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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備任命龐統為軍師中郎將開始，就意味著劉備集團要將兵力分成兩部分，去執行兩個大任務了。

一部鎮守荊州，另一部自然是攻打益州了。

後漢時期，由於戰爭頻仍，部隊需要大量的參謀人員，也由此，劉備、曹操和孫權分別給參謀人員原創了三個軍職出來。

曹操獨原創的軍職是軍師祭酒。

這個祭酒的來頭很大，是曹操是仿效“五斗米道”建立起來的。

東漢順帝時，張道陵創立道教後，為了便於管理和教化民眾，設立了“二十四治”。負責每一“治”的首領，就稱為“祭酒”。

到了曹操這裡，在設立參謀處的時候，就把“祭酒”這個頭銜拿過來安在了參謀處主任的頭上，變成了軍師祭酒了。

在孫權這裡，也有類似的官職。如魯肅就被拜為“贊軍校尉”。

而在劉備這裡，則把參謀處主官的名字命名為軍師中郎將。

但要注意的是，孫權的贊軍校尉與劉備的軍師中郎將和曹操的軍師祭酒可不一樣。

曹操的軍師祭酒只有參贊謀劃之職而無領兵作戰之權，而孫權的“贊軍校尉”和劉備的軍師中郎將則不同，既有參贊謀劃之職又有領兵作戰之權。

由此可見，後漢時期的這三位大佬對軍權的控制力度以曹操為首，同樣也說明，那位奸雄了一輩子的曹操手裡面根本就沒有信任之人。

劉備把軍權一分為二，分得很平均。除荊州水師未分開之外，其餘各部基本上都分成兩份。

文臣，劉備帶走了龐統、法正和麋竺；武將，劉備帶走了黃忠和魏延。

部曲兵馬也一分為二，一部由陳到、魏延率領入川；後勤部門也分為兩部，一部由麋竺帶領入川，剩下的一部部曲和後勤部門由趙雲和麋芳執掌。

這種分法，是符合當時劉備集團的實際情況的。

關羽是劉備集團的水師創始人和水師統領，在由漢水和長江環繞的荊州，水戰為上。因此，誰都能離開荊州，關羽也不能離開。

後世那些不明就裡就嚷嚷著要用趙雲或者魏延替換關羽鎮守荊州，抨擊諸葛亮不會用人的人，都是在亂講。

那為何不是諸葛亮入川，而是龐統入川呢？

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諸葛亮和龐統雖然都是荊州計程車族，但要論資源的豐厚，還是諸葛亮佔優。

而且，諸葛亮投奔劉備得早，在身邊已經形成了一個荊州派的圈子，把諸葛亮留下更有利於荊州的穩定。

其二、諸葛亮的長處在於施政，想當年，他自比的可是“管、樂”。

而龐統則不同，他擅長的是奇謀，在他的自況中，是這麼給自己定位的：

“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

什麼叫做“論帝王之秘策”？指的就是陰謀詭計；什麼叫做“攬倚伏之要最”？指的就是隨機應變。

要論守，自然是越穩當越好；可要攻，自然是奇謀百出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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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攻佔益州，在名義上是去幫忙的。打著幫忙的名義去搶人家的基業，這種事情並非諸葛亮擅長，而恰恰是龐統擅長的。在加上一個善於幹“黑活”和“髒活”的法正，劉備攻打益州的班子簡直就是絕配。

果然，龐統一出手就震驚了劉備。

在劉備與劉璋會於涪城的時候，龐統建議：

“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

抓住劉璋就能平定益州？劉備可不這麼認為。

在劉備看來，益州的歸屬從來都不是劉璋說的算，而是益州計程車族們說的算。只要給予了這些大家士族們足夠的利益，益州早晚都是自己的。

可這卻需要時間。

龐統是荊州士族，法正是不得意的關中士族，如果一入川就對包括劉璋在內的益州士族動手，吃相就過於難看了。

龐統和法正可以不在乎，反正他們也不是益州士族，把益州士族消滅掉，正好可以給荊州以及關中士族騰地方。

龐統和法正可以這麼想，但劉備卻不能這麼做。他太知道世家大族的重要性了。

想當年，他在涿郡起兵，處處受人白眼，雖然立有大功，卻無立錐之地。好不容易獲得了孔融的一次邀請助拳，把劉備受寵若驚地大叫：

“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

之後，就連陶謙想要把徐州交由劉備執掌，劉備都不敢要。還是孔融和陳登二人透過關係找到了袁紹，在獲得了袁紹的首肯之下，劉備才戰戰兢兢地接過了徐州。

可當曹操拿下了徐州之後，劉備費盡心思拉攏的幾個徐州士族紛紛離他而去，如陳群。只有陳登還算是厚道人，替劉備說了幾句話，可隨即就被曹操打發到廣陵當太守去了。

廣陵雖然是個好地方，可也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那可是與江東孫策勢力相鄰的地方。這種地方沒有安排給曹操親信的大將鎮守，反而派給了剛投奔曹操的陳登鎮守意味著什麼？

