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的“呂氏之禍”之所以沒有釀成大患是跟劉邦生前的佈局有著很大關係的，這件事張良和陳平都沒法幫他謀劃，因為二人都是局中人。在立太子這件事上，陳平甚至沒有出現，而張良退隱得很不徹底，據《資治通鑑》記載，張良正是因為此事而入局，最終被呂后逼著破了“辟穀之功”，也算是被逼死的。

連立太子這關二人都過不了，更別說“倒呂”了，甚至也沒做成“託孤之臣”，所以，劉邦自然有他高於張良和陳平的地方。

用智決一時之利害，劉邦不如陳平；運籌帷幄揣摩天下之事，決勝千里之外，劉邦不如張良。可以說沒有陳平和張良，天下不歸漢，高祖也只是外強中乾罷了。但天下既定，為後世子孫計，則陳平、張良之智或有所不及，劉邦則常不動聲色便規劃完成，依之後局勢的發展來看，就像事情是按照他編好的劇本發展一樣。

劉邦曾和呂后談道：“周勃雖然是個武將，書讀得不多，但是很厚重，以後能穩住漢家江山的必然是他，可以讓他做太尉。”

但劉邦說這話的時候天下已經安定過了，這個時候又會讓周勃去安誰呢？彼時恐怕連呂后都沒想過之後會有“呂氏之禍”，劉邦就把這個必然勘破了，既無動機，呂后大概也不知道這話是在說自己。

既然如此，為何劉邦還要留下後患？還是大勢所致，歷史是有經驗的。

周武王崩，繼位的成王年幼，而三監叛，就是欺負成王及其背後沒有鎮得住的人。所以，劉邦也有這樣的擔心，惠帝性格懦弱，此時除掉呂后，劉邦身後驕兵悍將將無以制衡。而呂后本人為家之主母，豪奴悍婢自能消停，且輔佐劉邦定天下，素為大臣所敬服，也唯獨這點可以震懾他們的野心。待到惠帝羽翼豐滿，呂后大概也已經不復當年，終得以還政，這是劉邦為惠帝的長遠計劃。

只不過，劉邦雖然沒有除掉呂后卻也適當削弱了外戚一脈，在一個“天下雖然有變，但不飄搖”的程度，所以，以樊噲之功必然是劉邦的首要目標。這裡不是劉邦單單對樊噲不仁，當初樊噲和劉邦一起攻城略地，功勞不可謂不多，甚至在鴻門宴上，范增唆使項莊舞劍，不是樊噲衝進去責備項羽天下歸誰就難說了，可以說他們之間的感情是很深的。

然而，當有人因憎恨樊噲而誣陷他要殺掉戚夫人和趙王劉如意的時候，儘管此時樊噲正在討伐燕國，劉邦竟然立即派陳平和周勃去軍中殺他，這必然是劉邦有意為之。

因為有三點顯而易見：

1、樊噲並無反跡；

2、告發樊噲者的話真偽未辨劉邦就“草率”行事；

3、以劉邦之智，這麼大的功臣，如果沒有重大權衡是不會為了一個女人就這麼輕易殺掉的。

不但如此，樊噲還是呂后的妹夫，而呂氏族內的呂產、呂祿等都是庸才，他們定然也是無法制服豪縱的樊噲的，劉邦身後之隱患怕是沒有比這個大的了。

打個比方，劉邦視呂氏如鴉片、大麻，劑量大則殺人；劑量小則治病。若除掉了樊噲，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但是陳平和周勃大概是盤算著劉邦快不行了，二人尤其是陳平心中又素來對呂后有著畏懼，這次就沒有照劉邦的意思辦。巧的是，等他們回到長安劉邦果然已經駕崩了。

或許這次是老天爺看著天下紛亂已久不忍大動干戈，樊噲竟然於惠帝六年病逝。若樊噲尚在，除諸呂之時，呂祿定然不會被騙，周勃也入不得北軍。

如果要說樊噲和劉邦最是親近，假如他還在的話也未必會像諸呂那般反叛。但是，韓信、黥布、盧綰都在劉邦在世的時候就稱王稱孤，且盧綰還是那麼深得崇信，三人依然按奈不住相繼反叛，誰又能保證劉邦去世後，樊噲的那些屠狗兄弟們不會慫恿他，他自己也會因為沒了顧忌鋌而走險呢？

越往高了去人就會顯得越無情，無論是刻意的，還是不得已，那個大勢就會把人往那個方向推，最高處是天，故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但“天生萬物”，自然是個“生生”之意，人本身的存在就是明證，《易·繫辭》所謂“生生之謂易”，絕非是“惡”。定要論證“人性本惡”者，那他自己的“性”是善是惡呢？若是個惡，那這所謂的“人性本惡”是否就是其人自己的“惡言惡語”？這是個“燈下黑”。

《陰符經》所謂“天發殺機，斗轉星移”，自是人自己過於造作，也正因為如此，篤信“天人合一”的古人其敬天之誠非今人可比，這也正是“今人不見古時月”的原因，少了太多的“戒慎恐懼”，多的是對古人乃至對身邊人的苛責傲慢。

在神劇《大明王朝1566》播出後，罵嘉靖帝的聲音又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然而編劇劉和平的創作過程卻是對嘉靖帝無比虔誠的，並且在拍完最後一集後第一時間參拜了嘉靖帝的永陵。

只有對歷史心懷恭敬，才談得上真正從歷史中汲取經驗，也只有低下頭方能凝視那番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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