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世民

《煙臺晚報》副刊有個“煙臺街”專版，發表過不少煙臺古往今來的故事。或許有人會問，一條街的滄桑能容納多少人間世事？其實，專版借用的“煙臺街”，並非特指煙臺市區的某一條街道，它是煙臺城市的建立發展中民間慣用的市區代稱，名稱由來類似“上海灘”，有特定時期節點，也具明顯地理特徵。

如果說元、明朝代的漕運船隊，在芝罘灣畔開啟與當地居民交易活動，由此播下煙臺被稱為“海上”的種子，那麼清道光六年（1826年），朝廷為鼓勵沙船參與海漕運輸而頒佈的漕運新規，則加快了“煙臺街”萌生髮育的進度。

百餘年前的“煙臺街” 資料圖

具有集市特徵的街巷雛形漸現

1826年清政府頒佈的漕運新規，明示漕船“八成裝米，二成搭貨，免其納稅以恤商”。新規實施初期，“船多貨少，未即一律有貨可攬”。因此港口貿易並沒有隨海漕的興旺而迅速發展起來，在煙臺港口進行貿易的貨物量並不大。民間交易方式也比較簡單，多在岸邊，由沙船船主自己與當地居民、商販以物物交換的形式進行，其貨種“入口不過糧石（指糧食），出口不過鹽魚”。

鴉片戰爭後，洋貨大量出現在南方沿海，使海漕運輸中的沙船貨源得到補充，不僅使漕運船舶捎帶的商品貨物量增加，也促使部分船隻從漕執行業分離出來，專事商貿。

此舉導致煙臺的西南河口附近集市範圍日益擴大，商品交易品種從初期的魚鹽果蔬、糧油燒柴，逐漸增加了日用百貨等生活物品，“大廟”周圍原本開闊的露天海灘集市，逐漸按商品種類劃分出專貿區域。

同期，世居奇山所城坐地戶中的富庶人家及依海港貿易發跡的外地商戶，利用擁有的土地和資本，陸續在集市區域和附近田野開店設鋪或建房出租，具有集市特徵的街巷雛形漸現。這些城鎮基礎建築，使原來集市區開始脫離“海上”空曠散漫的原始形態，“街”的外貌特徵漸入民眾視野。

在此期間，先後構連成形的街道有：魚市街、雞鴨市街、粉幹市街、飯市街、西瓜市街、老果木市街等。相關資料記載，這些以集中經營的商貨品種命名的集市街道，其始建時間與清政府頒佈漕運新規時間相接近，即1826年前後。

當這些帶有鄉集專賣區特色的街道與先前的“北大街”連結成片後，煙臺山已近在咫尺。民間據集市外在形態變化，感覺“海上”的稱呼已不太貼切，終借煙臺山之名，衍生出“煙臺街”之稱。

“海上”地名使用先入為主，所以形成與“煙臺街”雙名共用局面。

這一時期，“煙臺街”之稱的使用群體，基本侷限在平民百姓階層。

資料顯示，構成“煙臺街”的這些店鋪、民舍、街道歷經近百年。

上世紀初的芝罘海邊 資料圖

清初，煙臺無商業鋪戶，僅有流動小商販，售賣針、線、刀、剪、紙張等，主顧多為收泊芝罘灣的船民。19世紀30年代，隨漁業生產和海上通商貿易發展，逐漸出現固定鋪戶，代銷東北和南船來貨，併為其代購當地土特產品外運。據考證，最早掛牌的鋪戶是經營糧、鐵、煤等粗雜貨的“永成號”，創建於1830年，初無門市，只在大廟西南搭一窩棚營業。後期陸續建店設鋪的商戶，也多由棚戶時期過渡而來。這種集市情景，至煙臺開埠之初遺蹟尚存。

“海上”集市的習俗變遷

1940年出版的《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在介紹美國傳教士郭顯德初來煙生活狀況的章節中，從側面展示了“海上”集市的習俗變遷。

1865年，郭顯德剛由登州遷居煙臺，始居南鴻街東首，緊靠西南河沿。門前土路坎坷，汙水橫流，對門小店，騾驢成群，踢槽號叫日夜不休，草糞堆積如山，蚊蠅撲面，使人不能插足……為改善居住環境，郭顯德想在周圍尋一合適地點，加添房屋以備傳教之用。

經過勘察後，發現天后宮（大廟）附近人流密集，這處廟宇是南來北往船民的祭拜聖地，來廟堂敬香者摩肩接踵，且銀號及各種交易所皆在宮側財神廟定價。

“四鄉來埠作買賣者，都在此搭棚，陳列物品，人山人海，直成鬧市。當時在煙臺海灘，有一通行規矩，即有人能於除夕之夜，先搭一方丈之板棚在此海灘者，即可佔領一年據為己有。郭牧師見有機可乘，乃先在自己住處備材料、度尺寸，正合方丈之木房。好在自己是木匠出身，凡事都能作。當除夕之夜，各種買賣都已收市拆棚而去，家家都在包水餃、蒸喜餑餑之時，郭牧師即請數人幫忙，擇廟前適中之地，將木房豎起……及至爆竹一聲，春節黎明，街上幢幢往來拜年發財者絡繹於途，忽發現此不可知之洋房，群以為是天外飛來，籍籍稱奇……”

