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軍

與編輯工作貼得最近的，便是校對了。孫犁先生曾寫過談校對的專文，所論不僅全面而且深刻。

談校對，孫犁是從中華文化傳統的角度破題的：“我國的文化，優良的傳統之一，就是重視書籍、報刊的校對工作。凡是認真讀書的人，有事業心的出版家，有責任心的編輯人員，都重視校對工作。因為，有好文章，固然是第一義；但如果沒有認真的校對，好文章也會變為不好的文章，使人讀起來彆扭，甚至難以卒讀。至於寫文章的人，當然就更注意校對了，因為這一工作的負責與否，直接關係到他的文章的社會效果。”

接著，他轉而談到“古人”對校對的看法：“在古代，校書的人，都是很有學識的人。一般說，校書的人，比起寫書的人，知道的還要多些。……有很多古書，抄寫或刻印，都是作者或編輯者親自校對，一絲不苟，一筆一畫都有講究。有很多好的版本流傳下來，使我們祖國的文化，得以發揚光大。”“在我國，歷代的讀書人，都重視書籍的版本，校讎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

隨後，他談到了近代印刷業發達以後，校對逐漸從編輯的專業範疇裡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專業——“近代印刷術進步，書報發行量大多了，流傳更廣了，校對工作，就更繁重。因此，大的出版業，都特設了專門校對的機構，校對工作才從編輯工作中分工出來。”寫到這裡，孫犁先生筆鋒一轉，針對如何正確看待校對人員的問題，直指一種普遍的社會偏見，“好像校對人員比起編輯人員要低一等，其實不然。有些老的校對，正像老的排字工人一樣，是很有學問很有經驗的，常常為一般編輯所不及。”從一個德高望重的老編輯的文章裡，能寫出如此篤實真切的評價，無疑體現出孫犁對整個校對專業的高度肯定和尊敬。

寫到這裡，孫犁結合自身的實際體驗，舉出正反兩方面的幾個例項，來進一步說明校對工作的重要性——

一篇同類性質的文章，我寄給了《長城》文藝叢刊。他們把原稿謄抄一次。發排後把清樣寄給我，其中錯誤很多。我馬上把校樣寄回，附信請他們照改。結果刊物一到，令人非常不快，並且非常納悶。

那是短短一篇文言文，兩千來字。其中一句是“餘於所為小說，向不甚重視珍惜”。“所為”誤為“所謂”。好像我不是對自己所做小說，而是對一切小說，都不重視珍惜了。為什麼這樣改？我還想得通，可能是編者只知“所謂”一詞，不知“所為”一詞所致。……

不認真讀書的人，或者說，錯個把字算得什麼，何必斤斤於此呢？真正讀書的人，最怕有錯字，一遇錯字就像遇到攔路虎，興趣索然。

（上述引文均見於《孫犁文集》第五卷，第180-183頁）

以上所舉實證，皆是發生在別的刊物上。事實上，孫犁對自己所主管刊物的校對環節，同樣要求得極為嚴格。據天津日報文藝部老編輯董存章回憶，在1979年籌辦《文藝增刊》時，孫犁先生曾提出了《九條意見》，其中有一條就是：“校對要仔細認真，杜絕差錯，是杜絕，不是減少。”（《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上卷，第570頁。）從如此嚴苛的言辭中，不難體悟到孫犁先生對此事的重視，絕對是超乎常情的。

孫犁對文字一向有“潔癖”，對別的編輯是如此，對自己更是如此。他不容許自己的文章中存在哪怕是細微的瑕疵。他對校對的重視，當然是與這種“潔癖”有著直接的關係。及至晚年，眼睛花了，他有時會讓女兒幫他抄寫稿件。抄出的文稿，他也要親自校讀幾遍，才肯交給編輯拿去發表。有一次，他的《耕堂讀書隨筆·東坡先生年譜》在天津日報發了出來，“第一次看，沒有發現錯字。第二次看，發現‘他人詩文’，錯成了‘他們詩文’。心裡就有些不舒服。第三次看，又發現‘入侍延和’錯成了‘入待廷和’；‘寓意幽深’，錯成了‘意寓幽深’，心裡就更有些彆扭了。總以為是報社給排錯了，編輯沒有看出。”

過了兩天，孫犁又見到那位編輯，就把發現錯字的情況告訴了他。不過，“為了慎重，加了一句：也許是我女兒給抄錯了。”可是，孫犁還是不放心，因為女兒的抄件，自己是看過的，還作了改動，怎麼還會錯呢？於是，他又找出原稿再查，結果發現，女兒只是把“延和”抄錯了，其餘兩處錯誤，都是自己寫錯的。而在看抄件時，竟然沒有看出來。他頓時感到是錯怪了編輯，“趕緊給編輯寫信說明。”

這件事，讓孫犁先生心生感慨：“我當編輯多年，文中有錯字，一遍就都看出來了。為什麼現在要看多遍，還有遺漏？這隻能用一句話回答：老了，眼力不濟了。”

“這回自己出了錯，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孫犁寫道，“今後如何補救呢？我想，只能更認真對待。比如，過去寫成稿子，只看兩三遍，現在就要看四五遍。發表以後，也要比過去多看幾遍。庶幾能補過於萬一。”

一方面是自己要加大校對的力度，另一方面，還是要冀望於校對人員多加“關照”。然而，孫犁馬上就想到了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基於他的名望，和對他多年來嚴謹為文的信任，即便是很有經驗的校對人員，也不敢輕易改動他的稿件——這又引發了孫犁的憂慮：“老年人的文字，有錯不易得到改正，還因為編輯、校對對他的迷信。我在大雜院住的時候，同院有一位老校對，我對他說：“我老了，文章容易出錯，你看出來，不要客氣，給我改正。”他說：“我們有時對你的文章也有疑問，又一想，你可能有出處，就照排了。”我說：“我有什麼出處？出處就是詞書、字典。以後一定不要對我過於信任。”由此，他得出一種推測——“這次的‘他們詩文’，編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通的，有錯的。但他們幾個人看了，都沒有改過來。這就因為是我寫的，不好動手。”（孫犁：《老年文字》，見《曲終集》第87-88頁）

一個畢生與文字為伍的老編輯、老報人，從始至終，都對文字充滿了敬畏，對校對工作如此重視，實在令人感動。反躬自省，我們這些延續著辦報辦刊之文脈，傳承著煮字弘文之薪火的後來者們，是不是也該從中受到一些觸動，進而增加幾分對文字的敬畏呢？

（2022年12月17-19日，深圳寄荃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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