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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城牆——博山古城牆探析

由 夕陽紅似火 發表于 美食2023-02-06

曾經的歷史終究還是會

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一點什麼,

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一點,

翻開過往的篇章,

細說從前的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過:“歷史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戰爭相連而成,人的天賦就是進行永無息止的戰爭。”縱觀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戰爭史。自三皇五帝以降,打打殺殺、東征西戰的嘶喊聲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演了幾千年。間有功敗垂成者,有功成名就者,有名留青史者,有遺臭萬年者,歷史都以端正的姿態給予了他們最客觀的評價。可是作為建立和推動歷史發展主體力量的老百姓,卻被歷代史家壓縮成短短几個字,成為了一個又一個朝代的點綴品。“一將功成萬骨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當戰爭來臨的時候,百姓作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或遷徙異地,或躲進深山,或流離失所,或築城以御。當在沉默中必須滅亡的時候,老百姓會自發組織起來,團結一致,選擇在沉默中爆發。

博山自古是魯中重鎮,宋元以來,陶瓷、琉璃、煤炭產業迅猛發展,商賈雲集,經濟繁榮。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博山成為各方覬覦之地。《續修博山縣誌》記載:

博邑處萬山之中,非通都大邑之可比,宜有為兵革所不及者。然環山帶水,儼然四塞以無固,而又為齊魯門戶,故南北戰爭,每視此為必爭之地。故大兵往來,恆由於斯,即至戰爭寧息之餘,而小醜跳樑,亦時虞窺伺。

自明至民國,有案可稽的匪患、動亂記載有三十五處,頻繁時一年就達四五次。彼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人民荼毒,廬舍為墟” 。

博山自金、元時期設巡檢官職,明朝設立撫案行臺,後設兵備道僉事及青州府捕盜通判,“歷代添設官員,以資震懾,很為應時順勢的辦法” 。可是,戰爭卻並沒有為此而遠離這片土地。

終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顏神鎮舉人趙敬簡等提議:

本鎮雖有捕盜通判一員,出入無僚佐可屬,進退無城池可守。誠所為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請建石城,保安地方。兵備道副使王世貞據以上請。

巡撫都御史傅頤,巡按御史段顧言,行青州府知府李尚智,本廳通判倪雲鷳,諸城知縣李永康,臨淄知縣衛心,親詣本鎮,率耆儒鄉民,踏勘卜吉,督工建城,閱三月而告竣” (乾隆版《博山縣誌》在第二卷“城池”裡介紹說“三十八年三月經始,越五月告竣。”)

其規模如何?

城周圍三里,雉堞七百三十,高二丈三尺,廣五百一十八丈五尺。門四,南曰‘龍泉’,北曰‘範河’,東曰‘荊山’,西曰‘禹石’。

其實,在建立石城前幾年,時任青州府捕盜通判的魏怡,就“嘗建層樓於府館,以捍衛其治”,只是其規模較小,作用也僅限於瞭望。

▲王世貞

石城建成後,“則請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李先生,即明代文學宗派“後七子”領軍人物李攀龍。李攀龍,字於鱗,別號滄溟先生,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與謝榛、王世貞等倡導文學復古運動,被尊為“宗工巨匠”,主盟文壇二十餘年,其影響及於清初。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代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文學家、史學家,“後七子”領袖之一,始於李攀龍主文盟,攀龍死,獨主文壇二十年。博山建城之時,王世貞任分巡青州的兵備道副使,負責長、淄、萊、新諸縣的軍事。

石城竣工後,王世貞請李攀龍為此撰文以記,李攀龍遂寫下《建立石城記》,后王世貞將其連同自己所寫的《建城碑銘》一道,刻碑鐫立於石城之下。因李、王名氣甚高,諸多地方文獻都收錄了這兩篇文章。李攀龍在文中詳細記述了建立石城的目的:

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為父母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甒於篚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皆為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憯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為也!”

