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 8 月 4 日

，

美國駐英國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

（Walter Hines Page）來到普利茅斯，這是德文郡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許多海軍和海事歷史的驕傲故鄉，他的訪問標誌著美國幾個月前才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整整三年。

在盟軍一方姍姍來遲的宣告之前，英國公眾很容易將其解釋為漠不關心，但是，雖然佩奇的美國同胞是懷疑的物件，但佩奇本人卻深受英國東道主的喜愛和尊重。

沃爾特·海因斯·佩奇不知疲倦地主張美國參戰，這一努力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損害——

他活得足夠長，足以看到戰爭的結束。

然而，在他的美國同胞中，有人懷疑佩奇的

親英症

是一種病態的，他長期支援與德國開戰只是他痛苦的症狀。

佩奇從他在倫敦的官邸出發，在歡呼的人群中抵達普利茅斯車站：“整個城鎮的街道兩旁都是所有居民，還有更多——顯然有數百萬人，世界上那個地區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那裡觀看演出。

他們渴望見到佩奇，但也想聽聽他來西部發表的演講。佩奇明白，許多英國人仍然懷疑美國沒有完全致力於戰爭努力，需要仔細的保證來說服他們。

佩奇在反思他發表演講的原因時寫道，他覺得他必須做點什麼來讓“省及英格蘭人”放心“我們已經做了什麼和打算做什麼”。

然而，他也強烈地感到，英國人的謹慎態度源於對美國和美國人的真正無知，這是他和其他美國人的責任，幫助消除這種無知是他和其他美國人的責任。

佩奇向威爾遜總統最親密的顧問愛德華·豪斯（Edward House）解釋說：

“人們渴望甚至可憐地渴望聽到所有細節，事實上，聽到有關美國的任何事情;英國人對美國不瞭解的東西將填滿大英博物館。

事實上，佩奇的演講是第一次涉足它所規劃的領域：演講文字於當年發表在霍德和斯托頓的“戰爭小冊子”系列中，名為

《兩個偉大民族的聯盟》

，

讀者遠遠超出了最初的聽眾。

他感嘆兩國人民之間普遍存在“大量的無知”，作為親英派和美國的代表，他堅持認為現在需要的是新的、熱切地強調文化理解和交流。

佩奇時不時地被歡呼聲和掌聲打斷，他向普利茅斯的聽眾宣佈，需要的是一個克服分裂兩個國家的相互無知的計劃，鑑於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歷史時刻，這兩個國家應該自然而然地相互同情。

事實上，在他看來，歷史對於這種相互理解和同情以及英美關係的未來是絕對必要的。很明顯，佩奇認為傳播這一點的最佳手段不是透過他習慣的高階政治或外交渠道，而是透過大西洋兩岸個人的努力。

在這種情況下，佩奇建議緊急編寫新的美國曆史教科書，併成為英國所有學童的必讀書。在美國已經是這種情況，新的歷史書已經被剔除美國獨立戰爭和1812年戰爭引起的舊的反英仇恨。

對於成年人來說，在英國的美國人和在美國的英國人提供的流行講座可以成為一種新型公共教育的支柱，這種教育將覆蓋大量人群。

這可以與無線電廣播和電影等尖端媒體相結合，以便兩國公民能夠建立和維持長期以來屬於外交官職權範圍的關係，透過互惠講座、交流流行文化、個人訪問和旅遊以及對話進行相互交流；這些是佩奇想到的新外交形式，這將意味著共同的過去敘事與面向未來的友誼的融合。

佩奇的演講恰逢其時，但更重要的是，他為英美共同的過去奠定了基礎。廣泛的新聞報道和最終的出版意味著佩奇的聽眾成為全國性的聽眾，但在那天，他與他的直接聽眾交談時非常清楚，並且出於對英格蘭西部的真正瞭解和熱情的立場，由於他的健康，他是該地區的常客。

