州郡都備有重兵。而統兵的將領除了少數幾人，大部分都是外姓。這讓司馬炎感覺很不安全，畢竟懂得賊最多的，還是賊們自己。爺爺的成功經歷，已經成了他這個孫子的夢魘。司馬炎於是把親戚們都派到了地方上，並給了其中部分人很大的權力。比如，他將司馬亮封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司馬亮本來是扶風王——扶風在洛陽以西，司馬炎特地將他改封汝南王——汝南在洛陽之南，正對著東吳前線。享受了同樣待遇的，還有司馬倫，從琅琊王改封為趙王，“督鄴城守事”。以及“勃海王（司馬）輔為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

看到這裡，一定會有人疑竇叢生：親戚們也不見得就都靠譜啊！兄弟相殘的事情，歷史上多了去了。更何況有些叔伯兄弟們，在血緣上跟皇室已經相距很遠了。這些人如果利令智昏，真的造反怎麼辦？又或者，就算不造反，諸侯的勢力也會越來越強，對朝廷形成威脅。周天子的權威不就是這麼一步一步衰退下去的嗎？這些問題歷史上早有先例，司馬炎怎麼會想不到呢！先彆著急，司馬炎當然不是笨。面對著這些隱患，他不是沒有過思考，只是當時吳國未滅，保持巨大的軍事存在是必要的，因此才無暇顧及。幾年以後，吳國滅亡，從漢末以來持續了接近百年的分裂終於重歸一統，司馬炎馬上就把這些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他決定首先解決軍事問題，因為這其中，既有邊將隨時可能叛亂的問題，也有監視邊將的諸王隨時可能坐大的問題。

因此，王朝養兵太多，有時候對於皇權來說其實是種隱患——畢竟皇帝一般都不可能自己親自統領軍隊。基於這些原因，歷代——除了宋朝——在和平時期，軍隊的數量都不會很多。一般來講，朝廷只設置中央軍和部分邊軍。這種時候如果突然出現反叛或者外族入侵，就大量臨時招募。

這些問題我們看到了，司馬炎自然也看到了。因此，在平吳以後，司馬炎馬上就準備裁撤軍隊——準確來說，是裁撤地方軍。那麼，具體裁多少，怎麼裁呢？司馬炎玩了一票大的：“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大郡留一百人，小郡五十人，其他的全部裁掉。這是個什麼概念？當時，天下共有一百七十三個郡。每個郡就算按照一百的駐軍來計算，全國的軍隊加起來也不到兩萬人。而一個郡大約比如今的一個地級市都還要大一些。你能想象得出來在這麼大的一片地兒上，就只有一百名兵士嗎？而且還需要考慮到的一點是，古代軍警不分，軍隊在平時還承擔著維護治安的責任。過分的削減軍隊數量，勢必會導致地方治安環境變差。

司馬炎在削武備的事上這麼一刀切，當然也招致過反對意見。交州牧陶璜就曾上書說，交、廣二州“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這兩地納入編戶的只有五千餘戶，但其他沒有歸化的卻有六萬多戶，這些人沒有軍隊威懾，根本談不上服從。此外，寧州（析自益州，蜀國南中一帶）也是類似的情況，所以邊郡還是應該留有軍隊的。但司馬炎防的就是他們這種邊將，因此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陶璜的建議。

按下葫蘆浮起瓢，在把邊軍咔咔裁掉之後，司馬炎發現，新的問題又冒出來了。而且，這個問題的歷史還更加悠久，如果要往上數的話，可能輕輕鬆鬆就追溯到三百年前：經過漢武帝的數次北伐，到了漢宣帝時代，南北匈奴分裂，單于呼韓邪入長安朝貢，南匈奴從此成為大漢帝國的屬國。這一年是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距離西晉滅吳的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已經有三百多年了。在這三百年間，北匈奴式微，草原上漸漸進入到一種混沌無主的狀態。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因為失去了統一的統治，開始不斷分化，一部分變成了新崛起的鮮卑人，另一部分則逐漸南遷，進入內地。

但問題是，上百年間，胡人的內遷愈演愈烈。到西晉初年，幷州諸郡，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北部，已經完全成為胡人聚居的所在——要注意，這已經是到了長城以內了。

還記得前面的“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嗎？為什麼會有“監幷州諸軍事”這個職位存在？其實，監的就是這一幫匈奴人。