其中“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是指自天順年間至崇禎年間在當地發生的多次匪患。“冀氏”指冀景周,“姚氏”指姚世清,此二人分別聚眾起義,不久即被平息。永樂十三年(1415),蒲臺人唐賽兒“以妖術嘯聚賊徒董彥皋等六千餘人”,先後以卸石棚、岳陽寨為據點“出沒作亂”,後經“三勤我王師”終於平亂,但“賽兒竟不獲。”

▲南坪石城北門 李軍勇 | 攝

後人在談及這段歷史時,總津津樂道於當時兩大文壇領袖同為一城撰文,認為是顏神城莫大的榮幸。餘則以為此論有本末倒置之嫌,王當時是主政的父母官,為所轄之地一政績撰文紀念,原是官場上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既可凸顯其地位,又可彰顯其名聲,是一舉多得的事情。王與李又同為當時文壇領袖,私交甚篤,請李為之撰文,亦不過錦上添花之舉。

它的主要意義還在於,石城修成以後,為保護顏神鎮百姓的生活及生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顏神鎮志》對此評價說:“荒野百餘年來,忽增金湯,萬世永賴。” 譚景文在《博山鄉土志》中也說:“(修城一事)在顏鎮歷史上,實為空前的大建設。飲水思源,王世貞和趙敬簡諸人的思深慮遠,苦心經營,不知還有提到的沒有?”

成王敗寇,自古皆然。

歷代史書中對聚眾起義而最終又以失敗告終的起義軍,皆以“流寇、賊寇、盜匪”呼之。放眼當時,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四子朱棣為了爭奪皇位,發動了“靖難之役”,山東成了主要戰場,戰爭令百姓流離失所。

朱棣登基後,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大修宮殿,又組織人力,南糧北調,還開挖運河,先後在山東征調數十萬民夫,農民徭役負擔沉重。加上水、旱災害,瘟疫流行,群眾生活十分艱難。山東、河南等地的群眾到了吃樹皮、草根維持生活的地步。“民食草實為食。”永樂十七年(1419),“山東、河南、山陝諸處,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 《顏神鎮志•災祥》裡記載: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山東大飢。鎮民剝樹皮,食菜根,骨肉相殺。市頭有饑民仆地未起,稍強者即刮食,僕者呻吟,乞免片刻。

其悲慘狀況,幾百年後讀來仍觸目驚心。

此種環境下,走投無路的災民為爭奪一口糧食,為保全一條性命,只好揭竿而起。李攀龍文中所指的“妖女子”唐賽兒,就是其中一支頗具影響的起義隊伍首領。

唐賽兒為山東蒲臺人林三之妻,丈夫死後,在掃墓歸途偶得一石匣,內藏有寶劍兵書。經日夜學習,通曉諸術,遂削髮為尼,自稱佛母,宣稱能知生前死後成敗事;又能剪紙人紙馬互相爭鬥;如需衣食財貨等物,用法術即可得。《顏神鎮志•兵燹》中記載唐賽兒說:“世傳賽兒能剪紙草為人馬,手拿簸箕可以飛騰。” 唐賽兒傳教於山東蒲臺、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等州縣之間,貧苦農民爭先信奉。

朱清澤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對此有詳細描述:

蒲臺縣城(今屬濱州市)年輕女子唐賽兒,略通武藝和兵法,效法元末紅巾軍,以白蓮教聯絡民眾,自稱“佛母”。往來於益都(今青州)、諸城、安丘、莒州(今莒縣)、即墨、壽光等州縣,密謀在濱州(今濱州北)起義。

十八年初,率眾500餘轉至益都西南山區發展隊伍,立帥府於卸石棚寨(今唐賽兒寨)。該地峰高783米,四面皆危崖絕壁,上建水池、米倉,易守難攻。閏正月,唐賽兒以紅白旗為號發動起義,擊殺前往鎮壓的青州衛指揮使高鳳等官兵千餘人,聲威大震。附近九州縣董彥杲、賓鴻等數十支隊伍紛起響應,眾至數萬。山東布政使儲埏、張海等急向朝廷報警。

成祖朱棣聞訊,遣使誘降唐賽兒,被拒絕,隨即命柳升為總兵、劉忠為副總兵,率京軍5000前往鎮壓。二月十一,柳升率部包圍卸石棚寨。唐賽兒利用柳升驕狂的弱點,派人向其詐降,聲稱起義軍將從東寨門奪路尋水宵遁,騙得柳升派重兵據守東寨門外待戰。三月十三夜,唐賽兒命人驅羊群偽裝起義軍走東寨門下山,吸引明軍主力,自率眾從明軍薄弱處突圍,襲殺劉忠。黎明,柳升發覺中計,匆忙遣兵追擊,然不知唐賽兒去向。

