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即元熙二年，晉武帝司馬德文讓位於宋王劉裕。庶族出身的劉裕終於殺出了一條血路，打敗了那些士家大族，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利，東晉也就此全線崩潰。

整個王朝歷時一百零四年，共經歷了十一位皇帝，此後，劉裕改國號為宋，史稱劉宋。

在魏晉南北朝這個荒唐且混亂的時代，一百零四年的立國時間並不算短，但比起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其他王朝來講，東晉的存在時間又顯得尤為尷尬。

如果要從政治制度上來講的話，東晉的治理模式並不算落後，他們推行的是一種君主與臣子共同治理天下的新形式，在出身貴族的王導的鞠躬盡瘁之下，各大“士族”也能放下彼此的芥蒂，通力合作，後來的謝家更是能以區區八萬兵馬大敗苻堅，可在前期積累了一定政治資本的東晉，為什麼沒能走向輝煌呢？

從根本上來講，是因為律法的缺失。

東晉名義上推行的是一種“君臣共治”的形式，比如說，在東晉成立之初，皇帝將行政權交給了王導，將軍事權交給了王導的堂兄王敦，兩人與皇帝一起共同治理天下，這是東晉王朝的一個特色。

如果這樣的模式能往好的方向發展，那就是君臣勠力同心，共同經營好一個政權，可問題是，所謂的君臣共治並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也就是說，到底推不推行共治？推行什麼程度的共治？和什麼樣的人一起共治？全憑掌權者的喜好說了算。

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護，君主和臣子手中的權柄就沒有明確的界定，如此一來，身為皇室的司馬家族會擔心大權旁落，而作為臣子的世家大族中也會誕生野心家和陰謀家。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就單純拿王家來講，東晉之所以能夠建立，絕大部分都是王家掌門人王導的功勞，是他為司馬睿聯通了南方與北方的各大士族，讓他有了成為華夏正統的政治資本。

司馬睿念及他的功績，曾一度邀請過王導與他平起平坐，和他一起受百官朝拜，雖然王導拒絕了，他也恪守臣子的本分，安安心心地做個忠臣，可即便有王導在，也沒能阻止王家的野心膨脹。

當時，街邊巷口都流行著一句俗語，叫做“王與馬，共天下”，即王家與司馬家都是天下的主人。

事實上也是如此，擁有行政權的王導在朝廷內部執政，皇帝進言獻策，而擁有兵權的王敦則執掌兵符，擁有極高的權威。

手中的權力大了，又沒有法律和制度的制約，所謂一山不容二虎，誰願意與別的家族共擁天下呢？誰都不想把利益分一杯羹給別人，所以野心就會不斷膨脹，而且膨脹起來沒有任何束縛。

這也就催生了東晉王朝的亂象。

東晉的權臣士族之間不斷髮生摩擦，其中交鋒最為激烈的有四大家族，以王導為首的王家，以庾亮為首的庾家，以桓溫為首的桓氏，以謝安為首的謝氏，四大家族曾經輪流在東晉執掌政權，彼此之間矛盾重重。

不僅他們，別的士族之間也好不到哪去。

東晉之所以能夠立國，靠的就是士族的支援，內憂外患嚴重的情況下，司馬家族沒有能力在登上皇位之後過河拆橋，靠著士族登上王位，就得給足他們臉面，所以沒人敢對士族之間的較量說不，彼此爭鬥起來就肆無忌憚。

所以東晉的動亂非常頻繁，先後爆發了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桓溫之亂等諸多讓東晉大傷元氣的內亂。

後來前秦率大軍南下攻打東晉都城，士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危難迫使他們暫時放下對彼此的芥蒂，在謝安的領導下共同抵禦外敵，可在外力催生下的合作並不長久，淝水之戰後，又先後爆發了孫恩之亂、桓玄之亂等等。

這些事件雖說是內部爭鬥，但造成的影響卻極其惡劣，比如說在蘇峻之亂時，建康城的很多著名宮闕被焚燬，給歷史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

可以說，東晉是成也共治，敗也共治，如果當年的司馬家族不與其他計程車族分享權力，那它就不會被士族奉為華夏正統，在那個外族虎視眈眈的年代，盤踞在位置並不優越的建康城的司馬家很難更進一步，所以，他們不得不讓出手中的部分權利，以此來換取東晉王朝的成立。

但這樣的共治體系並不成熟，臣子的權利一旦做大就會把君主取而代之，同樣也會引起其他士族的不滿，讓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合作在瞬間崩塌，直至最後，由士族合作而建立起來的東晉，在士族的矛盾中分崩離析。

時至今日，東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千百年，處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中，我們沒有辦法說東晉的選擇是錯的，畢竟歷史不容假設，只是，東晉明白過來的時間太晚，如果它能給各大士族設定一個框架，或許就不會止於一百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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