在歷史上，凡是出現這種行為的，都是把不信任的人派過去起消耗作用的。

失去了徐州士族的支援，哪怕劉備再不情願，他也只能乖乖跟著曹操到了許都。

鑑於自己所經歷過的苦，劉備拒絕了龐統的提議：

“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

聽聽，劉備“此不可也”的前提是“初入他國，恩信未著”，而非不想把劉璋幹掉。換言之，只要劉備覺得“恩信立”了，那自然也就是“此可為也”了。

劉備攻打益州有兩個心理負擔：

其一、自己的“仁義”名聲。

劉備的名聲好嗎？

應該說，在攻打益州之前，劉備的名聲還不錯。尤其在荊州，由於諸葛亮等一些世家大族的投靠和有意識地讚揚，劉備很是收穫了一波加持。

而且，在曹操南下之時，劉備帶著他那可憐的幾千兵馬來到襄陽城下的時候，又拒絕了諸葛亮攻打襄陽的建議：

“吾不忍也。”

是真的不忍嗎？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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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此時荊州的兵權都集中在蔡瑁、張允手中，襄陽又在戰爭的一線，荊襄的大部兵馬都集中在這個地區，以劉備的幾千兵馬能在短時間內攻下襄陽嗎？

如果攻不下，曹操的南下大軍已經近在咫尺，聽聞劉備攻打襄陽不克，定會率軍倍道而進。到那時，劉備定會被曹操與荊州軍夾擊於襄陽城下。

作為久經沙場的“老油條”，劉備豈能不知道這其中的厲害？

因此，劉備所謂的“吾不忍也。”其實應改為“吾不能也。”

緊接著，另一幕出現了。襄陽城內以及周邊的百姓聽說曹操要來，劉備要跑的訊息後，紛紛選擇跟著劉備。

這讓劉備既感到這些年“人設”沒白設的欣慰，又讓他感到頭疼。

作為沙場老敗將的劉備，他太知道逃跑時輕車簡從的重要性了。要知道，想當年他和袁紹聯合意欲偷襲許昌卻被曹操反偷襲的時候，他可是一見曹操的大旗，扔掉老婆孩子就跑的。

可這些願意跟著劉備一起“跑反”的人他也不能扔下不管。這些人可不全是普通老百姓，大多是願意跟隨他的荊州士族。

普通老百姓家裡能有啥？全部家產充其量一副擔子、一輛小車就能搞定。可大家士族則不然，動輒幾十輛、上百輛車。

讓劉備頭疼的是，這些人他是真不想帶，可又不能不帶。帶了，在很大機率上自己要跑不掉；不帶，他這幾年精心設計的“人設”就將毀於一旦。

沒辦法，劉備只得命關羽用船帶走了一部分，大部分人跟著他走陸路奔往江陵。

其實，這些人也是不太聰明，他們都是被當年曹操為父復仇屠了徐州的經歷嚇怕了。要知道，那可是自董卓之亂後逃到徐州的幾乎所有士族啊！幾乎被曹操一網打盡。

但這次的情況是不同的，只要稍加判斷，就知道曹操此來肯定不會大開殺戒。

曹操已經奠定了在北方的地位，此次南下就是為了統一全國來的。在這種局勢下，曹操給這些士族們帶來的只能是笑臉，而非大刀。

可是這批人已經被曹操嚇破膽了。

這就苦了劉備了，再不願意，他也只能帶著這些人一起走了。

當然，該有的“人設”還是要有的：

“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其二、益州世家大族是否支援

對於益州的世家大族能否支援自己，劉備是沒有把握的。

在益州，世家大族主要分為了本土派、東州派、南中派。

南中派地理位置遙遠，先不提；東州派已經有法正和孟達投靠，僅剩下個李嚴。只有本土派是劉備搞不定的。這也是劉備為何不敢在涪城就對劉璋動手的原因。

劉備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因為直到他佔據了益州之後，那些利益沒有得到滿足的世家大族們仍然時不時的給他找麻煩。

