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言

李唐王朝是中國古代輝煌的盛世王朝之一，它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璀璨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明。諸如影響深遠的科舉選士制度、流傳千載的李杜詩歌，無不彰顯大唐王朝的盛世繁華。作為一千多年前的東方王朝，大唐同樣面臨著各種複雜的外交關係。

其中最值得探索的就是大唐在與中亞地區古代王國之間的外交博弈，它們之間有和平往來，也有激烈地軍事角逐。

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大唐與大食也就是古代的阿拉伯帝國，在位於中亞地區的怛羅斯，也就是現在哈薩克江布林城附近，爆發了一場重大軍事戰役，歷史上稱之為怛羅斯之戰。意想不到的是，這場由古代東西方王朝主導軍事戰爭，最終以大唐軍隊敗走結束。

著名漢學家卡靈頓·古德里奇將但羅斯戰役稱作一場“改變人類歷史程序”的戰役，可見其意義重大。

當時究竟是何原因引發這場戰爭？大唐軍隊為何敗於大食？這對大唐的外交產生什麼影響？

02

唐王朝與大食國的關係

大唐能成為盛世王朝，它的實力是毋庸置疑的。同樣，與周邊王國的外交也一直是唐朝重要的政治活動。大唐建國之初，唐玄宗李世民就致力於維持貞觀之治，開創“天可汗”的地位，這對大唐與周邊各民族國家的外交有重要影響。

而西域作為大唐向西交流的重要地域，並且是唐朝與大食、吐蕃等王國交流溝通的重要門戶，自然成為唐王朝把控外交關係的重要方向。

唐朝十分重視對西域的控制，軍事上的佈局嚴密，並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指揮體系。此佈局包括河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安西四鎮節度使。西域的軍事防控，體現了唐朝的對外思想及對外政策。

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心是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壓制吐蕃，防止其與西突厥等聯手侵犯此地，以及預防大食的挑戰，威脅唐朝對西域的控制權。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貿易交往的順利進行。

實際上，唐朝在西域地區的外交政策重點並非壓制大食，而是吐蕃，也可以說是吐蕃與西域諸國的聯合。雙方沒有戰爭的時候，唐朝與西域諸國的關係可以說是較為友好，貿易往來也十分頻繁。但只並不意味這大唐與大食之間毫無矛盾，雙方也常有碰撞摩擦。

唐王朝在處理其他中亞小國請求支援，以抵抗大食的外交態度最能體現唐朝與大食之間的關係。唐朝對西域小國請兵抗大食，並非一味答應，也有明確不答應的時候。

當然，唐朝的這一外交決定並不取訣於西域小國的態度是否誠懇與否，也不是由這個小國與大食的關係，而是以這個國家與吐蕃的關係，及其在西域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唐王朝邊疆安全的影響。

簡單來說，唐朝對大食的態度取決於西域領土的安全，必要時才會主動出兵。正因如此，大唐與大食的關係較為友好穩定，雙方間的矛盾衝突同樣存在，但不涉及唐朝的邊疆安全就不會激化矛盾。

反觀大食王國，因其與唐朝的建立時間間隔不久，都處在勵精圖治，以求發展壯大的階段，雙方的關係也較為友好。

也正是這一時期，大食逐漸發展成為鼎盛的阿拉伯帝國，也只有東方的大唐王朝能與之相提並論。

早期階段統治大食國的阿拔斯王朝忙於應對其內部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鬥爭，沒有精力時間來考慮東方強盛的唐朝。直到阿拔斯王朝的開國元勳阿布·穆斯林逐漸鎮壓了反對派，才逐漸開始覬覦到通往東方大唐的西域絲綢之路。

阿布·穆斯林還曾制定過進攻大唐的政策，但並未落實。而當時的大唐的西域外交核心在於吐蕃。因其想奪取西域四鎮之地，導致吐蕃與大唐的外交關係一度針鋒相對，水火難容。正因如此，唐朝與大食的交鋒雖由來己久，但更多的是附於唐朝與吐蕃鬥爭旋渦中的間接的對峙。

