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風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國傳教士建成的。法國人稱之為“聖母得勝堂”（據說這名字中含有徵服者的炫耀之意），中國人則叫它“望海樓教堂”。教堂規模宏大，建築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國傳統建築中顯得鶴立雞群，另類而醒目。

說來也巧，就在這座教堂落成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帶出現了嚴重的旱災。對於一個農業國家來說，這是令全社會各階層共同焦慮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後來說：“天津一帶，自入夏以來，亢旱異常，人心不定。”連遠在保定的直隸總督曾國藩都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在書房裡一圈圈地踱步，擔心會發生什麼重大的禍變：“天氣亢旱，繞室憂皇，如有非常禍變者。”

有些人把法國教堂的建立和天旱不雨這兩件事情聯絡了起來。《造謠與近代教案》中記載“初七這一天，四鄉百姓進城赴廟求雨，行抵一處天主教堂，見房頂上聳立著高高的十字架，議論紛紛，以為久旱無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

當時華北各地同樣發生旱災，人們同樣把災害的發生歸咎於教堂，聲稱“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老天爺”，和天主教所稱的“天主”，顯然很難和諧相處。洋鬼子的教堂尖頂如同利劍一樣，直刺蒼穹，老天爺當然要生氣了。

就在這時，又一樁不幸的事件發生了。

望海樓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國修女建起來的慈善機構，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嬰堂，裡面收養了一百五十多名棄嬰。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乾旱越來越嚴重的時候，育嬰堂內暴發了傳染病，三四十名兒童接連死亡。

按理來說，修女們來中國從事慈善事業，收養無家可歸的棄嬰，看起來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她們的活動卻受到眾多中國人的懷疑。中國有一句俗語：“無利不起早。”為什麼這些洋鬼子要萬里迢迢，跑到中國來大施慈悲？這其中是不是包藏著什麼禍心？

和往常一樣，修女們僱人把這些死去的孩於埋葬在河東荒地。由於死的孩子太多，受僱者埋得非常草率，他們走後，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開。鷹啄狗刨之下，殘缺不全的屍骸零落遍地，招來大量的人圍觀。一個流傳已久的謠言似乎因為這個悲慘的場景得到了印證：這些孩於是因法國教士“採生折割”致死，傳教士們剜走了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們的眼，用來做藥材，然後把他們棄屍荒野。這就是西藥那麼靈驗的原因。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挖眼剜心用來做藥或者鍊金之類的說法，早就在中國流傳甚廣。有人說，明代利瑪竇等人來到中國，沒有什麼謀生手段，生活水平卻很高，因為他們會煉銀術，而煉銀之術，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或日：借斂事以刳死人睛，作煉銀藥。”

當時，這類傳說已經傳遍中國大小城市。所以，當殘缺不全的兒童屍體暴露在荒野當中時，天津人認為傳說已經得到了印證。

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傳說在天津城上空飛翔，全天津空氣中到處瀰漫著緊張氣氛的時候，一樁拐賣兒童案發生了。兩名人販子在天津靜海拐走了一個姓李的小男孩，在西關被人查獲。

這個案子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傳說的另一部分：長久以來，人們就在傳說，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錢僱用多人迷拐孩子，供作藥用。此案一發，民情洶洶，全天津都在議論此事。

天津知府張光藻連夜和知縣劉傑會審，地方官動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認自已迷拐孩子是為僱主藥用，但是案犯並沒能“供出教民”。甚至連兩名人販的名字都沒審出來。據案卷記載，這兩名人販，名字分別叫“張拴”“郭拐”。這顯然不是他們的真實名字。

雖然並沒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員把“從重從快”處理作為“平息民憤”的有效手段，十四日，兩名人販被砍了腦袋。隨後，一張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張貼到了天津大街小巷。告示說：

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詢明……是實，正法。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這張告示，是後來案件發生的一個關鍵點。

雖然審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卻在公文中正式宣告，迷拐幼童，用來配藥是確有其事的，並且以“受人囑託”四個字，將幕後的主使明確指向了教會、教士和修女。

這張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員階層對西方勢力包括傳教勢力的反感。釋出這道告示的天律知府張光藻是進士出身，做過數任知縣。由於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剛在曾國藩的推薦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當時絕大多數科舉出身的官員一樣，張光藻具有強烈的“樸素愛國主義”和捍衛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國古人向來自認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國家和民族都是未開化的蠻夷。