但是，司馬炎這一次把它也給撤掉了。站在司馬炎的角度看過去，這無可厚非，匈奴人進到長城內已經一百多年了，從來就沒有出過事，為什麼還要留著這麼多的軍隊來監視他們呢？而且，留著軍隊，邊將傭兵作亂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雖說現在有諸王監視，可諸王就一定靠得住？至於如交州牧陶璜所說的那些問題，則完全可以用臨時徵兵來解決，並不是一定得留著那麼多的常備軍的。更何況，現在只是裁掉了邊地的常備軍，中央的軍隊——也就是留在洛陽的禁軍，完全沒有動，他們才是拱衛皇權的根本力量。只要這些禁軍在，天下就亂不到哪裡去。

按照司馬炎的小算盤，只要手握禁軍就可以心中不慌。可是，問題又來了，這麼大的一支禁軍，又該歸誰管呢？這看上去是一個廢話問題，因為只要是個正常的皇帝，控制禁軍都應該不成問題。但偏偏，司馬炎的嫡子司馬衷，是個傻子。關於司馬衷的傻，已經不用太多介紹了，感興趣的可以自行搜尋。我們這裡只來說說司馬炎執意要把這個傻兒子立為太子的苦衷。這都是因為他還有個好弟弟：司馬攸。司馬攸是司馬炎一母同胞的親弟弟，但後來過繼給了司馬師。在這裡，我們不妨用兩人的爵位來解釋一下背後的傳承關係：

司馬懿在魏朝，被封為“舞陽侯”。死後，長子司馬師承襲了這一爵位。而次子司馬昭，則於景初二年被封為“新城鄉侯”。司馬師無子，因此過繼司馬昭的二兒子司馬攸為子。在司馬師死後，他的爵位自然由司馬攸來承襲。但需要注意的是，爵位並不等於權力，他的爵位雖然給了司馬攸，可手上的權力卻是由司馬昭來繼承的。此後，司馬氏勢力坐大，建立封國，司馬昭受封為晉王。到了王位的傳承問題上，司馬昭很糾結，究竟是傳給司馬炎呢？還是傳給司馬攸呢？從血緣上來說，兩個都是他的兒子。但在法理上，他卻是司馬攸的叔，而這又關係到他以後在太廟中的位置：如果司馬攸繼承了王位，乃至於皇位，那麼他司馬昭在太廟裡就是旁支。可如果不傳給司馬攸，也說不過去，畢竟他擁有的權位，分明是司馬師傳給他的，他這屬於小宗入繼大宗，並不合禮法。而且，早年間司馬昭也是很疼愛司馬攸的，怎麼說都是自己的兒子，他經常拍著自己的椅子，喊著司馬攸的小名，說這是桃符的座兒啊！另外，司馬攸當時的名聲比司馬炎還要好一些。這些因素疊加起來，讓司馬炎在繼位前身份尷尬（這種情況跟曹丕其實很類似）。但臨終前，司馬昭還是把權位傳給了司馬炎，然後又反覆叮囑他，一定不能重蹈曹丕曹植的覆轍啊。幾年後，他們的母親王元姬去世，臨終前也拉著司馬炎的手，說你一定要照顧好弟弟。

但問題是，這個弟弟根本不用他照顧，人家活得好得很。早年間，司馬攸就盛名在外。後來魏晉禪代，朝廷草創階段，司馬攸又“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這種名望，讓司馬炎坐臥不安。尤其是在他的傻兒子出生以後，局面就變得更加微妙：

在司馬炎內心裡，兒子肯定是比弟弟親的，而且司馬衷是嫡長子。他想傳位給司馬衷，是再正常不過的想法。但偏偏，這個嫡長子又太蠢，蠢到讓全天下的人都擔心。兩相比較之下，大家都希望，還是由名望才能俱佳的司馬攸來繼位比較好。再說了，這樣你司馬炎也不吃虧啊，你們二房的父子倆已經霸佔權位兩代人了，這天下說到底是宣帝（司馬懿）的天下，不是你們二房的天下，也該還給長房了。這種邏輯，我們現代人可能理解不了，或者理解了也感觸不深，畢竟如今二房已經變成了二奶的通稱。但在當時，這種輿論對司馬炎的壓力卻是很大的。

不要忘了，大晉朝還有那麼多說得上話的王爺。有些時候，宗族勢力太過強大，也不見得都是有幫助的好事。

在這種背景之下，司馬炎已經沒有權力再選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做太子。他只能是二選一：要麼嫡子司馬衷，或者弟弟司馬攸。

後人一直在抨擊司馬炎立了傻兒子司馬衷做皇帝，才引發了後來的亂局，但在當時，在司馬攸的巨大壓力下，做為嫡長子的司馬衷是唯一選項。最終，司馬炎還是將天平傾斜向了自己的兒子。

