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一欣

即便是沒有走進電影院的觀眾，也知道《你好，李煥英》是一封賈玲寫給母親的“情書”，而這部似乎洋溢著私人情結的作品，在市場上仍舊得到出奇的大賣。而事實上，《你好，李煥英》並沒有把私人寫成私密，它更執著呈現的，是讓“李煥英”不僅從自己的“李煥英”中來，更能投射成無數人心底同一的“李煥英”。

但那沒有阻礙的共情，仍是好的共情嗎？不摻冗餘的資訊，一定是電影文字最理想的模樣嗎？這個問題很難有答案，但至少票房的翻紅，仍舊提供了這部作品不供咀嚼之外的咀嚼。

砍伐私人的叢林，

填築普世的大路

談論《你好，李煥英》，當然離不開它那令人意外的神奇票房。從賈玲本身期待的“15億就很好”，到現如今輕鬆突破40億大關，領跑超過半數的上座率，《李煥英》的逆襲，或許正如現實中賈玲之於片中賈曉玲的呼應互文。如果不出意外，這部電影最終將會突破50億門檻，躍居為中國電影史票房總榜第二名。

許多走入電影院的觀眾，自然是在期盼一場歡笑，但往往都在結尾領走了淚水。但這些笑後帶淚的觀感，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抗拒，有人享用全程，也有人特意遺留那結尾20分鐘，但幾乎每一個觀眾都對這部用鏡頭翻譯情思的作品，有著頗為相近的感觸——至少，這是一道並不意在考倒觀眾的閱讀理解。

用影像投影生活，是電影誕生之初便被賦予的責任，而用這個意在構建烏托邦的工具，重構自己不如人意的現實，也並不是什麼稀奇的做法。但《你好，李煥英》微妙之處在於，她那粘滿年代貼紙的瓶身，雖然顯得是一場私人回顧，但它裝的仍是那不含度數的飲料。《你好，李煥英》並不意指呈現某一個特定文字下的母親，它所渴望託舉的，是無出於想象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說，用私人的經驗去連線乃至召喚集體的經驗，是大多數優秀的電影堅持要做的事情，那麼《你好，李煥英》似乎在立意上，便已經讓執筆者對母親的執念，主題先行般地成為電影的別稱。

但是，仍然有待審視的是，《李煥英》中的私人情結，似乎更像是一種揚言在先的噱頭：倘若每一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對號入座，每個觀眾都能毫不費力地接近故事的腹地，那麼與其說是影迷接納了電影，倒不如說是電影在一開始，採取的便是一種安全的、討好的、不給予陌生化的敘事策略。換言之，《你好，李煥英》早已把私人的情結，轉換為集體的經驗，故而甚至不需召喚和勾連，每一個觀眾早就等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那些乾澀的、一手的、略顯隱秘的叢林，也早已被伐除為整潔的大路。對《李煥英》來說，情感傳遞的坦途，要重要過其他有可能分叉的岔道，而不要咀嚼，或許就是最好的咀嚼。

一千個觀眾，

只取一個“李煥英”

但我們仍舊要叩問的是：一覽無餘的主題展示，能否抵消那些故事言說本應有的質感？而毫無落差的情感傳遞，是否就是影像共情最好的互動關係？當然，那些是否“掉眼淚”的評價，也足夠為《李煥英》留下一些此心共同的辯護。但是，就如恐怖片中常用的“jump scare”手段一樣，生理的恐懼，並不等於驚悚的達成，而那些依靠配樂加上升格鏡頭的抒情方式，仍舊是某一種公益廣告使用的語法，即便大多數觀眾在觀看後者時仍就會心絃觸動——但是，對電影來說，這遠不足夠。當你勾畫的場景，幾乎沒有什麼沉澱的細節，當你敘說的經驗，沒有什麼集體經驗之外的話語，那麼你即便大張旗鼓，卻仍是在重複一遍早已說過的口頭禪。

