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宗諒，字子京，與范仲淹同為同科進士，也是范仲淹的好友。“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篇名動天下的《岳陽樓記》讓滕宗諒名聲大噪，然而慶曆四年一別，卻成為了范仲淹心中的痛，因為他寄予厚望的朋友倒在了他的前面。忍辱負重近三年，滕宗諒將巴陵郡打造成為一片安寧之地，高聳的岳陽樓是講述滕宗諒之功績最好的勳章，也見證了一名偉人最後的榮光。一生被貶卻能寵辱不驚，滕宗諒如何大有作為？

一、通力合作，屢次遭貶

大中祥符八年（1015），滕宗諒與范仲淹等為同科進士，心懷“慷慨兼濟天下”抱負的兩人結為好友，從此相輔相成。由“寒儒”成為進士後，范仲淹任職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訟獄、案件事宜，滕宗諒則任濰、連、泰州從事，兩人這一分別，再相見時已經過去了十年。天聖三年（1025），張綸代知泰州，三次上表，請修海堰，於是宋仁宗調范仲淹全面負責修堰工程。此時，滕宗諒任泰州軍事判官，負責協助范仲淹修堰。十年時間很長，但二人心中的抱負卻依舊不減，彼此約定為大宋王朝奉獻一生。雖然因為母親病逝，范仲淹辭官守喪，但臨行前他向張綸推薦了滕宗諒，興修水利這項利國利民的工程得以完成，滕宗諒是出了大力的。

守喪期間，范仲淹應邀執掌應天書院教席，在他的推薦下，滕宗諒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從此開啟了他不是被貶，就是在被貶路上的跌宕仕途。天聖五年（1027），滕宗諒任大理寺丞，負責稽核刑獄案件，剛正不阿的人在這樣的職位上會得罪不少人的，不出意外滕宗諒從中央被貶到閩北邵武縣。短暫離京後，滕宗諒被複用，任殿中丞，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景佑元年（1034），因為直言不諱得罪皇帝，滕宗諒被降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景佑二年（1035），因為好友範諷獲罪，滕宗諒被降為監池州酒。慶曆三年（1043），滕宗諒身陷“涇州挪用公款案”的漩渦中，范仲淹、歐陽修極力相救，止降一官，知虢州。慶曆四年（1044）春，這是滕宗諒最後一次被貶，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不斷彈劾下，滕宗諒被貶知嶽州，在此地重修岳陽樓。

二、相輔相成，戰功赫赫

北宋重文輕武，這些文官除了筆桿子和嘴皮子很溜之外，黨爭也是玩得飛起。滕宗諒因為與范仲淹交好，又在早年得到他的提拔，就算他真的願意置身事外，也無法消除身上的“標籤”。滕宗諒的仕途基本上和范仲淹掛鉤，然而能與“改革巨人”同列，代表著滕宗諒絕對不是個庸才。天聖八年（1030），范仲淹請求離京為官，這代表了滕宗諒在中央失去了重要靠山，於是他來到了邵武縣。短暫的失意沒有打倒滕宗諒，他在任職期間修建學校開化民智，訪貧問苦改善民生，做到自己盡力做好的一切。明道元年（1032），宋仁宗趙禎想要親政，且得到了范仲淹的支援，滕宗諒先好友一步入京，成為皇帝的重要助手。同年，玉清昭應宮失火焚燬，太后問責，滕宗諒藉機上疏請求太后還政，既維護了皇帝，也為范仲淹重歸鋪平道路。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同宰相呂夷簡相爭，范仲淹失勢，同黨皆貶，滕宗諒也因此一貶再貶，直到范仲淹再度起勢才得到重用。康定元年（1040），呂夷簡倒臺，党項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打算以武力迫使宋承認。范仲淹和滕宗諒受皇帝之託，負責防禦西夏東侵，這一戰雙方互有勝負，但西夏進攻受阻。慶曆二年（1042），李元昊再度來襲，宋夏會戰，宋軍大敗，西夏得以進逼關中。滕宗諒當時鎮守涇州，無兵無將的他積極組織群眾保衛家園，組建義勇刺探敵情。涇州戰役勝利，為了慶祝和穩定局勢，“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這番挪用公款恩惠了人民，滕宗諒自己卻遭殃了。

三、貪汙冤案，天下第一

眼見自己的聲望達到頂峰，加上宋仁宗有心改革，以范仲淹為首的一群人掀起的“慶曆新政”。新政影響太大，福利階層的怒火不僅是范仲淹難以承受，就連滕宗諒也身陷囫圇。扳倒范仲淹或許很難，但讓滕宗諒倒黴就太簡單了，因為私自動用公款犒勞士卒和撫卹家屬，滕宗諒被彈劾濫用官府錢財，害怕牽連無辜的滕宗諒打算一人承擔，將賬本和撫卹名錄等全部燒光，反而把罪名坐實。雖然有范仲淹的力保，但滕宗諒還是離開了夢寐以求的權力中心，被貶知嶽州。

“知命樂職，庶務畢葺”，習慣被貶的滕宗諒沒有時間也沒有想著沮喪，而是在巡視完轄區後製定了治理計劃。在滕宗諒的帶領下，水患得以緩解，人民安居樂業，重修的岳陽樓受到當地百姓和好友范仲淹的極力稱讚，“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范仲淹的舉薦，加上勘察“涇州挪用公款案”的中使太常博士燕度證明了此事是冤案，滕宗諒得以調任江南重鎮蘇州知州。此時，新政改革以失敗告終，范仲淹雖然在鄧州優哉遊哉，卻依然心心念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向滕宗諒發問“吾誰與歸？”然而回應他的卻是好友的逝世。

因為聞名天下的《岳陽樓記》，滕宗諒之名得到間接的宣傳，但他的光輝被范仲淹悉數掩蓋。“第以束髮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文武雙全的滕宗諒儘管一生坎坷，卻沒有被困難和挫折打敗，從未身居高位的他卻很好的詮釋了什麼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與其說是《岳陽樓記》和范仲淹讓滕宗諒的名字有了些重量，不如說是滕宗諒成就了名篇的傳唱，沒有他的克己奉公，又怎麼會有拔地而起的“天下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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