而既然選擇了司馬衷，那我們就又繞回了前面的問題：選了這麼個傻兒子，要怎麼樣才能讓他控制住禁軍的軍權呢？問題已經出現了，那就想辦法解決吧！想來想去，司馬炎想出了一個主意：得給他找個好媳婦！賈南風。這個毒婦在這裡我們就不多介紹了。總之，司馬炎挑好了兒媳婦，儘管有點醜，還有點強悍，但司馬炎依然覺得，這是一樁好姻緣。直到又過了幾年，司馬炎才發現一個情況有點不妙：這個兒媳婦的能力，那是真的強。可一個人的能力和野心，又往往是相匹配的。唉，我死以後，這個女人的野心要怎麼控制呢？設定輔政大臣？不行，自己家就是幹這個發跡的，這條路太危險了，不能走。那就靠宗室和外戚？可宗室裡選誰呢，司馬攸嗎？哎這更不行了，這不是給兒子挖坑的節奏嗎？就這樣，司馬炎到生命的最後幾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想辦法弄死了司馬攸。而在司馬攸死後，宗室裡德高望重的人，就只剩下了司馬亮。然後再來選外戚。其實沒得選，就只能是自己的老丈人楊駿了。只是吧，這個老丈人實在是集眾多的優缺點於一身，人品能力都差不說，還喜歡爭權奪利。但老丈人這種物什，不喜歡也不能換。到這裡，司馬炎已經無計可施。而且，此時的司馬炎已經重病纏身，不久便撒手人寰。果不其然，在他死後，楊駿和司馬亮經過一番明爭暗鬥，開啟了“八王之亂”的先河。

看完司馬炎的故事，你很容易就會在腦海裡浮出一個詞來：連鎖反應。從大封諸王開始，司馬炎就擲下了遊戲的骰子，然後被一環扣一環的問題追著跑。他做出了許許多多的決策，看上去都沒什麼錯：他必須大封諸王，因為曹魏宗室凋零的教訓尚未遠去。而且如果沒有宗室的支援，他也不可能奪取曹魏的天下。之後，他派出諸王監視各地，這看上去也很有必要，畢竟邊將的坐大確實不得不防。他當然也知道宗室同樣有威脅中央政權的可能，所以又及時削減了州郡的兵權。看上去，他的每一步處理都是妥當的。你如果明白了他當時所面臨的困境，可能也會做出像他一樣的選擇。很多人看歷史，喜歡站在高處俯視，對古人各種指點，這裡不對那裡也有問題。但你若真的平視當時的場景，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他做出那個選擇，在你看來謬誤百出；但在他那裡，卻可能是逼不得已。而你所以為的“問題”，卻可能正是人家的解決方案。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總盯著問題本身，而是應當深入問題的背後，去探究問題的成因。因為一個問題的出現，很有可能就是為了顯現另外的問題。歷來評說，是司馬炎大封諸王，才導致了最終的戰亂。但你只要仔細回溯他當時所面臨的問題，就會發現後人能想到的，他其實全部也都想到了，而且都力圖去糾正，手段上並沒有什麼錯。

他真正的困境，是面對的問題太多，而解決問題的手段又太少。

有一句俗語是這麼說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言下之意，就是面對問題的時候，要有針對性地解決。這裡其實可以延伸一下：既然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那麼開兩把鎖需要幾把鑰匙呢？當然是兩把了。那兩把鑰匙能開三把鎖嗎？類推之後，應該也是不行的，至少需要三把鑰匙。這個邏輯，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丁伯根原則”。展開描述就是：政策工具的數量，至少要等於目標變數的數量。而且，這些政策工具必須相互獨立。打個比方，目前經濟中如果面臨著失業、通脹、國際收支逆差三種不平衡，那麼你只用財政和貨幣政策這兩種政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必須再加入其它的政策工具，比如就業政策或者體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題。一句話概括就是，辦法得比問題多才行。

套用這個邏輯再來看司馬炎當時所面臨的困境，你就會對八王之亂有新的認識：司馬炎知道自己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控制軍隊。他非常清楚，歷來權臣篡位，控制軍隊都是第一步，所以他先讓宗室出鎮地方。然後又擔心宗室坐大，削減了州郡的兵權。但削了兵權卻又引來另外的問題，胡人內遷是一個問題，禁軍的控制又變成另外一個問題。到最後，司馬攸才是最大的問題。面對著這些一個接一個，一環扣一環冒出來的問題，司馬炎實在是無法可想，只能透過人事的手段來解決：先殺掉司馬攸，然後再任用宗室和外戚。但問題那麼多，他的選擇餘地又那麼少。想靠一個解決辦法就堵住前面所有的漏洞，本就已經不現實。更不要說挑來挑去，最後還挑到了兩個軟趴趴立不起來的貨色。他不是不想解決，而是無力解決。這種越積極掙扎越往下墜落的混沌情境，或許，有一個字可以很準確的概括出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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