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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對貨拉拉案件的改編毫無底線?

由 不知道是什麼醬醬 發表于 美食2022-12-10

《底線》的最新一集十分大膽,居然翻拍了貨拉拉女孩跳車案件,要知道,當初該事件發生後,在網路上引起了大規模的爭論。從最初案件被搬到公眾視野到法院判決,期間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甚至在案件判決後,爭論依舊沒有停止,反而帶來了愈加激烈,甚至已經上升為性別對立。

在電視劇《底線》新一集的劇情中,搬家女孩謝玲跳車身亡,面對警方的詢問,司機富大龍一直堅稱自己是被冤枉的,自己無罪。但是偏航的路線,沒有監控和路燈的道路,還有前幾天富大龍網頁搜尋“一個人安樂死”等,無不顯示富大龍作案的動機。

謝玲在晚上8點多叫的車,貨車到達後,謝玲要求司機幫忙搬執行李,司機富大龍要求支付20元的酬勞。沒有想到的是,謝玲連這20元錢都沒有出,以至於富大龍足足等待了不到四十分鐘。富大龍以等待超過40分鐘為由,要求謝玲賠付他的等待時間。謝玲卻把APP上顯示的時間拿給富大龍看,並且說道,離40分鐘收費還差一分鐘,並且狠狠地關上了車門。

其實,這個時候,富大龍已經很不高興了。不但連區區20元的搬運費都不出,而且還耽誤了自己這麼長時間。富大龍本就是和時間在賽跑,謝玲這耽誤了時間,自己的下一個訂單很有可能就會因為等待時間過長而取消,耽誤自己掙錢。在路上,富大龍看了一眼謝玲,而謝玲本就因為司機不幫而感到耿耿於懷,於是便對富大龍大聲呵斥,罵他聾子,還要在平臺上投訴他。富大龍沒有說話,而是偏離了APP上設定的導航,走向了一條無名小路,並且加快了車速。

漆黑的環境,再加上沒有好臉色的富大龍,加劇了謝玲恐懼的心理。謝玲這個時候害怕了,讓富大龍停車,不然她就跳下去。幾遍之後,富大龍依然沒有反應,謝玲便跳下了高速行駛的貨車。悲劇就此發生。

負責此次案件的法官宋雨霏產生了懷疑,司機富大龍有一套已經還完款的房子,還有兩個女兒,明顯沒有作案動機啊!放著好日子不過,富大龍為什麼會鋌而走險呢?明顯說不通啊。

按照富大龍的說法,走小路是為了趕時間。宋雨霏親自測試了一下小路,確實比APP地圖上快四分鐘,說明了司機富大龍沒有說謊。本以為案件快要結束的時候,卻發現了富大龍車裡的礦泉水有違禁藥品,這個反轉讓宋雨霏猝不及防,讓本就簡單的案件變得複雜了。

礦泉水的違禁藥品再加上富大龍手機上前幾天搜尋的“安樂死”,關於富大龍的間接證據變成了直接證據。開庭當天,在要宣判富大龍的時候,跳車案件又有了新的反轉。原來礦泉水裡的違禁藥品是為富大龍的親生父親準備的。兩年前,富大龍的父親查出了癌症晚期。疾病的疼痛一直折磨著富大龍的父親,讓這個昔日的頂樑柱不得不疼得在床上打滾、大叫。沒有辦法,富大龍的父親才讓他查詢自己怎麼能痛快地死去,並且買了藥。

真相大白後,關於謝玲為什麼會跳車,一直讓宋雨霏想不通。其實,謝玲性格偏激、執拗、固執,在她十歲的時候,還鬧過自殺。那晚環境的刺激下,謝玲走了極端,跳下了高速行駛的貨車。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現實中的貨拉拉案件是這樣嗎?事實上,電視劇這兩集的改編,和實際情況有很多不同。第一:暗示司機是早有預謀的殺人,因為司機在手機上搜索過“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殺人”;第二:疑似醉駕(因為劇中司機臉色很紅很紅);第三:家屬存在賄賂行為;第四:把有燈的路線改為黑燈瞎火的小道。

現實中,女乘客為什麼跳車?司機為什麼多次偏航?因為跟車訂單行程錄音問題上存在關鍵缺失導致事件背後疑點重重。

在《底線》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呈現的。在司機眼裡,女孩摳門又耽誤他賺錢,所以心有怨氣、態度惡劣;而在女孩眼裡,司機偏航至人跡罕至處,還對她的提問不理不睬,所以認定對方是好色之徒,想對她行不軌。僅僅是因為一個為了省錢,另外一個為了多掙錢,一個好強的女生碰上了一個情商不高的司機,互不相讓之下釀成的悲劇,一個殞命,一個面臨牢獄之災,如果倆人多一些溝通,或許不會發生這起案件。

然而,這樣的改編是合理的嗎?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底線》是一部寫實題材的電視劇,雖然是寫實,但作為影視劇創作,要透過各種各樣的視聽手法去呈現劇情,自然不能要求它像紀錄片一樣紀實案件,所以劇中故事與原型案件不可能完全一致。另外,電視劇需要塑造人物,要有戲劇衝突,這就使得一定會有演繹成分在。如何把現實案件進行合理合適的藝術加工,是《底線》這一類劇能否成功的關鍵。

但是,用“真實案例”修改輿論記憶;被大量質疑之後又能表示“我們只是改編”。最終的結果只會是資本成功收割利潤與流量,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反而加深了對法律知識與案例型法律事件的誤解。羅翔教授說過一句話,“法律要傾聽民眾的聲音,但也要超越民眾的偏見。”但是在最近幾年的公眾輿論場中,我們只能看到某一部分聲量較大的民眾的聲音與意見一次又一次地被印證、被鼓勵、被推波助瀾。在資訊時代的輿論浪潮之中,法律似乎從未超越過什麼偏見,它只是在焦點事件中唯唯諾諾地跟隨了某些強大的聲音,迴應了一部分人的“道德性期待”。它從來沒有去挑戰過任何一個已經形成固有認知的群體,甚至連這樣的嘗試都沒有。法律也從未真正擁有自己的生命並做出自己的選擇。

回到貨拉拉這個事件當中,當我看到編劇的幾處“技術性改編”的時候,第一反應也認為此編劇毫無底線。然而當我深入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卻又覺得這種改編所帶來的某些客觀後果似乎也並非完全就是壞事。因為假使“貨拉拉案件”在程式與結果方面,真的如某些人所聲稱的那麼“正義”、那麼“道德”、那麼“無懈可擊”的話,編劇本來就沒有必要在一處處細節上做這些頗具引導性、目的性的改動。

但編劇這些改動很可能恰恰是在為現實時空當中的“貨拉拉案件”翻案。因為劇中的案件與現實生活中的那個案件,無論在案情上還是審理程式上都有根本性差異。如果電視劇中的處理結果符合最高院指導專家對於正義與理性的預期的話,那這是否也委婉地、未必出於本意地偶然承認了真實的貨拉拉事件的處理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已經大到專家們不得不去精心“裁剪事實”,讓案件的前提符合案件的處理結論。

貨拉拉案件已經漸漸淡出了我們的視野,新的焦點事件總會代替那些陳舊的、無意義的討論。如果這次返場大討論能夠成功引起我們對此案甚至此類案件的一些反思的話,那麼在憤怒之餘,這部在表面上看上去毫無“底線”的影視作品,大概也能對法治進步起到一點點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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