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 作者 徐堯

交響音詩《千里江山》演出現場

在這場“致敬北京國際音樂節二十五週年”音樂會上，我有幸見證了一件藝術品的誕生。早在交響音詩《千里江山》第一次與世人見面前數週，我與作曲家趙麟曾有過一次對話，當時趙麟對我說，這部作品“不是在寫景，而是在寫人”，“不是在寫‘千里江山’本身，而是寫中國人在面對自然風景時的內心”，而該如何理解作曲家的這番話，一直是我聆聽這部作品時思考的核心。過去的兩個月裡，我在線上觀看了上海交響樂團舉行這部作品世界首演時的直播，昆明聶耳交響樂團2022-2023音樂季開幕音樂會上的演繹，以及中國愛樂樂團8月份攜這部作品舉行全國巡演時的現場。直到9月24日晚親眼見證了它在“致敬北京國際音樂節二十五週年”音樂會上的又一次上演，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終於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這是一場絕無僅有的“全明星”演出，每一位獨奏家幾乎都是各自領域裡的領軍人物，他們與此前這部作品上演時會集的以青年演奏家為主體的陣容拉開了斷層的差距，這使得當晚的演繹具有了為這部作品樹立全新標準的意義。為什麼只有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這場演出可以會集這樣一批大師級的演奏家？這就是音樂節存在的意義。音樂愛好者們都熟悉薩爾茨堡音樂節、琉森音樂節這些國外頂尖音樂節的名字，很多人都有專程去“朝聖”的經歷，但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還是衝著音樂節上的那些音樂大師才去的，這些金字招牌如果沒有大師們的光環加持，本質上或許一文不值。創辦25年來，北京國際音樂節一直都是國內最具號召力的音樂節，無數的大師、名團、委約作品都是明證，音樂愛好者們也都已習慣在金秋十月把目光投向北京。正是因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這種匯聚人氣的作用，才使得它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即使今年因特殊原因延期舉辦，所有人也都相信它會在明年王者歸來。每一名音樂家，每一名觀眾，以及每一位工作人員、媒體人、贊助者，其實都是音樂節的一部分，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偉大使命裡，每個人都是這故事、這聲音的實際載體。

與音樂節理念同頻共振的是，交響音詩《千里江山》本質上也是把愛國主義情懷的宏大敘事轉移到個體視角的一次成功嘗試。對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在當代語境下的重新演繹，人們比較熟悉的是《國家寶藏》中演繹這幅畫“前世今生”故事的短劇，以及因春晚走紅、如今一票難求的舞劇《只此青綠》等。這兩者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有人物的，即前者裡的宋徽宗與王希孟、後者裡的“展卷人”與希孟等，他們的存在是舞臺劇這種形式的限制：故事無法脫離人物被講述。然而交響音詩《千里江山》則不同，它以完全抽象的形式演繹原畫，這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說在觀看舞劇時，聽眾被帶入了“展卷人”的視角穿越回北宋，在與希孟的對話中體會千里江山，那麼在交響音詩《千里江山》裡，這種間接的觀察都已經不需要了，在這個完全由音符構建的世界裡，聽眾的思考直接與畫作本身、甚至與他們心目中的江山圖景產生關聯，而這種人與藝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不斷髮生，《千里江山圖》就是其中產物。

透過這種方式，聽眾得以在心靈的維度上對話古人，思考“江山”對自己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當然，這個概念本身也是很抽象的，聽眾也許在感受趙麟作品裡的中式韻味之餘，會聯想到中國傳統文化裡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它們又何嘗不是更高層級上的“江山”的組成部分？音樂會上，餘隆與中國愛樂樂團在一曲《千里江山》後又加演了鄒野改編配器的《我的祖國》，實際上這兩首樂曲在精神層面上是高度一致的：千里江山就是我的祖國，我的祖國就是千里江山，對兩者的熱愛並無二致，我相信這也是趙麟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心中所想，作品裡隨處激盪著的家國情懷就是證明。這份情懷將是這場音樂會留給世人的餘韻，它不僅致敬北京國際音樂節二十五週年，也致敬中國古典音樂事業蓬勃發展的二十五年，更讓人對明年秋天的約定滿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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