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生壺大多是先由楊氏兄妹製作壺身，待泥坯半千時再由陳曼生用竹刀在壺上鐫刻詩文或書畫。近人丘逢甲《題陳曼生砂壺拓本為虞笙作》詩云：“絕代才人陳曼生，官閒檢點到《茶經》。流傳江上清風印，妙配砂壺手勒銘。”據清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記載，楊彭年所制壺值240文，若經陳曼生題款則加價三倍。

文人設計、工匠製作的“曼生壺”為紫砂茶具開創了新風，在當時已大受歡迎，燒造數量也頗為驚人，可說是文人介入壺業的成功之舉。

自陳曼生、楊彭年開創了文人與工匠合作制壺的新局面後，文人、書畫家們紛紛合作，使紫砂壺藝術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從現存的資料來看，這一時期的書畫家如瞿應紹、吳昌碩以及鄭板橋等人也都曾為紫砂壺題詩刻字。瞿應紹想燒製砂壺，請鄧符生到陽羨監督製造。瞿應紹擅長畫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而鄧符生則擅長篆隸，所以他們製造的紫砂壺雖然比不上陳曼生，但也名動一時。

除陳鳴遠、陳曼生外，活躍在道光、同治年間的邵大亨也是一位制壺名家，他所創制的魚龍化壺，龍頭和龍舌都可以活動。他還以菱藕、白果、紅棗栗子、核桃、蓮子、香菇、瓜子等18樣吉祥果巧妙地組成一把壺式。高熙在《茗壺說》中予以極高的評價：“邵大亨所長，非一式而雅，善仿古……力追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綜上所述，清代紫砂茶具承明末餘續而又有所發展，尤其是文人與制壺名匠的合作為紫砂茶具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從而使單純的紫砂茶具變成了極具欣賞價值的工藝美術品。“文人壺”的重要意義是使壺脫離了實用器皿的束，自身具備了獨立的精神內涵，但就其實質來說，它與茶的精神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伊公羹、陸氏茶”的銘文固然是儒家人世思想的體現，而“外方內清明、吾與爾皆亨”也仍然不脫儒家思想的範疇。壺藝技術與文人結緣最重要的成果即是器與道完成了真正的統一，是古代茶文化的高峰，也是古代茶文化的終結。

清代陶瓷茶具的發展

清代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黃金時期。就茶具說，紫砂茶具在藝術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發展，而瓷茶具則在技術上臻於成熟，產品質量近於完美。就現存清代各朝的瓷器看，既有共同風格，又有不同的時代特徵。

經過明末清初短時間的衰落後，瓷器生產很快就得以恢復發展，康、雍、乾三朝是中國瓷器發展的最高峰。康熙瓷造型古樸、敦厚，釉色溫潤；雍正瓷輕巧媚麗，多白釉；乾隆瓷造型新穎，製作精緻。此後，隨著飲茶的日益世俗化，民間的茶具生產漸趨繁榮，內中雖有精品，但也夾雜市井味、鄉土氣。

較之明代瓷器，清瓷在造型、釉彩、紋樣以及裝飾風格等幾個方面都有明顯發展。在釉彩方面，清代創造出達幾十種間色釉，使得瓷繪藝術能發揮出其獨具的裝飾特點。據乾隆時景德鎮所立“陶成記事碑”載，當時掌握的釉彩已達57種之多。就紋樣說，清瓷取材廣泛，或以花草樹木，或以民間風習，或以歷史故事作為繪製的內容。就技法來說，或用工筆，或用寫意，內容豐富，技法亦相當嫻熟。

景德鎮是中國青花瓷茶具的主要生產地。據史料載明代景德鎮所產瓷器，“諸料悉精，青花最貴”，特別是明永樂、宣德、成化時期的青花茶具，清新秀麗，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境地。到了清代康雍乾時期，青花瓷茶具在古陶瓷發展史上又進入了一個歷史高峰，它超越前代，影響後代。

尤其是康熙年間燒製的青花瓷器，史稱“清代之最”。清陳瀏在《陶雅》中說“雍、乾之青，蓋遠不逮康窯”，“康青雖不及明青之濃美者，亦可獨步本朝矣”。較之明代，康熙年間，青花茶具的燒製以民窯為主，而且數量非常可觀。這一時期的青花茶具被稱之為“糯米胎”，其胎質細膩潔白，純淨無瑕，有似於糯米，主要品種有茶壺、茶碗、茶盅及茶盒等。

清代瓷業燒造仍是江西景德鎮獨領風騷，清代景德鎮發展最盛時從業人員達20萬人，成為“二十里長街半窯戶”的制瓷中心，國外人形容曰：“晝則白煙蔽空，夜則紅焰燭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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