劉備與劉璋涪城相會之後就率兵趕往葭萌關。至於出兵攻打張魯？那是不可能的。

劉備入川是幫助劉璋抵禦張魯的，既然張魯沒有主動來攻，自己為何還要主動去打？

那劉備幹了些什麼呢？只有一件事：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這個“眾”指的是誰？自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世家大族。

不得不說，劉備在葭萌關屯兵1年，取得了很大成果。不僅部隊由1萬餘人擴張到3萬餘人，而且還器械齊備，糧秣充足。由此可見，劉備對川東北士族的收服還是有成果的。

可劉備是來幹嘛的？

龐統見劉備動了心思，就獻計三條，劉備依中策行事，一舉斬了劉璋部將楊懷、高沛，佔領了白水關。

這一次，劉備的“仁義”消失了。他為了讓剛歸附自己的白水關3萬將士為其所用，下令“質諸將並士卒妻”。

這個做法如果換在曹操身上，大家或許不會吃驚，可一貫以“仁義”面目示人的劉備竟然也用這一招，就不得不讓人吃驚。他的“仁義”哪裡去了？

緊接著，另一幕出現了。

在打下涪城之後，劉備舉辦了一次酒會。在酒會上，劉備志得意滿，乘著酒興對龐統說：

“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奪取同宗的基業為“樂”？大家猜猜，劉備的這番話是酒後失言還是真情流露？

龐統卻說：

“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

大家再來猜猜，龐統的話是酒後失言還是真情流露？

其實，這兩人的話都不是酒後失言，都是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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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說，龐統裝什麼裝？你成天給劉備出一些奪取同宗兄弟基業的主意，現在反過來指責自己的領導不厚道，到底是誰不厚道？

可大家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漢朝士大夫們約定俗成的道德準則。

劉備之所以不受士族看重，並非僅是出身問題。

要知道，劉備家庭雖然敗落，但依然是漢朝宗室，大義的名分仍在。

不要說劉備的家族史是杜撰出來的，如果劉備的出身真的是假的，那麼，當他和漢獻帝、劉表、劉璋聯宗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提出質疑？

如果劉備的出身真的是贗的，他又哪裡來的對搶佔同宗基業的心理負擔？

既然此，那為何漢朝計程車大夫們為何還要給劉備安了一個“梟雄”的名頭呢？

所謂“梟雄”，指的是兩層意思：

其一、強橫而有野心

其二、對“梟”這種鳥類生活習性的誤解而引申出來的含義，指的就是“背刺”。

漢朝計程車大夫們對“背刺”這種行為非常痛恨的。他們結合劉備投奔過的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劉表的一系列經歷，認為劉備就是“梟”這種人物。因此才給劉備安了這麼一個名頭。

而龐統呢？他雖然盡給劉備出一些“奇計”，但這是一種職務行為，並不意味著他的道德感認同劉備奪取同宗基業這種行為，這就是龐統內心的矛盾之處。

他認為，職業是職業，道德是道德，二者不能混為一談。這種做派類似於那些在公事上盡做壞事，可在私德上卻可圈可點的人。這種人在歷史上大有人在。

正是因為龐統的這種“公私分明”的做派，他才會在劉備得意忘形之際脫口而出“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

看似酒後失言，但其實是真情流露。

而劉備呢？則恰恰相反。

劉備的發跡之路是坎坷的，從混社團開始，一生顛沛流離，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他的內心是沒有士大夫們這種道德感的。只不過在群雄爭霸的時候，他一沒有世家大族的支援，二沒有過人的本領，因此，他也只得營造出一副“仁義”的人設，不然，他拿什麼與群雄抗衡？

可當劉備奪取了涪城，認為攻佔益州已經指日可下之際，他終於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再加上喝了點酒，脫口而出那句經典的“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同樣，劉備的這句話看似酒後失言，但實質上仍然是真情流露。

至此，劉備所需要維護的“仁義”人設已經煙消雲散了。換句話說，他已經不再需要用“仁義”這個人設來掩飾自己的野心了。

攻下成都後，劉備為了安撫那些跟著自己打天下的人，下令除官府儲存的物資不能搶佔外，其餘的都分給將士。這種行為哪有一絲劉備過去“仁義”的影子？和拔城後放假三天又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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