然而基督教文化的個性也異常敖慢。傳教士們隨炮艦而來，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粗暴地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挑戰，企圖在中國的“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豎立起光輝的十字架”。這當然引起讀四書五經出身的中國官員的本能反感。

張光藻的這道告示，讓法國教堂有組織地大規模拐賣中國兒童這一傳聞變成“板上釘釘”的可怕事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整個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門緊閉，把兒童藏在家裡，不準外出。民間興起一股自發組織捉拿人販子之風。

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一起拐賣案成為後續事件發生的導火索。

五月二十日傍晚，據說一個叫武蘭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憤怒的鄉民的“審問”下，案犯供述說，他是受教堂中一個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這個事。

“伊系趙州寧晉（津）人，幫船戶拉縴來津，有教民王三將伊誘入堂中，付伊藥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

法國鬼子提供迷藥，迷拐中國人挖心作藥，看來已經有了“鐵證”。讓這樣的禽獸在中國橫行，豈有天理嗎？我們中國人必須採取行動了！從此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很多人跑到育嬰堂和教堂門口喧鬧，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天津的外國人個個心驚膽戰。

面對洶湧澎湃的民意，劉傑和張光藻認為事關重大，不敢輕舉妄動，如何辦理，應請示駐紮天津專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決定。崇厚聽取案情後，也感覺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話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於是他派人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溝通，商定由人販子與法國傳教士公開對質。

五月二十三日（公曆6月21日）上午九點多，天津官員帶著“拐犯”武蘭珍來到天主教堂。他們“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把教堂裡的所有人一一傳來，都看過了，也並沒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關鍵是教堂的建築結構與武蘭珍供述並不相同。武蘭珍說他進入過教堂，在哪裡哪裡與王三交接，然而堂內並無武蘭珍所說的柵欄、天棚，“門庭徑路與犯供不符”，“該犯原供有蓆棚柵欄，而該堂並無所見，該犯亦未能指實”。顯然他沒有進過這裡。所謂迷拐傳聞更是遭到神父謝福音的矢口否認。傳教士謝福音說，教堂收養的都是棄嬰，乃是慈善事業。拐賣兒童，與教堂毫無關係。

雖然中國官員對天主教印象惡劣，但很多人對神父謝福音個人並無惡感，這個人一貫謙遜誠懇，待人非常溫和，樊國樑主教對他的評價是：“和於接人，智於處事，人皆樂與之遊。”他的辯護很有說服力。事實上，案件發生後，天津知府張光藻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弟知謝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

事情至此，可謂一無所獲，官員們面面相覷，感覺案子無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經激動起來的天津百姓卻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對質訊息，早已經有大批的民眾前往望海樓，圍觀的群眾達到萬餘人。天津地方官員帶著案犯離開之時，並沒有向百姓解釋教士的清白，也沒有發表任何安撫性講話。因此官員們走了之後，情緒激動的群眾仍然不願散去，不少人圍在天主堂門口，“見有教民出入則齊聲譏誚”。有一些人還前往附近的法國領事館去找法國外交官們算賬。“下午兩點鐘攻開啟始。法國領事豐大業先生的窗戶被人用石頭砸壞。”

駐紮在這裡的法國領事豐大業（也有人譯為豐大烈）這一年四十歲。他本來就是一個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動的人，又具有那個時期典型的駐華外交官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在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時經常出言不遜。中國“暴民”威脅到自己的安全，這令他感覺無比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脅，便穿著制服帶著秘書西蒙離開領事館……前往崇厚的衙門。”

來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據崇厚的彙報，豐大業“腳踹儀門而入”，一見崇厚就出言不遜，破口大罵。崇厚滿面賠笑，“告以有話細談”，豐大業如同沒聽見，從身上拔出手槍，對著崇厚就開了一槍。“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嚇得馬上跑到“後堂暫避”。

