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四號“祭祀坑”考古發掘現場，從這裡的灰燼中首次發現了絲素蛋白成分。（新華社記者劉坤攝）

近日，三星堆遺址出土一件經緯組織明顯的絲綢實物殘留物，且在7個三星堆“祭祀坑”中都發現了大量絲織物遺痕，印證了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國已經開始使用絲綢。這是此次三星堆新發掘中最激動人心的發現之一。

三星堆四號“祭祀坑”灰燼取樣中發現的絲織物痕跡。（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

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主任周暘介紹，目前除了五號“祭祀坑”，在包括35年前出土的一、二號坑在內的7個三星堆“祭祀坑”中都發現了絲綢遺痕。

3月20日以來，繼此前在三星堆四號“祭祀坑”的灰燼層中首次提取出絲素蛋白後，考古工作者又透過檢測從一號至八號坑提取的大量樣本，再次發現大量絲織物遺痕。其中，樣本包括青銅人頭像、獸面具、銅眼泡、青銅尊等器物，以及“祭祀坑”中的灰燼和泥土。

在三星堆青銅器表面發現的礦化紡織物痕跡。（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

“非常刺激，但也在意料之中。”周暘根據自己與絲綢相伴近30年的積累和經驗判斷，古蜀之地是一定有絲的，這也是她一開始就堅持將三星堆青銅器殘片帶回杭州實驗室檢測的原因。但如此大量的發現，尤其是在35年前出土的樣本中也發現了絲綢痕跡，讓她十分驚喜。

最近，八號“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銅殘片上附著的絲綢實物殘留物，表面有一層類似於塗層的附著物，尺寸為1。8×0。8釐米，是目前三星堆發現的最明顯也是最大面積的絲綢殘留物。

據考古研究人員介紹，青銅的鏽蝕物具有抑菌作用等特性，為儲存絲綢殘留物提供了條件，因此絲綢等有機殘留物在青銅器上保留下來的可能性很大。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區域性上檢測到的紡織物痕跡。（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

“我們的研究已經從肉眼可見的器物層面，延伸到了肉眼不可見的分子層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溫睿認為，此次三星堆有機殘留物的發現和研究有賴於科技的巨大進步和多學科團隊的有機協作。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大多有燒灼痕跡，考古學家推測這是一種“燎祭”方式。溫睿介紹，這種燃燒和高溫狀態對有機物的儲存非常不利。同時，有機殘留物和坑內的灰燼、泥土與各種器物混雜在一起，要把原本的目標和汙染物分離並提純難度極大。

在此次三星堆新考古發掘中，從防護嚴密、恆溫恆溼的考古“發掘艙”的建立，到現場實驗室與後期精細研究的聯動，都有利於提升有機物研究技術。

周暘介紹，基於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的突破對絲綢考古溯源的研究十分關鍵。這項技術敏感、便捷、還“專一”，一種抗體只會去找一種抗原，“即便是‘灰飛煙滅’，只要留有一點點訊號，我們就能‘大海撈針’一樣把絲素蛋白 找到。”

首次在三星堆四號坑中發現的絲素蛋白成分，就是中國絲綢博物館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採用酶聯免疫法從灰燼中檢測出來的。

根據《說文解字·目部》，蜀國的得名與養蠶有關。在神話傳說中，“蠶叢”是古蜀國5個王朝之一，是以養蠶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儘管如此，此前從未發現過古蜀絲織品的實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總領隊唐飛認為三星堆絲綢製品殘留物的發現，證實了古蜀是中國古代絲綢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同時，這是首次在“祭祀”場景中發現絲綢遺痕。不同於此前在代表生活場景的遺址和代表喪葬習俗的墓葬中的發現，周暘認為，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絲綢當時已經使用於更高的精神層面，用於溝通天地人神。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鈴，其上也檢測到紡織物痕跡。（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

在此前考古中，這個區域很少發現絲綢。周暘認為，三星堆絲綢遺痕的發現可以幫助考古學家從空間和時間上填補西南絲路的空白，勾勒出整個西南地區的絲綢分佈。

“我們最終要回答的是歷史問題，而不僅僅是單一器物的問題。”周暘期待三星堆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能給出更多的資訊理解3000年前的古人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與生死。

記者：袁秋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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