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在對陣英格蘭，奏國歌時，伊朗國家隊拒絕了唱國歌，集體保持沉默。

央視世界盃轉播團隊全程播放了這一幕，還把鏡頭給了觀眾席上一位淚流滿面的伊朗女性。

這既是感動的淚水，也是擔憂的淚水。

這不是伊朗國家隊第一次拒絕唱國歌，在和厄瓜多的熱身賽中，他們也拒絕了唱國歌。

在世界盃這樣的國際舞臺上，伊朗國家隊拒絕唱國歌，對伊朗的政治影響十分惡劣。就在半個月前，伊朗已經退役的足球天才，被譽為“亞洲第一前鋒”的

阿里·代伊就因聲援伊朗女性而被逮捕。

他們回國後，很可能遭到伊朗當局的施壓。可這支伊朗國家隊仍舊不顧一切地站在綠茵場上，以沉默聲援伊朗女性追求自由的權利。

我們常說，伊朗是反美鬥士，是硬骨頭。在這一刻，我們可以看到，

伊朗不僅是反美硬骨頭，也是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神權禁錮的硬骨頭。他們是真男人！

在這一刻，隊長看到的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先賢們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新文化運動。正是那場英勇向前的新文化運動，才為14億中國人剃除“心中的辮子”，打下了最為厚實的基礎。反封建、反迷信、反神棍，在中華大地上落葉生根，開花結果，才造就了今天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剃頭上辮子容易，斬心中辮子難。”

大家不要以為新文化運動沒有流血犧牲，引進馬克思主義，也是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李大釗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時，被國軍逮捕絞殺。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平等、自由和人權，都是站在先輩的肩膀上所獲得的。沒有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等先輩所引領的思想解放，我們就無法剃除心中的辮子。

解放思想，猶如挖人祖墳，是無聲的戰爭，也是需要流血犧牲的無形戰場。

伊朗抗議已經持續60多天，擴散至200多個城市，起因來自於22歲女孩阿米尼之死。據伊朗反對派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稱，有300多人在抗議活動中被殺害，超過3萬人被逮捕。也許，這個資料有所誇大，但流血事件顯然是無法忽視的。

伊朗國家隊球員阿茲蒙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稱：

“我願意為了伊朗女人的一根頭髮而犧牲這一切。”

“勇敢的伊朗婦女們，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會尊重你們！”

從這就能看到，支援伊朗女性自由的不只有伊朗婦女，還有伊朗的男人。我們都知道，在伊朗的教法之下，男性是普遍受益者，而女性則是被精神壓迫者。可是，作為男性的伊朗國家男子足球隊仍舊站在了伊朗女性的一邊，這是不容易的。

伊朗的這次抗議浪潮像極了晚清時期的“剪辮子”運動。伊朗女性要求擁有“頭巾自由”。

這種“頭巾自由”應該包括“戴頭巾的自由”和“不戴頭巾的自由”。

就如中國晚清時期的“剪辮子”，中國人要有保留辮子的自由，但也要有剪掉辮子的自由。

北大學者辜鴻銘保留著辮子可以在北大當教授，胡適、陳獨秀等人剪掉辮子，也可以在北大當教授。這才是完整的辮子自由。

伊朗女性有沒有追求頭巾自由的權利？當然有。這種中國女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卻是伊朗女性正在流血鬥爭，可望而不可即的權利。可是，回望曾經那些裹小腳的老一輩中國女人，她們是否天生擁有穿鞋的自由呢？

今天，

中國女性的權利又何嘗不是先輩們冒著生命危險鬥爭而得來的？

今天的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民主選舉國家。這是伊朗神權派和世俗派鬥爭妥協後，最終組成的一個神權和民主政治整合而成的粘合體。伊朗既有民選政府，又有凌駕於民選政府之上的宗教領袖。民選政府的存在讓伊朗人民擁有比其他君主制中東國家更多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如集會、遊行、示威等合法抗議活動。

在公眾場合伊朗女性也不被要求穿罩衫，只需要戴頭巾就可以了。這種神權領導下的民主選舉制度，

讓伊朗看起來既不夠清真，又不夠民主，更像是一個神權派和世俗派相互妥協的結果。

在伊朗，世俗化程序開始於1963年，結束於1979年。雖然霍梅尼透過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但並不代表所有伊朗人都想要成立一個神權至高無上的國家。伊朗人反對巴列維王朝，是反對封建君主專制，並不反對世俗化程序。尤其是伊朗的城市新中產階級，世俗化已經深入人心。

在霍梅尼剛建立伊斯蘭政權時，伊朗女性就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但那一次，很多伊朗男性並沒有站在伊朗女性的一邊，他們協同伊朗神權派，共同壓制了伊朗女性對自由的追求。

可當世俗化的種子埋下時，就再也無法撲滅了。伊朗女性從未放棄對自由的追求。表面上這是伊朗女性在為自由而抗爭，實際上這是伊朗神權派和世俗派的矛盾越來越激烈。也正是這個原因，才會讓許多的伊朗男性也站在伊朗女性的一邊。

世俗化不只是伊朗女性的渴望，也是許多伊朗男性的渴望。

伊朗神權派無法撲滅世俗化的火焰。

因為在伊朗的政權中，世俗派是被團結的物件，如醫生、科學家、運動員、教師、公務員以及工程師等知識分子，讀書越多，越渴望世俗化。

伊朗在美國製裁下，也無法像沙特、卡達和阿聯酋一樣，給予普通民眾超高的福利待遇。伊朗擁有8500萬人口，用高福利去拉攏伊朗民眾的支援，只會壓垮伊朗的財政。

世俗派和神權派之間的矛盾如何調和，是伊朗當前急需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俗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持續的壓制是無法調和這種矛盾的，伊朗需要尋找一味新藥，來治好這一頑疾。

伊朗缺乏一場刮骨療傷式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實現中東版的《覺醒年代》。

正如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中所寫：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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