十六日,賓鴻率莒州、即墨義眾萬餘攻安丘,遭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指揮王真率沿海備倭兵突襲,起義軍大敗,被俘殺6000餘人。唐賽兒等隱匿於民間。朱棣下令搜捕尼姑、女道士近萬人詰問,仍無結果;以“追剿不力”罪逮捕柳升入獄,以“縱盜”罪處死儲埏、張海等12人。唐賽兒起義,規模較小,時間較短,但發生在明朝興盛階段,故影響頗大。

▲東圩東北角圩牆 蔣平凡 | 攝

有明一朝,各地起義此起彼伏,當朝者疲於應對,此種情況下,修建城牆自衛成了地方統治者最實用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乾隆)博山縣誌》說:“崇禎十二年,通判董重捷倡議,增建瞭臺八座,今存六,其餘廢址尚存。” 《顏神鎮志》記載:“崇禎十二年乙卯兵荒,鎮東南一帶山谷不靖。本鎮通判董公重捷倡議紳民捐資,建敵臺九座。” 城牆用料石、灰泥所築,雉堞和城牆沿口、城門樓均用特別燒製的大青磚砌成,磚坯印有“博山城工”凹形字四個。

其後不久,

鎮人又議城垣太卑,且二面逼近山埠,慮難守禦。時際青州兵備張公問行(易州人)南出過鎮,士民以城卑請,增議孝婦、懷德二鄉協築,免修府城之役。準如議,即委董公商榷,添增有差,人皆樂輸,不假催督,磚石就緒。

可見民間對修城築牆、攻防之事極為上心,人人參與其間,不用催促督查,短時間內就把磚石等原料準備就緒。可惜因上級官員調整,這次修築未能成功,“未幾,公以察去,事竟寢” 。

顏神城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修築完成後,經崇禎十二年(1639)增建,一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因為城牆傾毀嚴重,才由博山縣衙撥出專款,進行了修葺加固。在近二百年的時光裡,這座城牆連同它的守衛者抵禦了敵人多少次進攻,又有多少鄉民因其而保命,現在已無可計數。

我們只知道,曾經的、現在的每一個博山人都應該好好感謝這座城池的建設者和保衛者,它使顏神在那個“九州雲擾,通都望郡,凋落多矣(孫廷銓語)”的動亂年代裡不僅得以保留,還使本地的經濟發展日盛,讓這一方土地上的老百姓受其蔭育而繁衍至今。

遠去的城牆——博山古城牆探析

▲覆石為頂的石屋 李軍勇 | 攝

歷史教科書義正辭嚴地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農民起義,使封建王朝改朝換代,或使王朝的統治政策有所調整,積極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反思,農民起義軍是不是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農民起義的結果是否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農民起義的成果是否真真正正地惠及到了農民?撥開歷史的迷霧看到的真相,或許更讓人無所適從。

農民起義的方式、結果或許各有不同,但是仔細推論他們起義的根源卻大體相似。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中曾細緻描寫朱元璋參加起義的心路歷程,得出瞭如下的結論:

這是一個真實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時代貧苦農民的唯一選擇。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誰願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時,那些農民被迫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推動封建社會的發展,直至它的滅亡。

這是他們的宿命。

所以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確實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也許不是那麼厚道,他們也許有著自己的各種打算,但他們確實別無選擇。

是的,當連生存這種最基本的需求都難以維繫時,揭竿而起或許是一種最好的生存方式。歷史上農民起義或者造反,多半出於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憤怒吶喊,是這種迴圈的先聲。幾千年來,各路軍馬南征北戰,各色旌旗東奔西突,各種吶喊此起彼伏。但是,我們或許更應該看到:每一次兩軍對壘後的屍骨遍野,每一次攻城拔寨後的妻哀兒嚎,每一次衝殺嘶喊後,都有一群群衣衫襤褸的隊伍扶兒攜女,流浪逃生,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透過起義實現一個現世安穩的生活環境,是每一個人的心願。所以,劉邦攻下咸陽,約法三章,安定局面;李世民長安稱帝,也把緩和戰爭,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作為首要戰略考慮;朱元璋南京登基,頒佈命令輕徭役,薄賦稅。這種結果是老百姓所樂見的,這種起義也是老百姓所擁護的。但是,有許多起義軍領袖顯然並不具備這樣的素質;或者說,在起義的前後時期,個人思想變化巨大,由一個優秀的起義軍領袖變成了縱情聲色、窮奢極欲之徒。江山未穩,考慮的卻是面南登基,獨霸天下。

