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後期比部之所以會失去勘會內外諸司的作用，甚至遭到被閒置的命運，固然起因於國家過分重視三司財務，以及方鎮擁有財政自主權，很重要的也是因為唐政府並不真的瞭解財務檢查的意義。

對審計認識的偏差

唐政府視財務檢查為財務控制，以為只要控制諸司或方鎮財務，就能穩穩掌握政權，殊不知財務檢查不僅是國家掌控財務運用，杜絕官吏不法的消極手段，同時還是觀察政府決算執行情況，考核官吏施政績效的積極方式。可惜的是，唐政府頂多知道防止官吏隱欺，卻沒有從健全國家財政的角度去認識比部的審計功能。

故只要求三司及在京各司自勾，而不知道倚重比部的他勾。至於方鎮的坐擁財勢，中央當然不樂見，但也不是從財務檢查的觀點尋求制約之道，而是以集權中央的心態，欲掌控其財務。由於唐中央對審計的認知有偏差，自然沒有充分授權比部，或給予它絕對的信任，故不獨比部勾諸道州府有困難，其權威也罕能伸向三司以外的在京各司。

當比部的他勾無法防杜內外各司預算遭濫用，或官吏違法失職等情事，則國家還能憑什麼方式瞭解內外請司的財務狀況？還能用什麼手法稽查官員的貪盜浪費行為？對於這個斷裂的環節，中央不思重振比部的權威與功能，採取的方式是一則借重御史臺的財經監督權，再則命出使郎官御史巡察地方，三則委觀察使等與所在巡院負稽核之任。總之，不外以延伸中央權力，增加中央耳目的手法，直接向下檢查，彌補比部無力他勾之缺憾。

御史臺是唐代的監察機關，其職司風憲，糾彈官邪，言事諫諍，肅整朝儀，推鞫獄訟，巡按州縣，並有稽查財賦等權力。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它的財經監督權。財賦乃國家命脈，亦最易生貪瀆、隱漏之事，若無人嚴管監督，奸吏必上下其手，國費將損失不貲。唐前期比部尚可發揮審計功能時，御史已執行部分監督財經的工作，如任監倉、使職以推逃亡，或勾當租庸地稅、禁斷惡錢等。而在安史亂後，國家財賦不歸於一元，又面臨方鎮的截留稅賦，於是中央更加倚重御史的監督之責，以緩和國家的財政危機，並加強訪察、彈劾財經犯罪，給國家多增添一分安定的力量。

御史臺的財經監督

御史臺財經監督權中最特別的一項，是其“專掌”戶部錢，《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貞元四年條：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榷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闕官體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戶部別貯錢存於戶部，由戶部分配支用。御史中丞專掌之，有學者指為戶部掌收，御史臺掌支。三司自理財務，自行勘會，包括在外諸州府或場監院的錢物，也由各司自行檢劫，並未提及要御史臺負責。

但戶部錢由“御史中丞專掌之”，也不是全然無據，《唐會要》卷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下》元和九年十一月戶部以除陌五文錢，量諸司食錢不充者，添本出放，敕：宜委御史臺仔細簡勘，具合徵放錢數，及量諸司閒劇人目，加減條疏奏聞。似乎御史臺以類似比部簡勘的權，檢査戶部所分配之諸司錢數，則所謂的“御史中丞專掌之”，其實是御史臺以財經監督權，制約戶部錢物的使用。同前書卷長慶元年三月敕：添給諸司本錢，……以戶部錢充。仍令史臺據司額大小，公事閒劇，為等第均配。

這裡戶部撥給諸司的本錢，就直接由御史臺分配給各司，而且由“仍令”一語可知，這已不是第一次了。此時的御史臺，顯然不只在執行財經監督權，它還依敕令分配財物。或許因諸司本錢原非戶部司的業務，戶部司只是奉命提供財源而已，除非得中央指示，沒有義務為其作等第給付，而諸司諸色本錢又沒有一個全國統籌管理的機構，在事急從權的情況下，姑且委託御史臺暫行分配之。

從這兩條史料看，戶部錢在用於諸司本錢上，確實都涉及御史臺，但我們與其說御史臺直接支配、管理戶部財物，不如說它其實是在監督戶部錢物的運用，執行的是財經監督權，這才是“專掌”的實質意義，而分配諸司本錢，應是臨時特命為之，非其常務也。御史臺與諸司本錢的關係的確非淺，然更可因此印證其扮演的是財經監督的角色，甚至被賦予瞭如同比部的勾檢功能。貞元十二年十二月敕，諸司食利錢“充添修司廨宇什物，及令史驅使官廚料等用，仍委御史臺勾當，每常至年終，勘會處分”。

