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奇災，叫“丁戊奇災”。是指中國華北地區發生於清朝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間的一場罕見的特大旱災饑荒。1877年為丁丑年，1878年為戊寅年，因此史稱“丁戊奇災”。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飢”。

災情奇在哪裡？

奇在影響的人口眾多。據歷史專家推算，整個災情受到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居民人數，估計在一億六千萬到二億左右，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千萬人左右；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於二千萬人（參見李文梅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奇在“大清二百三十餘年未見之慘悽，未聞之悲痛”！

奇在旱災、蝗災、澇災、地震疊加！

災情是如何發展的呢？

這場災情始於1875年。最開始只是北方一些地區出現旱情，京師和直隸地區在仲春時節便顯示了災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後相繼出現嚴重旱情。京師及直隸地區，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減半。河南省的災情和直隸相近。從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黃河以北的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旱情更為嚴峻。入夏以後，旱情稍有緩解，但彰德、衛輝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災，田地被淹。

光緒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災範圍也進一步擴大。以直隸、山東、河南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這一年，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三分。旱情向南肆虐，禍及蘇北和皖北。蘇北各地這一年開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連雲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農田減產或絕牧。旱災引發了蝗災，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災民“逃亡餓死者不計其數”。一些災民甚至“飢則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蘇北的社會秧序，因嚴酷的旱災而變得動盪不安。為了活命，饑民紛紛渡江南下，由蘇南的地方官員和土紳在蘇、松、太以及江陰、鎮江、揚州等地收容的流民達九萬餘人。皖北的旱情與蘇北相似。入夏之後，持續乾旱。許多地方連禾苗也末能栽插。後雖下過一些雨，但“又復連日烈日”。連補種的莊核也大多枯死，當年全省收成減半。有的地方顆粒無收。於是，成群結隊的饑民，匯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這一年，北方的陝西、山西、遼寧等省，也遭受到旱災的威脅。陝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數地方種不下去。山西因旱災嚴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遙等縣幾乎顆粒無收。奉天的義州（今遼寧義縣），因大旱無雨，飢戶多達十萬，廣大農民在飢餓中痛苦地掙扎。

經過近兩年的大旱之後，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丑年（1877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面積的減產與絕收。連續兩年的饑荒，使農戶蓄藏一空，將愈來愈多的災民推向死亡的邊緣。飢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苟廷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麵為食”，或“掘觀音白泥以充飢”，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於盡”（1877年6月30日《申報》）。

隨著旱情的發展，可食之物的罄盡，“人食人”的慘劇發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災區山西，到處都有人食人現象。吃人肉、賣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還有將老人或孩子活殺吃的……無情旱魔，把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區仍然持續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緩解。到6月間有過短暫的雨水期，之後又連續亢旱，一直延續到次年七月。不過從整個災區來看，旱情開始減輕，陝西、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旱情都趨於緩解。但是，經過連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老百姓對於天災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極限，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並未因旱情的緩解而相應地減少，反而更多更嚴重了。在山西，越來越多的村莊和家庭毀滅於天災之中。在河南，僥倖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既無可食之肉，又無割人之力”，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後即為餓犬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動作中倒死在地上”。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場大面積瘟疫向災區襲來。河南省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省災後繼以疫癘，道饉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進入光緒五年（1879年），儘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東起直魯、西迄陝甘的廣闊土地上，畢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裡重新盪漾起清波，龜裂的土地開始滋潤，並重新泛起了綠意。旱災已進入尾聲，苦難的歲月就要結束。可是，正當死裡逃生的人們準備重建家園之時，一場新的災難驟然而至，這就是7月1日發生在甘肅武都的震級達8級、烈度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壞或受到影響的地區，大部分在旱災區域之內。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災”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8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災的州縣分別為222、402和331個，共955個。清代末年這場特大旱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

當時，清政府如何賑濟“丁戊奇災”的呢？

賑濟主要不是靠政府力量，因為當時清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災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間賑濟，一是江南士紳自發到華北特別是山東賑災，賑災的重點物件是兒童；二是外國教會也積極賑災，在山東省獲得了部分成功。設立“粥廠”，是大清國收容災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確，一是救死；二是防流。參與山西賑災的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說：災難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惡的念頭，民眾開始驚慌不安，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的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飯。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不錯。便組成了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各地雖然還未出現公然暴動等惡性事件，但是類似李提摩太所描繪的“吃大戶”這樣的小規模騷亂幾乎天天不斷，“盜匪”們甚至公然在官道上豎起大旗“王法難犯，飢餓難當”。遍地的星星之火，雖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勢將不可想象。因此，從李鴻章到軍機處，乃至皇帝、太后，都深感“”防流的緊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賑災力度，全力控制災民。南京、蘇州等重鎮也都在城外設定了粥廠，地方政府官員親自負責，甚至連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也在災荒開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災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底，蘇州收容的災民已經超過二萬人，情況危急。而大量的災民繼續南下，最後連杭州城內也人滿為患，社會秩序極為混亂。為了減輕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區的粥廠壓力，李鴻章下令在寒冬過後，就必須給災民發放路費和糧食，遣送回鄉，準備災區的春耕播種。但是，這場大旱災足足持續三年，耕種無望，沒有餓死的災民繼續逃荒。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風險，令大清政府的神經高度緊張。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紳為代表的地方士紳們，與政府一拍即合，開始了對民間賑災的大幅度改革，改變了傳統義賑坐等災民上門的做法，而是深入災區，試圖將防流工作從源頭做起。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南方士紳的義舉，讓很多北方人活命，三十萬人因此得救，因此我們不得不說，在人性泯滅的黑暗時代，仍然有良知之光，照耀著中國。（致謝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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