03

怛羅斯之戰發生的導火索

相比於吐蕃，大唐王朝與大食的外交關係顯得較為緩和，似乎不那麼激烈。實際上，矛盾不會因為微小而消失，而是隨著時間積累，終究會迎來爆發的時刻。

怛羅斯之戰也同樣有大唐與大食之間矛盾積蓄，雙方蓄勢而發的過程。那究竟是何原因，導致一向是與大唐間接對峙的大食，爆發了重大區域性正面軍事交鋒？

戰爭的爆發離不開雙方的利益爭奪，這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與大食國間的怛羅斯之戰同樣有所體現。大唐對大食的外交底線是西域邊疆的安全，這也是怛羅斯之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石國。《新唐書》曾記載石國“去京師九千里，王姓石”，其國王曾先後被唐朝統治著冊封為“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都督”和“順義王”。

唐前中期，石國依附於唐朝，用以抗衡大食以及吐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前中期在中亞，特別是西域河中地區的對外交鋒處於優勢。唐中後期，盛唐有轉衰之勢，而西域仍然有吐蕃、大食兩大強國鼎力。

石國是處於中間的西域小國，並非一直追隨大唐，其常迫於兩大強國角逐的壓力，在大唐和大食之間攀附不定，這與大唐與大食對中亞諸小國的管控策略的變化與差異有很大關係。

大唐對中亞各國的管理，一般比較寬鬆，僅要求其以己制改稱都督、刺史，對內依舊自為王，唐朝對其既不進行派兵駐紮，也不對其進行內政外交干涉，還對其承擔政治保護義務。

在中亞地區，大食在經濟上收取重稅，並隨意徵調；在政治上，即使信仰伊斯蘭教，他們也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並被排除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在軍事上受到大食軍隊的壓力；在文化思想上，大食強迫給中亞諸國灌輸伊斯蘭教，威脅其傳統文化。

所以，在石國歸附大食十年後，漸漸心生不滿，轉而向向唐朝示好求助，史料記載公元762-763年，石國曾向大唐“遣使朝貢”。

而怛羅斯之戰的發生地點正好就是石國內的一個重鎮。可以說，將大唐與大食國的軍隊推上正面戰場的核心力量與石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此外，主導怛羅斯之戰的唐朝將軍高仙芝也是促使怛羅斯之戰爆發的另一重要因素。

據《舊唐書》記載：“高仙芝，本高麗人也。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曉果。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事節度使田仁碗、四鎮都知兵馬使。”

高仙芝作為唐朝但羅斯之戰的主帥，在域內外享負盛名，甚至被吐蕃和大食譽為，其戰場上的“中國山地之下”，其謀略和統御軍士的能力十分出眾。

為何說高仙芝導致了怛羅斯之戰呢？

高仙芝作為導火索之一，與石國同樣關係密切。石國問題真正的起源是“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勃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闊下，於是西域皆怨。”

可以說，駐守西域的將領高仙芝對石國採取的征伐，激進了唐朝與西域諸國的矛盾。最後的結果便是“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但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

《資治通鑑》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徐解，黃金五六真駝，其徐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由此可見，高仙芝對石國的惡劣態度導致石國向大食求助，也有史學家認為是高仙芝對石國的所作所為，即“性貪”，亦或是渴望軍工，導致了石國問題，最終導致大食與大唐交戰。

04

戰爭交鋒

史料對怛羅斯之戰的記載較的缺乏，大多語焉不詳，對整個戰爭過程以及唐朝軍隊的戰敗也一筆帶過，僅有《資治通鑑》對此記載較為全面。因為高仙芝俘虜了石國國王，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隨後石國向大食求助，要攻佔大唐的安西四鎮。

高仙芝知道這個訊息後，率軍隊“深入七百徐裡，至怛羅斯城”，。在與大食相持五日之時，葛羅祿部計程車兵叛亂，與大食夾擊圍攻唐軍，最終“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徐才數千人。”

參加此次戰役唐朝軍隊大約有2萬人，主導者為高仙芝。大食國此次戰役的主導者是呼羅珊的統治者阿布·穆斯林和他手下的將軍濟雅德。

它的力量是呼羅珊的4萬名宗教戰士，此外還有受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所控制的10萬多名屬國部隊，總兵力可能在15萬至20萬之間。

在軍力部署上，阿拉伯盟國具有絕對優勢。而就質量而言，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是阿拉伯人傳統的軍事中心，也是阿拔斯王朝的興起之地，且呼羅珊騎兵的素質出眾，乃為精銳之師。