“我無法告訴你你慷慨的英語和熱情的德文郡歡迎我有多深......”。

他迅速從讚美該縣的禮儀轉向讚美其歷史。鑑於他的直接聽眾，佩奇自然而然地轉向了1620年從普利茅斯起航的五月花朝聖者。

航行的三百週年即將到來，佩奇很快就利用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紀念日的巧合，美國人和英國人曾經在同一邊戰鬥：“五月花號在近三百年前帶著它珍貴的貨物從這裡航行。美國軍艦回來了，毫無疑問，還有這些人的後代……”

佩奇對五月花號航行的援引對他的普利茅斯聽眾有內涵，但還有另一個三百週年紀念，也與泥盆紀有關，佩奇非常清楚這一點，但他在訪問普利茅斯時沒有提到：

沃爾特·羅利爵士的死亡。

到

二十世紀

，

羅利

在

1618年

的處決被廣泛認為是對歷史的嘲弄，是斯圖亞特君主聲譽上的第一個黑色印記之一。這是美國和英國評論員的共同觀點。

沃爾特·佩奇（Walter Page）是北卡羅來納州人，其首府以傑出的水手，探險家，戰士，作家和朝臣的名字命名，他的身體勇氣，有原則的愛國主義和博學智慧的結合被視為十七世紀英格蘭最好的典範。

碰巧的是，德文郡的大教堂城市埃克塞特是離羅利出生地海耶斯巴頓最近的城市。更西邊的海上城市普利茅斯是眾所周知的五月花朝聖者的最後一個出發港。

因此，純粹是歷史的偶然性，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兩個主要紀念活動奠定了基礎：

1918 年以埃克塞特為重點的紀念活動;另一個位於1920年的普利茅斯。

但是，儘管英美圍繞這些事件的對話很重要，但德文郡的地方競爭也很重要，因為在西南部建立一所新大學的努力與五月花號航行的三百週年和沃爾特爵士的去世有關。

早在1917年，來自德文郡和康沃爾郡的教育活動家就尋求建立一所獨立學位授予大學的許可。

但是，當討論兩個三百週年紀念的計劃時，出現了與美國建立聯絡的潛力，從而為泥盆紀大學提供了美國的財政支援。問題是埃克塞特或普利茅斯，羅利或朝聖者是否會獲得戰利品。

三百週年紀念活動是紀念文化和歷史敘事中跨國、區域和地方層面之間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佩奇是兩個三百週年紀念的關鍵人物，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的當地代表團分別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

民族

的話語所起的作用遠不如地方或區域歷史敘事及其國際聯絡那麼重要，無論後者往往多麼脆弱。

在二十世紀紀念學術中一個更被忽視的方面，即建立教育機構，作為歷史紀念活動的物質和持久遺產。“五月花號”和“羅利”三百週年紀念都引發了關於在普利茅斯和埃克塞特建立新大學的可能性的討論，這些大學建立在現代民主的路線上，至少部分考慮到了美國的捐助者、學生和學者。

在羅利和五月花號週年紀念日，英國地區和國際主義之間的聯絡取代了任何國家目標或議程，這兩個城市都在爭奪成為高等教育的地區領導者，每個城市都聲稱在美國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學家早就意識到，由一群“精英”管理的公開紀念和對過去的建構，可以融入公眾想象中的民族團結和共享記憶的話語。

從十九世紀開始，所謂的“

公共歷史”

話語往往被理解為民族主義和例外主義議程的關鍵組成部分，歷史紀念日、紀念日和百年紀念日對英國公眾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它們可以支援民族團結。

但同樣，對歷史敘事的強烈關注可能導致地方和地區的緊張關係，國家地位被部署為一種修辭繁榮，其受眾同時是國際和地方。

正如最近關於1916年莎士比亞三百週年誕辰的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國際主義在大型紀念活動的建築師的議程上佔有重要地位，即使事件或人物具有根深蒂固的“英國”特徵。