這裡的“簡勘”、“勘覆”、“會”等語辭，與審計機關的勾檢意義無別，應該就是御史臺以監察之名，行財務檢查之實。而所謂“御史臺一人專知覆”，指的可能是侍御史，《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侍御史六人，…久次者一人知雜事，…次人知公廨，次一人知彈，次人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次一人知東推、理等…次待御史一人分司東都臺。”其中知公廨者，當即專知勘覆公廨費用，包括諸色本錢在內。

御史臺的檢核

御史臺的檢核不同於比部要求京司的四時勾覆，每季一申省，從其對諸司食錢“每常至年終，勘會處分”來看，即使是京司，也是歲終一度。勾覆公廨費用原本是比部的職權，唯唐後期似已不再見比部與諸司公廨有任何關聯，取而代之的竟都是御史臺的檢勘，這大概是中央因應勾檢系統的變化，所採取的相對措施吧！

御史臺的財經監督權，不只是彈官吏的經濟犯罪，還使用執行勾檢的方式來對帳，如元和十年正月御史臺奏：“秘書省等三十二司除疏外，見在食利本錢應見徵納及續舉放所收利錢，準敕並充添修當司廨宇什物，及令史驅使官廚料等用。”食錢帳歷在報與御史臺時，已區分應在、見在帳，即欠付、已納兩部分，這與前期出土文書所見之做帳方式是相同的。食錢又因放貸、出舉，應該分列本、利錢二項，帳歷當仿《唐天寶年代燉煌郡會計牒》宴設廚、病坊之本、利錢項而製作。

食錢有部分改案額為“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準敕亦由御史臺“年終勘會”，其置案曆的方式是：“勒本司據見在戶名、錢數，各置案暦，三官通押，逐委造帳，印訖入案。”此與前文所述之帳歷要項，判案署押，勾司用印，幾乎完全一致，可以說製作帳歷，勾檢文案的整套程式，全盤複製到御史臺的財經監督方面。故至少從京司請色本錢而言，御史臺已取代比部，成為融合財經監督與財務檢査於一體的新制度。

唐後期比部依然存在，除了偶然對天下州府的勾檢表示意見外，鮮少見其處理在京諸司的財務案件，其權力的陷縮是無庸置疑的。然而較特殊的是文宗開成三年七月，因尚書丞郎官入省日每事闕供，故賜尚書省本錢，並日：“每至季終，委都省磨勘，申中書門下。”都省本錢未交付御史臺勾檢，而由自身磨勘。都省是全國最高勾檢機構，以署覆一般行政文案為主，像本錢這類財務，或許還是交由比部來勾檢。此處的季終磨勘，不同於御史臺的年終勘會，而與前期比部的慣例“四時勾會於尚書省”若合符節。

貞元十二年御史臺大規模簡在京諸司本錢數時，都省及六部諸曹司都包括在內，而元和九年簡勘三十二司時，已完全不見尚書省蹤影，是否自此尚書省的財務勾檢又迴歸到比部，則開成三年敕命都省（比部）磨勘，就不能說是特例了。當比部權力弱化，在京勾檢的範圍大幅縮小時，御史臺雖然承擔部分本錢勾檢的責任，但也還是以財經監督與彈劾經濟犯罪為主，並未取代比部的他勾機制。

安史之亂後的財務監察

安史亂後，方鎮的財政自主權擴大，中央為了宣示權威，強化對地方的控制，更為了收回財權，整頓不法，不得不更依靠使職差遣與使者巡行。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述其職為：“於是有出納奇贏之羨，勾會考校之政。”館驛使於大曆十四年起多以御史為之，亦御史臺監察職權的延伸，當然也包括財務監察在內，所謂“奇贏之羨”即官本來源之一，而“勾會考校之政”可能就在計會官本利。中央不定期地派遣諸使按察各地，且常付予檢查財務的責任，顯然不單在遏止地方之經濟違法，還有勾徵隱漏，增加地方收入，甚至挹注中央財政的用意。

唐後期頻繁而廣泛的遺使巡行，表面上是訪聞、覺察某一特定事項，實則也包含財務、贓狀等具體的檢勘過程，而地方官本的實行情形，想來也是勾檢專案之出使郎官御史的財務檢查，屬於非常態性的臨檢，時而與其並同訪察的所在巡院，則別有專司勾檢的常置吏職。巡院是唐後期三司設在地方的辦事機構，直屬中央而遍及諸道，以負責財務行政為主，但元和以後多帶憲銜，漸發展出監督職能，是中央瞭解地方財務狀況，並舉聞弊政，具有高效率特點的派駐機關。三司官典及諸場庫有專司勾檢的職官，如勾檢、勾覆、勾押等。而同樣隸屬於三司的巡院，既處理地方的財政事務，當然也應有檢查財務的人員，如巡官、巡覆官、勾檢官等即是，三司巡院遍於全國各地，設定次第與等級差別亦有不同。