唐朝的最大優勢是制弩技術和戰法己經成熟，唐軍通常使用四種弩，分別為伏遠弩、擎張弩、角弓弩、單弓弩，射程分別為450米、345米等，可在不同範圍內靈活運用，形成交叉火力，大食國軍隊在這方面低於唐軍。

在馬匹方面，阿拉伯人則佔據了絕對的優勢。阿拉伯馬匹是世界上最好的馬匹，唐軍無法比擬。因為從古至今，阿拉伯的馬是世界上最好的馬種。

公元751年，高仙芝得知大食國內鬥，於是決定遠征。同年7月，高仙芝的3萬名士兵在河中重鎮怛羅斯集結，並圍困了大食駐守軍隊。但很快，高仙芝對怛羅斯大食駐守軍隊的圍困就等到了援助，高仙芝被迫放棄圍困。隨後雙方在附近平原之上展開戰鬥。高仙芝指揮了14，000多名步兵，按照唐軍的經典戰術將其前後排列。

他們有一個由50人組成的團隊，形成了經典的三角形楔形陣列樣式，並以巢狀的棋盤狀進行排列，每個人都配備了長矛和弓箭，其中大多數人都配備了頭盔，一半以上計程車兵都配備了盾牌。

阿拉伯馬步兵部隊由10名成員組成的中隊組成10個編隊。受敘利亞希臘化的影響，其裝備與西方拜占庭步兵裝備非常相似。前六排步兵是裝備頭盔和盾牌的重型步兵，除長劍外還使用長矛和盾牌。

阿拔斯的軍隊在第一線的炮灰軍，無法承受唐軍的進攻，只是簡單起到消耗和拖延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越來越不利於異地征戰的唐軍。

經過五天的戰鬥，唐軍開始表現出疲勞感，在兩翼騎兵之間的戰鬥中，它們可是最不利的。中亞當地的騎兵，無論是盾牌還是馬，都佔據很大優勢。對於擅長衝鋒的唐軍而言，阿拔斯的多線部蜀起到了消耗了唐軍鋒銳的作用。

意想不到的是，葛羅祿部的軍隊臨時反叛，與大食達成協議，一同圍攻高仙芝率領的軍隊。公元751年7月，高仙芝被徹底擊敗，只有千餘人隨高仙芝突出重圍，殺出血路，並撤退至安西。

然而，無數的唐軍在混亂中陣亡，成千上萬的被俘虜包圍的唐軍成為阿拔斯人的戰俘。這是唐朝在蔥嶺以西最大的一次失敗。儘管後來安西軍迅速重建，但強硬的老兵隊伍己不復存在。

05

影響

怛羅斯戰役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朝在中亞地區的勢力，以及對西域諸國的控制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唐朝在西域的主導權完全喪失。

相反，此次戰役之後，唐朝仍積極進取穩定自己在西域和中亞的統治勢力，更加積極的向中亞進取。此外，戰役並沒有隔絕兩個國家的交流，無論之後唐與大食兩國之主觀意願與行動如何，都必將導致唐與大食所代表的東西方世界間的聯絡與交流的不斷加強。

當時，中國造紙術的西傳和伊斯蘭教義之開始有中文的記錄，這種文化層面的交流與傳播都足以證明怛羅斯之戰並未切斷兩國交往。

怛羅斯之戰屬於戰役層次，唐食雙方並未爆發民族整體的衝突，戰後兩國官方關係也未惡化，甚至其後有好轉跡象。但在整個人類文明史尤其是中亞的未來發展走向上影響深遠。

著名的漢學家卡靈頓·古德里奇將但羅斯戰役稱作一場“改變人類歷史程序”的戰役，而俄羅斯東方學學者巴斯赫德對這場戰役的定義則為，這場漢人與穆斯林的對決決定了之後中亞地區的主導權問題。

怛羅斯之戰實際上是中亞河中地區的大唐王朝與中亞大國大食、吐蕃，以及諸多西域小國間勢力之博弈。

唐朝的西向經營與大食的東向擴張是必然會發生正面碰撞的，依附於這東西兩大強國之間的西域小國則會為了追求自身生存利益最大化而推波助瀾。

石國作為怛羅斯之戰的導火索，正是這一事實的反映。而高仙芝則是激發此種矛盾，導致雙方正面勢力交鋒。

唐朝軍隊的戰敗，實則只是區域性戰役的失敗，並非整個唐王朝敗於大食。正因如此，戰後大唐與大食國的貿易往來及外交關係並未切斷，而是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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