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高中畢業，對那個特殊的年代印象極為深刻。

一開始跟著公社建築站後面做小工，後來進了社辦廠當粗壯工。

因在當時的批林批孔和群眾文化有所表現，我被臨時借用到公社剛剛成立的工交辦公室。

那是已經到了1975年了。

受蘇南地區影響，農村公社都在大力興辦社隊工業。

我們蘇北的一個小公社也不例外，當時有十一家小廠。

不過我想說的不是社辦工業，而是另外一件不很愉快的事情。

因為當時公社除了一名分管工業的領導外，下面並沒有專人負責，沒有如生產委員、民政助理之類的人。

全縣統一成立工辦時，也統一明確由公社財委具體負責。

我們的李財委自然就是工辦的具體負責人，我也就是他借用的，在他的手下工作。

我正常除了辦公室的文字彙報、統計資料、開會發通知外，也聽李財委調遣。

那年公社正好要砌一幢房子，這事肯定是李財委主管。

磚瓦、石灰、木料等，公社還是有辦法的，當時都是計劃供應，公社需要自然不成問題。

但建築所需要的黃沙，我們沿海地區沒有，要到鹽城大岡的黃沙崗去買。

李財委知道我有親戚在那邊，就安排我去採辦。

我當時很高興，因為雖然只有幾十公里，但也是出差啊！

我借了朋友一輛新腳踏車，就興致勃勃地上路了。

幾十公里，對我這二十出頭的小夥子也不費力，大半天就到了。

找到賣黃沙的生產隊，交錢開好收據，然後再把收據交給已經聯絡好的船裝運就行了。

我辦好後就非常愉快地騎車去大岡鎮上的親戚家。

然而想不到的是在路上，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煩事，把我搞得狼狽不堪，一籌莫展。

那時，路上除了一兩個小時才有一班的公共汽車，很少有車輛行駛。

我騎著腳踏車很輕快地沿著一條砂石公路向南疾馳。

在經過一隊小學生旁邊時，我放慢了速度，特地按響車鈴，還儘量靠右一點。

但到前面三四個學生旁邊時，突然有一小孩被別人推了倒向我的前輪。

我趕忙下車，拉起小孩，發現頭上額角有血。

就在我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時，路邊的農民在聽到有小孩叫“車子撞人了”，就都把我圍住。

我怎麼解釋也不行，一定要我趕快把小孩送醫院。

這時小孩的父親也來了，我也沒辦法，只好跟他一起去大隊的衛生室。

大隊衛生室裡是一位約五十歲左右的男醫生，給小孩進行處理。

面對一群看熱鬧的農民，我得知了這個莊子就是我們公社黨委沈書記的老家，而這小孩的父親正是我們書記的親弟弟。

而且還知道了這醫生就是小孩的親孃舅。

於是，在醫生給小孩處理包紮的時候，我就把路上的情況告訴他。

因為確實不是我撞了小孩。

那位醫生人還真不錯，很耐心地聽我的講述。

中間還問問我們書記的情況。

因為我們書記是當兵出去的，他們可能很熟悉。

說話間，小孩的母親也來了，哭哭啼啼的，像出了天大的事一樣。

一旁有人說，她也是前面給人家撞了受傷的，剛出院。

看她在啼哭，醫生讓她不要哭。

女人說：孩子撞了怎辦？

醫生說：沒事，好了連個疤都沒有。

到這時候，做醫生的舅舅發話了，整個氣氛才緩和了。

這時有人在說，是大隊孫書記的兒子推了那小孩，才跌倒在我車前面的。

醫生肯定聽到了，但沒有說什麼。他對旁邊的人說讓我先走，不關人家的事。

我對醫生萬分感激。

出了衛生室，準備還去公路邊拿腳踏車時，有人告訴我，腳踏車已經被人扛到了莊子上了。

我的車銷著，這些人真的吃得苦，硬是把腳踏車扛了一兩里路，以為我是走不了了。

這時也早有人又把我的車子扛過來了。

回來以後，我把這奇遇給我們沈書記說了，他也苦笑。

他說老家那邊很窮，看到一個騎腳踏車的都當是有錢的人呢。

我後來很慶幸，一是那個小孩確實傷得不重，又幸好是書記的老家，還遇上了一位好心的醫生。

否則，還真是非常麻煩的。

那個小孩不是你撞也是你撞的，只好背冤枉。

人窮的時候，有些事情就說不清了。

我當時記得一隊有十幾個三四年級的小孩，異口同聲地都指著我，說我撞人了。

旁邊後來來了那麼多的農民，就沒人聽我解釋，反正這事就是你了，你就得給小孩去醫院。

時間過了快半個世紀了，這件事我一直記得，當時是急死了，有理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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