其實，當時此地屬於廟產，“煙臺街”成型之前，在此經營的攤販早至晚歸的習俗已發生變化，即使暫無固定鋪面的棚戶客商，也多是營業至大年三十拆棚，由牲口馱回鄉過年，正月返回原址搭棚續用。這些陳規舊俗的改變，證明“海上”地名生髮時期的原始狀態正日趨式微。

開埠初期的“煙臺街”上，人們的謀生方式開始發生變化，商業、運輸業和手工業逐步取代傳統農、漁業的主導地位，容納了更多脫離農業勞動的外地遷入人員。

早年“煙臺街”的市鎮面貌

關於當年“煙臺街”概貌，從英國皇家工程師喬治·巴蒂·費希爾寫於1863年的回憶錄中可窺一斑：

“1859年7月14日，費希爾等人到達芝罘，發現港內停泊有包括英屬在內的幾艘商業船隻，其中英國的商船主要從事鴉片貿易。上岸之後，費希爾發現那是一個貿易之地，沒有一個士兵的蹤影，只有遠處岩石上有一個哨所，走近一看，空無一人，遠處看到的長矛等武器，實際上都是畫在牆上的。”

“海邊的小鎮很小，大約是邊長600碼（近550米）的方形，顯得與港口的重要性不大相稱。這裡的貨物沒有儲存在鎮上，而是馬上被運到鄉下。鎮上的房屋修造得比較講究，一般都是用石頭壘成，也有用青磚的，屋頂覆蓋瓦或海草。鎮上到處是騾子和馬，是往內地運輸的主要工具，一般把貨物放在麻袋裡，再將麻袋放在馬鞍馱架上。鎮上很多人家的房前都放有飼養騾馬的石頭槽，有點兒類似於西班牙小旅館的特色。鎮上售賣的水果和蔬菜種類豐富，有蘋果、梨、桃子、杏子、李子、石榴等，還有不少沒成熟的葡萄……蔬菜種類繁多，幾乎應有盡有，除了作為英國人最主要的蔬菜土豆……費希爾見到一個鐵匠在用煤鍛造，就問煤從哪裡來，鐵匠說是從鄉下的山裡，但是在這裡煤只用於做鐵匠活，在冬天也不生火取暖，只是穿更多的衣服。費希爾觀察到，這裡多數的房屋靠燒土炕取暖。在離芝罘半英里外，有一個奇特的古老市鎮。這裡以前曾有城牆環繞，但是現在幾乎沒留下什麼痕跡，除了四座孤零零的城門。”（注：從景觀描述看，這裡應該是奇山所。是年，它與芝罘（煙臺街）之間尚存約800米的叢林田野）。

這篇簡短的見聞錄，形象地展示出當年“煙臺街”的市鎮面貌：有批次中外貨船將歐美國家工業產品及中國南方貨物經海路運至煙臺中轉；有大批騾馬馱隊直接將船上貨物經陸路運達內陸各地；有鐵匠紅爐和熙熙攘攘的集市為船隊和馬幫服務……

透過這名英國皇家工程師的觀察可以發現，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煙臺街”曾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面對迅速擴張的海陸運輸業，港口產業鏈難以銜接，配套設施明顯滯後，倉儲建設幾乎為零。

碼頭配套設施短缺，致使南方一些商號經紀人在這裡做生意，多寄宿船上。常是在岸上商號內開單蓋“戳”（圖章），再憑條到船上取貨，故稱這類商號為“戳”字號。此商俗明顯帶有“海上”時代印記。

在沒有可供靠泊碼頭、貨棧支援的自然港灣進行裝卸，這種交易方式，以其簡便快捷的優點在煙臺海口傳承使用長達百年。所以，英國皇家工程師的回憶錄中，出現了“這裡的貨物沒有儲存在鎮上，而是馬上被運到鄉下”的情景。此文也同時證實，這個建築佈局呈方形、被當地民眾稱為“煙臺街”的地方，在煙臺開埠之前，已經被西方外來者稱為“芝罘”。

據有關資料統計，這一年，即1859年，在煙臺港的進口洋貨中，僅英美棉製品就達2萬包（即100萬匹），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鴉片。對此，英國人在《1865煙臺貿易報告》中寫道：“將近三十年來，它和渤海灣的其它幾個港口一起，成為歐洲與中國商品的巨大貿易中心。”

從以上文中描述的集市環境可見，1826年前後已拉開基建序幕的“海上”，至1859年，已成長為中國北方海區一個重要貿易港口。雖然大廟附近海灘仍存在商貿棚戶區，但此時的港務活動已發展成驅動城鎮經濟運轉的支柱產業。由其帶來的陸運馱隊、紅爐鐵業、客棧車馬店、糧油加工、農貿市場等行業，初步展示出“煙臺街”的城鎮功能：

依靠自身產業體系，不僅能為大量過往船隊提供後勤補給，也能以比較簡陋的海、陸交通網路，發揮出集散港口貨物的作用。

這裡聚集的人口密度大，主要生產部門已脫離農業，並具有城市生活樣式，只是因缺少一個隸屬區域官方頒佈的正式名稱，客觀上強化了煙臺地名使用的階層化現象——民間稱“海上”“煙臺街”；清政府檔案稱“煙臺”；旅居此地的外國人則稱“芝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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