雖然不能確定各巡院皆有相同的財務勾檢官，但從朝廷屢次要求其與出使郎官御史同訪察聞奏，並指明借重其“計會審”能力，及可知的幾種勾官職務來看，巡院具勾檢職能是確然可信的，它是中央威望不足，與比部權力弱化後，朝廷無力要求地方如實奏報財政狀況，只好委託地方派駐機構協同檢查當地的稅務運用，及貪贓不法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隸屬於中央的巡院，其實具有監察藩鎮財務的作用，或許亦包括簡勘官本錢。至於巡院能否發揮預期效果，似又因時因地而異，未敢太過高估。

唐中央對地方財務的檢查是多方面進行的，後期州的自勾機制並未破壞，所謂“諸道年終勾當”，顯示地方仍在逐級勾，則中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指令下達給專責地方官，並由其承當一切後果。錄事參軍既是勾官，又有糾正非違的監察職能，唐後期還擴大它的財政權力，則中央將州府事務責成錄事參軍來處理，其用意是不難理解的，如長慶四年義倉多被盜用沒入，制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大中元年添給諸道諸軍官料錢，敕旨仰觀察判官與錄事參軍同勾當；成通八年州縣病坊賜米及本利錢，委所在刺史錄事參軍縣令糾勘。長官、勾官勾當、糾勘諸事，絕非只是分配錢物而已，重點應在財務檢査。

被破壞的財政體系

自方鎮勢力興起後，唐中央對指揮地方深有不從心之感，諸州府之錄事參軍既仍須將勾帳報於比部，唐中央何不順勢抓緊這個可以控制地方財務，又可抗衡長官的錄事參軍？或許因此唐後期中央在財務方面，多直接指令錄事參軍負責，而少讓刺史專知；也由於錄事參軍的特別受倚重，所以其位秩與禮敬都較前期加一等，蓋尊其任也。唐政府為了觀風俗、察善惡，自貞觀以來已遣巡察、黜陟等使分巡天下，此後使名屢有變動，至開元二十二年設採訪處置使，而其任愈重。

一方面繼承前期諸使之監察性格，他方面則亦關與管內之行政、民生。在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處置使，併成為道的基本使職。唐後期中央除了加重州府錄事參軍的權力與責任外，也經常要求帶憲銜的諸道觀察使，按舉不法，嚴加覺察財政等事務，如會昌元年置館驛本錢，量事供給前任官等，每至年終由觀察使檢查官錢，併科配論罪。事實上，要了解財務運用得當與否，非檢查財務文書不可，觀察使本身即使不直接從事審勘的工作，也會交代其下的判官來勾檢，這在唐前期似已形成慣例。

安史亂後，中央權威雖然削弱，但州府仍應申勾帳於比部，《唐會要》建中元年比部狀稱：“準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敕，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準限比部者。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今請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勾當，發遣申省。”在制度上，州府的勾帳應由觀察判官按覆後，再申送比部。只有當州府不依制行事時，中央才要求觀察等使出面調解，但相信觀察等使還是不會自行計會勾當，必仍交由觀察判官來按覆。唐代前、後期官本的財務勾檢顯然有極大的差別，前期財政一元化，自中央至地方官本的會計賬簿先由各司計會，再牒各級勾官進行獨立審計。

然安史之亂打壞了既有的財政體系，自此中央三司並立，互不隸屬，地方藩鎮割據，自擁財權，位卑職輕的比部郎官在沒有朝廷強而有力的支撐下，不但指揮不了三司與在京各司，更別提在外的諸道州府了。但唐政府不願就此任官本利散失，在京司，它靠著加強御史臺的財經監督權，維持中央權威。在地方，它派出使郎官、御史分察天下，借重諸巡院的勾檢吏職，要求錄事參軍盡忠職守，也委以諸道觀察使與判官督責與檢查之任，藉此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

結語

從中央多方面的派員或就近監管方鎮財務來看，其與地方爭奪財政控制權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中央欲藉著財務控制，達集權之目的，反倒忽略了財務檢不僅僅是財務控制，更應優先考慮地方財務的執行績效，及其對人民生計的影響，故隨著比部審計權的弱化與方鎮自主權的伸張，中央與地方已在財務檢査上，悄然展開一場權力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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