據崇厚彙報，經過衙門裡眾巡捕的好言相勸，豐大業悄悄平靜了一點，於是崇厚大著膽子從後堂走出來，“復出相見”，豐大業一見，又“大肆咆哮”，說：“爾百姓在天主堂門外滋鬧，因何不親往彈壓？我定與爾不依。”並且表示要去親自彈壓。崇厚向他通報了“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勸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天津的“水會”，又叫“火會”，是一個民間“ NGO ”組織（非政府組織），專為救火而設，其首領是地方紳士：“不同的火會和志願隊（‘義民’）都由士紳擔任其首領，這些名字登記在衙門中。”他們也參與維持治安，急公好義，保衛鄉里。這次聽說中國大臣被法國人打了，紳士們不約而同鳴起水會銅鑼，積蓄已久的水會會眾滿面怒容，手執刀槍，從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湧來，齊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門外。

因此崇厚勸豐大業不要此時出去。據說豐大業的反應是不屑一顧：“爾怕百姓，我不怕爾中國百姓。”怒氣衝衝，手持刀槍而出。

豐大業來到教堂前面的浮橋，恰與前來處理聚眾事件的天津知縣劉傑迎面相遇。二人開始對話。法方資料說，豐大業要劉傑平息暴民，知縣答說：“這不是我的事。”於是。豐大業拔出手槍向劉傑開槍，打傷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國民眾壓抑多日的情緒在這一瞬間被點燃。於是，人們的憤怒再也無法忍耐，如潮水決堤般迸發出來，一齊動手將豐大業、西蒙（豐大業的秘書）打死。

據說兩個人死得很慘：“豐大業頭面被刀劈裂，腦漿迸流，覆被長槍匕首刺穿右脅，鋒鍔深入於腹。西蒙與兇徒力戰逾時，渾身寸磔。”

憤怒的人們接著又衝向了法國教堂。

“暴動開始了，時在午後，謝神父和吳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內四面鑼聲大作，救火隊員、搗亂分子手執刀劍，向聖堂衝來。”

“群眾已經湧至天主堂前，此時二百餘名兇手衝過群眾，門緊閉，他們用力敲門。門將破，謝神父決定自己去開門，與群眾理論。初，群眾看見神父溫良可親，一時猶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張口說話，群眾就進入堂院裡大呼。謝神父與吳神父一同逃至聖堂中，將門關上，彼此念《赦罪經》。一門被武力推開，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門跳入領事館，藏在大石後邊，兇手追至，將二神父殺害。”

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國神職人員被殺死，至於被同時殺死的中國僕役等後來沒有具體統計數字。

當時的場景相當恐怖。“謝、吳二司鐸被兇徒剖開胸腹，臟腑盡塗於地。兇徒等見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將屍拋於三岔河中。復將領署與天主堂搶掠一空，舉火焚燬。”

焚燬了教堂之後，憤怒的人群又衝往仁慈堂，報復修女們。

還有大量人流一齊湧向領事館。領事館裡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門上的法國國旗，將裡面的東西打得稀巴爛。領事館旁邊的公館、洋行、美國和英國的幾處講書堂也統統被砸的一塌糊塗。隨即人們將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開辦的富昌洋行拆毀焚燒。事後查明，紛亂之中共打死外國人二十名（法國領事一人，隨員一人，法國教士和修女十一人，比利時二人，“俄國之行路人被殺男女三名”，義大利人和英國人各一名）。

除此之外，還有多名中國教民以及教會的中國僕役被打死（然而這些人的死亡並沒有被充分重視）。當然，還有大量財物遭到搶劫。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之所以會發生，一是因為老百姓封建迷信，把天氣乾旱和棄嬰的死亡與外國教堂聯絡起來，首先對外國教堂心生厭惡；二是官員對於兩起兒童拐賣案的草率處理，不但將造謠傳說作為辦案的基礎，對於老百姓關心的案情實情也沒有公開及時的通報，致使民情激憤；三是外國列強一貫的蠻橫傲慢也是導致事態發展嚴重的催化劑。

天津教案的發生雖說事出有因，但是憤怒的老百姓打砸燒搶，甚至打死人的行為確實是不應該的，解決問題還是要透過正規途徑去解決。然而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國際背景對於解決這樣的問題也確實有難度，因此在三十年後發生了同樣類似的事件，只不過那次發生的事件要比天津教案影響大的多，涉及範圍廣的多，那就是清末歷史上有名的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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