李自成攻下北京後,拷掠前朝舊臣,屠戮虐殺無辜,把北京變成恐怖區。在他的授意下,民軍大面積地抓人、抄家、敲詐、劫掠,其部將劉宗敏趕製了五千套夾棍專門用來對付明朝官員,“凡拷夾百官……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棗林雜俎》裡說,被迫害致死的官員有1600餘人。此外,他們還對無辜百姓下手,“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劫掠還不算,又規定了新政策:“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前門驅虎,後門進狼!

太平天囯運動,被稱為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願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初期,洪秀全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這時候的他,應該是一心希望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後期,其本性便逐漸暴露出來,搶奪珠寶,擄掠美女,大興土木,濫殺無辜,不準平民結婚。

不僅如此,太平軍進軍途中,廢偶像、搗孔廟、燒經書,無所不用其極。《山曲寄人題壁•禁孔孟書》雲:“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金陵癸甲新樂府•禁妖書》雲:“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種種舉措,使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史料統計,太平天國起義直接間接造成的人員傷亡大於一戰、二戰等任何一場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傷亡人數最多的一場戰爭,大約多少人呢?——8000萬。而這裡面,90%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軍事家、史學家如何定義這樣的起義,我們不去探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戰爭中的每一個老百姓,都不願意看到或遭受這樣的荼毒。

遠去的城牆——博山古城牆探析

▲南坪石城 李軍勇 | 攝

清朝末年,捻軍在北方活動頻繁,其在博山活動的時間大致為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六年間。《續修博山縣誌》分別有以下記載: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十二日,捻匪入境。邑宰樊公文達率眾城守,勢甚危。幸大兵尾其後,城得無恙。八月,又至,幸事前邑人修築青石關,防禦甚固,不得入,颺去。

同治元年九月,劉德培邀南捻數萬眾來。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十三日,清兵追捻匪六萬餘人,自萊蕪長峪道猝至。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捻匪由夏莊過境。

同治六年丁卯,捻匪自蒙沂來,由漢王寨北去。

捻軍來來回回遊蕩於此,博山軍民則花大力氣修城築垣以防備。《續修博山縣誌》也同樣記載了這一時期博山軍民修建情況:

咸豐辛酉捻匪亂後,知縣樊文達重修牆垣,雉堞加高二尺,增築炮樓二座,北城樓之東旁曰“永清樓”,東城樓之北曰“定遠樓”。

咸豐十一年,捻匪擾境後,知縣樊文達會同萊蕪縣令會勘明地勢,約會淄川團長率士民修築(青石關)關牆,東西長二十餘里。緣山疊石,形勢險要,為入博要塞。……是年九月,捻匪二次來犯,縣民團在關防禦十餘晝夜,倖免於難。

咸豐辛酉捻匪入境,城外居民盡遭焚掠。事後士民倡議修築(東西圩)圩牆,建設炮樓,同治初年建立。

西圩在縣城以西,孝婦河西岸,包括稅務街、西冶街、北坦、西寨等處;東圩自縣城東北角起,繞峨嵋山至三元村南首,沿著河東岸,環城三面,至城西北角,與城垣相接。在冷僻處用亂石砌成,在險要點及繁華處,多用料石、灰泥。

邑自咸豐辛酉捻匪之亂,各區鄉村多修築圍牆以自衛,如黑山圩寨、岳家莊……盆泉……源泉……等處均築石圍。

如此密集而大規模的修築城垣,可以想見當時捻軍在博山活動之頻繁。博山南坪山上的古石城遺址,更是這一動亂歷史的佐證。

現在的古石城遺址,南北長約1000餘米,寬約500餘米,有大小房屋100餘間,四周有城牆,有的地方仍保留著完整的垛口。石城迄今雖只剩殘垣斷壁,但仍不難看出其當年恢宏氣勢。石城東側,有一取水處,上嵌石碑一塊,有“仙海”二字,落款時間為同治二年,即1863年。也就是這一年,在博境之地活動的捻軍就達六萬,而當時博山總人口也不過十餘萬。

在修築城寨的同時,博山人民也在知縣樊文達的帶領下積極籌辦團練以自保。《續修博山縣誌•兵防志•團練》中記載:“清咸豐末年,捻匪之亂,邑侯樊公文達籌辦團練。” “團練”標題下小注:“此清咸豐末年捻匪亂時團練情形。”李守中在《團練議》中評論說:“結聚鄉民,訓習武備,村堡密邇,聲勢相聯,犄角堵剿,足佐官軍之所不及,而附郭並足資城守,洵善策哉!”