而那位在片中始終缺席的父親，也顯得那麼多餘和不從容。我們可以在邏輯上為《李煥英》尋找無數種說辭，但是李煥英本人對幸福的執著，卻始終需要賈文田成為這個理由中的另一半佐證。就像片末賈玲可以輕易撕掉一張結婚證，但是一張結婚證的組成，卻遠遠要比它的銷燬艱難與複雜許多。《李煥英》要說的，是為他人謀幸福，並不是一個站得住腳的命題，但“你好了我也好”，卻是一個兜兜轉轉重回原地的答案。在面對“穿越”這個已近談爛的題干時，《李煥英》於那個意外的結尾，給予了自己可貴的態度：它似乎說明，歷史終究不能改寫，正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改寫他人的幸福。只是，我們除了那些互相垂淚的濾鏡，那個修補破洞的補丁，卻再也看不到一個女人是如何婉拒她人好似先驗的抉擇，堅持自己對幸福一如既往的定義。如果說，賈玲的視點成為了揣藏故事謎底的技巧，那麼她也放棄了對一個女人，進行除卻“母親”這個凝視定義言說之外的可能性。

人不是先成為某一個身份的，她首先要成為一個“人”。只有你說清楚了一個人如何在自我中不妥協，才能書寫她在某種身份視野中，那些輕而易舉的妥協。因為每一個女人的自憐，總應該先於他人的憐憫之前——即便還沒來得及為自己的補丁纏針繞線，就已經去為另一個人收拾殘局。

座無虛席，

正因“歡迎光臨”

但是，在《你好，李煥英》中，我們終於看到了在國產喜劇片中，還有一種拒絕油膩的清脆。現當代國產喜劇電影，往往印有極為濃厚的男性標記，那些對權力、金錢、尊嚴和性的反覆揶揄，反倒成為創作者此地無銀的憑證。而把下三路認成調侃，將屎尿屁寫為通俗，在一個現實無比的世界中，仍舊要照搬那些無厘頭的歡笑，那麼聲量越發激昂，聲響便越顯聒噪。《李煥英》中的段子雖不高明，也很難將那些一波未起一波已平的包袱，同春晚小品做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不以損人來悅己，不以示醜作審美，便足以顯出它的別出機杼。

許多喜劇片，並不適宜所有年齡段的觀眾，即便是其中若有若無的玩笑，有時說給不適宜的耳朵聽，揶揄也會變為傷害。但《你好，李煥英》那些無有波折的順暢，那些還未來得及用理智替代情感的稚嫩，反而成為它天真洋溢的標識。如果說，當春晚之於春節的標誌性質，逐漸業已消退的話，那麼在第二天走入電影院，無疑成為了另外一種聚合全家人名正言順的儀式。而在春節檔中，相較另外一部將綜藝拍成喜劇片的首選，《李煥英》身上那些始終揮蕩不去的小品性，恰恰印證了它的天然無害。觀眾並不期待可以“笑到爆棚”，因為這些要求早已被日常氾濫的流媒體，在每日成百上千的半分鐘內所變著花樣滿足；而那些逐漸外擴不再向心的節日氛圍，也早已降低了觀眾篤信某一天大於一切的期待。而在這個日益奇妙的文化語境中，當小品逐漸變成相聲，相聲逐漸變成歌唱，歌唱逐漸變成舞蹈，那麼把電影拍成小品，似乎反倒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答案。

於是，這部在一定程度上收穫口碑，甚至主題早已先於內容走入媒介的賀歲作品，要打敗另一部略顯陳舊的IP，似乎並不是一個讓人意外的結果。當後者仍在重複那些早不新鮮的肢體語言，一邊指認著現實一邊扮演著神經喜劇，那麼它越想讓觀眾讀懂什麼，觀眾反倒覺得越迷茫。唯有《你好，李煥英》那些雖然粗糙，但是簡易好懂的歡笑，那些即使單調，卻仍舊見者有份的情緒，才能令大多數觀眾在年代濾鏡中，真正心無掛礙了一把。就像那在預告片中便用來打頭陣的“歡迎光臨”諧音包袱，重要的不是口味刁鑽，重要的是適合所有人。

或許，對於《李煥英》的強勁風頭，我們不能說是因為這個時代的人更嗜戀懷舊。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故去的追隨，對重演的窺探，的確在此作終顯得有道可循。在這個安全大於獨特，普世大於作者，標準答案大於審美傾向的文化語境中，將指摘變成不指摘，將呢喃變成不呢喃，或許才是用電影擁抱現實的最好解法。當然，我們依舊要對《李煥英》投以敬意，因為它仍然堅持說明：那些能為大多數人道的幸福，並不是私人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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