儘管學者們對歷史和過去在多大程度上在二十世紀的劇烈變化中佔據了公眾的想象中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最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對過去的迷戀貫穿了整個時期，特別是在當地的基層。

羅蘭·奎諾特（Roland Quinault）強調了這一時期許多紀念活動的精英性質，而保羅·雷德曼（Paul Readman）則透過展示普通男女如何深入參與當地歷史，展示了這一時期歷史文化的深度和廣度。

我們還可以在保護運動、歷史旅遊、紀念熱潮以及流行甚至參與性歷史的增長中看到這種趨勢，並增加了日益商業化的大眾媒體的成分。

在二十世紀初，有大量關於英國曆史文化的學術研究。其中有一條薄薄但充滿活力的史學鏈，專門關注過去在跨大西洋、英美背景下的重要性。

正如埃裡克·戈德斯坦（Erik Goldstein）、梅蘭妮·霍爾（Melanie Hall）和T·G·奧特（T。 G。 Otte）所表明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幾年裡，有很多機會來紀念英美共同的時刻，以此來象徵英美的未來。

外交歷史學家布萊恩·埃瑟裡奇（Brian Etheridge）將“記憶外交”確定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努力形式，旨在利用歷史文化交流來實現外交目的。

可以說，我在這裡介紹的案例研究有助於表明，記憶的確切意義和機制可以在區域性層面上最有效地理解，個人和機構的作用，以及對教育提供等地方動態的關注，有助於使看似簡單的國家交流故事複雜化。

在政治上更高的層面上，研究英美關係的歷史學家強調了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共同觀念的重要性。這一點可能被誇大了，特別是那些強調社會特定階層的知識史學家。種族和人口構成的變化導致了美國本身身份建構的複雜形式，以及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反英情緒一直是十九世紀美國政治的中流砥柱，儘管戰後某些方面明視訊記憶體在和解，但美國方面仍然存在強烈的不滿情緒。

愛爾蘭移民

和

愛爾蘭獨立運動

推動了這一高度，其他種族群體的新來的共同宗教主義者很可能同情這些運動，遠遠超過英國的利益，戰爭結束後，對英國帝國主義圖謀的焦慮絲毫未減，甚至與日俱增。

但這種刻薄在英國也得到了回報，正如佩奇對普利茅斯之行的反思所表明的那樣。在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對某些美國和英國外交官的吸引力與公民的懷疑之間取得平衡的一種方法是將其與正義、法治和民主等更可轉移的抽象價值觀一起部署，所有這些都可以被視為

英國和美國身份的組成部分。

鑑於自由主義的光澤，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歷史事件和人工製品，尤其是《

大憲章》，

適合國際性的“盎格魯世界”話語。

然而，由於被認為體現在《大憲章》中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因此無論它起源於中世紀朗尼米德的外星世界，它都可以作為一個近乎普遍的象徵。

引人注目的是，

《大憲章》

和美國主權的偉大檔案

《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

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被引用，超出了講英語的受眾。

正如

大衛·蒙格

（David Monger）所表明的那樣，在歐洲戰爭的背景下，這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場戰爭中，“超國家”的共同屬性有助於加強歐洲的忠誠。

超國家符號雖然在某些情況下與種族化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有關，但也可以超越這些字面上的部落名稱。

但是，揭示過去的真正力量需要著眼於當地的物質現實，考慮英國地方性與跨大西洋主義之間直接聯絡的重要性，這裡提供的那種關係為英美關係增加了急需的細微差別，這種關係可以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在一個種族標題下涉及兩個附屬的國家身份，而不是一系列地方和區域身份，這些身份依賴於歷史敘事和種族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是英國在國際未來中尋找角色的時期，美國是這一未來的關鍵合作伙伴。但與此同時，地方有自己的議程、希望和抱負，有時這些與更大的國家議程相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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