譚景文在《博山鄉土志》中也說:“清廷派來僧格林沁攻打淄川,結果,德培敗死,捻匪散亡。推僧王致勝之由,得到吾博鄉勇助力,亦誠不少。” 根據縣誌記載,當時博境內成立團練的鄉、村五十餘處,各配有團長及丁勇若干,部分團練甚至還配有鳥銃等自衛武器。團練在當時動盪的社會為保護鄉民的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鄉鄉聯合,首尾相接,一方有難,四方支援,佐以各山城石寨防禦,進退靈活,補充了當時駐軍不足的缺陷,保衛了當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歷史的關注點永遠聚焦在贏家和少數人的身上,但是每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博山的城牆石寨建設,有王世貞、趙敬簡的功勞,有董重捷、樊文達的功勞;但更多的,是千千萬萬老百姓辛勤勞動的成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被歲月湮滅了名字,更無從得知他們的事蹟。但是我們知道博山的一磚一瓦,都有他們的汗水滴在上面。我們從有限的歷史資料中,找到這樣幾個事例。

焦桓,當時任郭莊大同會正團長,整飭團練有方,時人對其都極為敬佩。劉德培發動戰亂,被官軍圍攻,逼進了福山,焦桓率領隊伍對劉德培進行了圍堵,消滅劉德培隊伍幾十人。後來劉德培佔據淄川,多次攻打博山,焦桓率領隊伍進行了有力抵制,保護了鄉民安全。僧格林沁率大軍攻打淄川城的時候,焦桓入謁拜見僧格林沁,與其進行了深入交談,僧格林沁對其戰略大讚,並委以重用。

錢相城,字舜友,廩貢生,精於書畫。捻軍動亂時,帶頭辦起團練。其人剛正不阿,無論操練還是戰爭,都與丁勇同進共退,同甘共苦,部下對其也異常尊敬,無論大事小事,都不願有絲毫懈怠。動亂平息後,他又監修了博城東西兩圩,人獲安堵。

徐偉煜,當時任六合團長,訓練鄉勇,嚴密防守,多次擊退了劉德培的部隊。後來,又提倡修建圩牆,為博城的防守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於進海,在修築西圩的時候,命家人開置兩個小灶,準備好茶水供工人飲用,每隔五天就改善一下伙食,大魚大肉,讓工人恣意啖飲。後來,別的工段也開始效仿,工人勞動積極性極高,築削之聲,不絕於耳,使西圩的修建速度和質量遠超東圩。

……

在那樣動亂的年代裡,正是因為他們,博山的城牆才能日益堅固,博山的老百姓生命財產才能得以儲存,他們,才是這個地方真正的守衛者和保護者。

拾壹

遠去的城牆——博山古城牆探析

▲樊文達書秋谷防衛

歷史,翻到了新的一頁。

建國以後,和平的氛圍使東西兩圩逐漸失去了其防禦的功能;隨著一次次城市的擴建改造,石城拆除了,圩牆也拆除了;散落於各山頭的石寨也逐漸荒蕪凋敝。歷史,以她自己獨有的方式終結了一個時代,又開創了一個時代。

曾經的歷史終究還是會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一點什麼,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一點,翻開過往的篇章,細說從前的故事。

幸好,因園的長廊邊,樊文達篆書的“秋谷防衛”刻石還在。(李富源)

資料參考

1。博山區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博山舊志整合•續修博山縣誌》(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

2。譚景文:《博山鄉土志》,博山區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博山舊志整合》,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

3。《博山舊志整合•顏山雜記》

4。博山舊志整合•(乾隆)博山縣誌》

5。《博山舊志整合·續修博山縣誌》(上冊)

6。《博山舊志整合·續修博山縣誌》(下冊)

7。《博山舊志整合•顏神鎮志》

8。談遷:《國榷》卷十七,中華書局,1958年

9。當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兒》,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年

【本文選自老博山 特此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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